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龄学生到最年轻副外长
二外的高材生，外交部的笔杆子
从“大龄学生”到最年轻副外长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 张忆耕
今天，他是国家的外交部长，站在国际舞台之上展示着中国形象。30多年前，他是一名普通的北京知青，出生在皇城根下，对政治敏感，曾忧国忧民地苦苦思索，也曾与同窗好友结伴四处寻觅有特色的小饭馆……
凭“气质”选出的班长
3月，万物复苏的时节。1978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比以往要早，因为一群年轻人的到来让北京显得更加生机勃勃。他们刚刚经历过1977年冬天的高考，此时正怀揣着豪迈的激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各高等学府。王毅就是其中一员，迈进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大门。这一年，他已经25岁，刚刚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度过了8年的青春时光。而当时外语学院招生，对考生年龄做出的限制是：不能超过25岁，王毅差一点就与“外院”失之交臂。
“七七级”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生源复杂，在亚非语系日语专业招收的40多名学生中，工农兵各种身份都有，但大致分为3种类型，一种是刚中学毕业的，一种是靠自学考进来的，另一种则是外语学校毕业的。王毅被分到了由自学考生组成的日语二班。开学不久，他就被同学们一致推举为班长。
2013年5月8日，当记者来到二外探访时，这里已经“难寻旧貌”了。原来的亚非语系教学楼正对着学校北大门，如今成了综合办公楼；现在的日语系已搬进一栋新楼。陈燕生是王毅的大学同班同学，现在是二外的日语教授。回忆起当年选举班长的情形，他笑着说：“因为入学时间不长，所以大家彼此了解不多。但王毅个子高，人也显得稳重，看起来就有班长的气质。事实证明我们没看走眼。”
没过多久，王毅的特点就显现出来，他低调沉稳，心思细腻，考虑周全。
“七七级”的另一个特点是学生年龄参差不齐，王毅所在的日语二班同学之间的年龄最大能差上七八岁。年龄上的差距难免让彼此间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但作为班长的王毅和每一位同学关系都很融洽，不仅如此，他还能做好同学间的沟通工作，处理好各种问题。
如今，这个班的学生已经毕业整整31年，但仍然保持着每年举办同学会的传统。尽管工作日益繁忙，王毅每次都会尽量腾出时间参加。老同学们叙叙旧，聊聊生活近况，倒是很少提及工作上的事。拍照合影时，“班长”王毅必定还是将老师扶到中间，自己站在一旁以示尊重，谦和有礼一如当年。
“七七级”唯一入党的学生
“组织能力强、善于思考、见解独到、思想深刻”是陈燕生对王毅的评价。大二开始，王毅利用周六下午的课余时间，组织同学们办起了读书会。阅读的书目不限，可以是刚被解禁的，也可以是古书、名著。每次1至2人发言，不仅要和大家分享自己的读书体会，还要对所读的书做出评价。大家畅所欲言，不同观点碰撞，有时甚至针锋相对。“王毅不仅是读书会的组织者，展开讨论时，他又能提出问题，引导大家的思路。”陈燕生说，“两三年坚持下来，每个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最重要的是，它培养了我们读书的习惯，直到现在，如果哪一天没看书就觉得缺了点什么。”
潘寿君教授曾经教过日语二班的课，王毅和同学们的学习热情让他深有感触，“每次上课之前，他们都已经把课本上的内容基本掌握了。王毅常常带着大家一起学习、讨论。这让刚留校任教的我感到压力很大。”
“认真”是王毅给一位吴姓大学同窗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他的认真表现在做任何事情上，不论大事还是小事”。日语班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小测验，很多同学已经对“每日一考”习以为常，就算考不好也不放在心上，但王毅不然，“他会因为偶尔一次成绩不理想而自责，然后加倍用功学习，下次考试成绩一定就会上来。”
正是这股认真劲儿让王毅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他先后发表了两篇日语专业论文和一篇翻译作品，其中一篇发表在国内知名的日语研究刊物《日语学习与研究》上。一般情况下，能在这本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都是些学者级的人。“一个本科生能做到这点非常不容易，这让王毅在学校一鸣惊人。同学们都敬佩他的勤奋和努力。”陈燕生对这件事依然记忆犹新。大学毕业时，王毅的功课成绩几乎门门第一。
