大学生寝室关系调查:部分学生是小学生级情商

2013年05月15日14:34  新民周刊

  感谢同学不杀之恩

  日前,一项针对广州1500名大学生的抽样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学生对寝室内部人际关系不满意。寝室关系已成为当代大学生面前的一道坎。

  记者|应 琛

  又到一年毕业季。但刚刚过去的4月,却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戾气的烙印。

  复旦大学研究生黄洋中毒事件,勾起人们对过往那些校园血案的记忆。中国高校接连出现寝室悲剧,不禁让人唏嘘:“同窗共读,相煎何急!”

  “感谢室友不杀之恩”,这句调侃成为同学之间最流行的问候语,这句话也折射出30多年来高校同窗关系的变迁。

  日前,一项针对广州1500名大学生的抽样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学生对寝室内部人际关系不满意。寝室关系已成为当代大学生面前的一道坎。

  社会学家认为,要在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审视问题,只有将群体引向积极的方向,社会才会有改善。

  当我们向终将逝去的青春致敬时,留在心里的,除了“同室操戈”,是否还有温情?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如雅安地震里的“中国好室友”,为同窗情谊贡献一点点正能量。

  “危险关系”

  30年前,电影《女大学生宿舍》热映。影片讲述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中文系的五位同宿舍姑娘,尽管家庭条件不同、个性各异,但通过短短的一个学期磨合,终于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因为电影生动真实,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大多对影片中描述的同学关系感同身受。

  30年过去,在当下的大学校园,昔日那种亲密无间的同学关系,似乎发生了些许变化。近年来,“同室操戈”的事件并不鲜见,而归纳这些恶性案件,似乎都有这样几个关键词:大学、室友、杀人……

  2013年4月16日,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2010级硕士研究生黄洋经抢救无效去世,警方调查证实,同宿舍室友林某向饮水机中投毒,而林某投毒的动机,竟是“生活琐事”导致的矛盾。

  黄洋去世的同一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发生命案,大三学生小蒋被室友小袁挥刀刺中胸口身亡,起因是袁某没有及时给未带钥匙的蒋某开门。

  几天后的4月25日,安徽审计学院又发生寝室血案,一名大一男生持刀捅伤同专业的另一名男生。

  这样的极端事件,在此之前也常见报端。

  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的常某因为对宿舍同学不理睬自己而感到不满,投毒杀害同学。

  2004年,成绩优异的云南大学化学院学生马加爵,因为和室友打牌时发生口角,最终将室友及相关同学杀害。

  1994年,女大学生朱令就读清华大学期间,出现铊中毒的症状,最终导致严重的残疾。由于朱令没有铊的接触史,因此被认为是投毒事件。当时有怀疑是同宿舍同学所为,但至今没有找到真凶。

  尽管如复旦大学寝室投毒案只是极端个案,但当今中国大学生寝室关系变得愈发复杂与微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主任、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光兴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就直言不讳道,大学教育到了要反思的地步。“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大学教育,将来这类恶性事件会层出不穷。”

  徐光兴表示,如今,大学注重科研,注重学业,往往忽视了人文教育,这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很多高校存在有教无育的问题,教学生知识,‘育’却缺失。而‘育’恰恰是很关键的,其中包含人格、人性、人文关怀。”

  徐光兴进一步指出,如今的大学教育非常功利化,“许多大学生只关注自己的科研成果和学业成绩,只要追求个人的成功,就可以无视他人的生命和存在。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很可能最终造成学生有野心没人性,有知识没文化。”

  小社会困惑

  “寝室就像一个小社会,由学校宿管科统一管理。宿管科将寝室数量分派给各个学院后,由各院系辅导员根据学生名单来分寝室。一般来说,要兼顾地域,让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能住在一起,以便促进交流。其次,让那些长时间住校的同学尽量住在朝南的寝室。”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辅导员胡正明告诉记者。

  胡正明表示,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因为地域文化、生活习惯上各有差异,互相不理解、产生纠纷的情况势必存在。在做辅导员近十年的时间里,他见过各种各样的寝室关系。有的学生与其他寝室的人关系很好,而自己寝室的关系却很差;也有的寝室出现几个学生合起来孤立一个同学的情况。

  “在我分管的近六百名学生中,大概只碰到过三例提出更换寝室的情况。在我们学院,只要互换的双方协调好,上报学院和宿管科,走个流程就行了。”胡正明说。

  “这段时间因为高校接连发生投毒、刺杀等恶性事件,公众目光再次聚焦中国高校。”胡正明说,“作为大学中人,不是我要护短,我认为此类事件更多带有偶发性,而且与当事人有直接关系,只是说恰好发生在大学期间,发生在寝室之中。如美国校园的枪击事件,不能因此一味指责高校本身。就我接触到的学生之中,绝大多数还是正常的、善良的。”

  寝室,只是大学生人际关系的一角。对于一名大学生来说,大学是人际关系走向社会化的重要转折时期。

  在胡正明看来,大学生人际交往困惑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寝室关系。他表示,踏入大学,就会遇到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同乡之间,以及个人与班级、学校之间的关系等等。“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对于大学生的大学生活和未来事业,至关重要。”

  2006年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民调所的调查报告显示,当问及“你与同学关系如何”时,89.3%的人认为相处较融洽,只有10.7%的人承认会偶尔发生矛盾。从整体上看,同学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健康的,但仍有64.5%的人认为自己与别人交往“一般喜欢”或“无所谓”,可见大学生之间交往的主动性较为欠缺。

  另据《2010-2011年度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九成多大学生有过心理方面的困扰,人际交往压力、就业压力、处理情感问题能力不强是造成大学生心理困扰和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其中60%以上的心理压力来自人际交往。

  当“明珠”遇上“明珠”

  谈及导致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原因,徐光兴表示,自私自利是首害。“如今的大学生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家长们对于儿女掌上明珠般的呵护甚至溺爱,使他们树立了‘一切皆为我’的观念。而当这些独生子女们进入大学校门,好几个‘明珠’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一些学生自小养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就暴露无遗,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人际交往。”

  此外,应试教育被认为是导致大学生人际关系堪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曾针对何种原因引起大学生心理障碍展开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34.94%的被调查者认为,引起大学生心理障碍的主要原因是应试教育导致家长学校的过度保护,使学生缺乏应对困难及心理承受力等方面的锻炼。

  小学要上市重点,中学要上省重点,大学要上国家重点——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家长们对孩子的态度往往是除了学习以外,其他事都一手包办,这导致许多的学生心理发育不健全,素质不全面,

  “有些大学生是大学级智商,小学级情商,这些都使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和自身的心理问题时处于不利的局面,有了许多的不适应和不顺心。”徐光兴呼吁要尽可能培养学生的“情绪智慧”。

  当然,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也为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社会上逐渐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观念加重了部分大学生择友时的功利心态;光怪陆离的网络虚拟世界使部分大学生沉迷于虚拟世界而脱离了实际生活。

  同时,管理上的疏忽也给大学生人际关系造成了困扰,现在不少大学采取多校区办学模式,将高低年级的学生分在不同的校区,给高低年级学生间的交流造成了一定障碍,尤其是大一学生,他们刚刚入学,对大学生活一无所知,很需要和高年级同学沟通以取得帮助。

  拯救人际危机

  有一种分析认为,90年代的学生,相对单纯,遵守规则,纪律性很强。现在的学生个性强,独立思考能力也强,不唯命是从。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是,90年代大学生大多有兄弟姐妹,他们比较容易与他人相处,而如今的独生子女大学生,人际沟通方面可能更需要引导。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人际关系问题,正受到越来越多高校和大学生们的重视。

  在复旦投毒案发生后不久,徐光兴便在华东师范大学做了一场主题为“爱的艺术”的讲座。徐光兴希望大学生懂得,在生活中要去发现美、发现爱、感受幸福,这样才不至于走入偏执。

  “大学生心理咨询中,人际关系和异性关系是主要咨询的问题,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实际上是依存与自立、亲密与回避的矛盾体现。一些大学生人际关系比较疏远、孤立,原因很多,比如说自身性格不合群,或者有自卑感,或者盲目地将人简单归类。如果复旦医学院那名投毒的学生有早期的心理干预,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徐光兴说。

  徐光兴表示,有些学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关爱,成年后,会在爱的能力、爱的感悟方面有所欠缺。内在没有被爱,外在爱的能力就少。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可以通过多参加校园人际沟通活动,感受人和人之间的关怀,获得更多能力去关爱别人。

  另据了解,针对大学生中存在的精神心理烦恼,各高校普遍建立了心理咨询机构。同时,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各种学生社团与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团队合作,与人交流、交友的机会,都会对大学生完善人际关系有很大的帮助。

  胡正明告诉记者,学院每学期都会搞心理健康教育月,以大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开展心理健康宣传,“辅导员会定期组织同学沟通交流,大一下半学期主要谈如何适应大学生活,到了大二则会谈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一年下来的收获和体会等。”

  “在学校层面,新生入学时都会参加心理测试和心理素质拓展活动。而学校也开展了心理健康教育课。我们学院每个班的心理委员都必须要上这门课。”胡正明补充道。

  不过,在徐光兴看来,高校心理机构一方面存在专业性不强、功能不健全等问题,一方面常常处于被动局面。“必须‘主动出击’,应在早期预防、主动介入化解大学生心理问题方面有更多作为,而不仅仅是事后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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