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深深体会到置身于大时代之中，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如此的紧密相连，密不可分。他们关心时事，抒发己见，坚定地秉持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王毅也不例外。
1981年底，王毅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来全新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为此，学校专门召开全校范围的入党积极分子会议，王毅在会上做了发言。那时，学校对党员的考核标准极为严格，成绩优异、政治觉悟高是必备条件，还要在老师和同学中具有极高威信，“只要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就不能被批准。”当年，包括王毅在内，有3名同学成为候选人，但最后只有王毅一人顺利通过了所有考评。据王毅当年的辅导员宋春林老师回忆：“他是‘七七’级第一个入党，也是唯一一个入党的学生。”
得知王毅当选外交部长后，宋春林第一时间给王毅发去了祝贺短信。很快他就收到了回复：“谢谢老师。感谢你当年的培养，也请代我向认识的老师们专致我的问候。”落款是“学生王毅”。
在二外采访时，还有同学向记者透露王毅一个鲜为人知的“爱好”——美食。周末，他常和几个同窗好友结伴在北京城里四处寻找好吃的小饭馆。“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小秘密。”这位同学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然觉得很值得回味。
笔杆子过硬的外交官
在同学们看来，踏实勤奋、认真谨慎的王毅适合做一名学者，搞研究。但1982年大学毕业后，王毅却与外交部结缘，进入亚洲司工作。
从此，王毅在仕途上顺风顺水，成为外交部提升极快的干部之一。2001年，王毅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从科员到副部长，他只用了19年的时间，所经历的每个职位几乎都创下了“外交部该职位最年轻的纪录”。
在1996年到1998年期间，王毅在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读在职硕士研究生，获得世界经济专业经济学硕士学位。至今，研究中心的老师对他印象依然深刻，“他在学习上非常刻苦认真，完成了所有课程，顺利地毕业了”。之后，王毅又在外交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启朋是他的导师。周教授透露：“他当部长助理的时候在外交学院读博，论文研究方向是当代国际关系。”
在外交部，一些老干部对王毅的印象是：思维活跃、知识面广，能吸收借鉴学界的新理论、新观点，勇于承担责任并善于与媒体沟通。在王毅突出的个人能力中，“好文笔”是大家公认的。他对文学、历史情有独钟，早在北大荒当知青时，王毅就利用业余时间读了不少文史等方面的书，还在黑龙江的各大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时隔30多年，王毅的同学虽已记不清当年高考的作文题目，但他们却清楚地记得，王毅高考时的语文成绩是班里的最高分。
王毅的这个特长和文字水平在外交部得到了充分发挥。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访问日本，当时王毅还是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的一个科员。其间，有一份报送胡耀邦的相关材料是由王毅起草的。看似一篇官样文章，却被王毅写出了名堂。一般情况下，据说外交部送到胡耀邦手里的稿子，返回来时总会被他修改得“一片红”。但王毅起草的这篇稿子，返回来时，胡耀邦只修改了两处。这很少见。据知情者透露，胡耀邦还在这篇稿子上批示：“此稿写得很好！”
王毅与外交还有另外一个缘分，他是知名外交家钱嘉东的女婿。钱嘉东曾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后来担任过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大使，现退休在家。
专家告诉本刊
“中国外交应向进取型转变”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 李静涛
如果把世界比作一个“地球村”，那么国与国之间就如同远亲近邻。在这里，亲戚、邻里之间的相处之道并不简单，无论是和睦融洽，还是剑拔弩张，时刻都彰显着大智慧。作为“地球村”成员的中国，要随时调整、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外交工作也面临着更复杂的挑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立如5月8日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外交，“要在顾全自身事务的同时，考虑到在国际体系中应该发挥的作用”。从这一点看，王毅肩上的担子很重。
环球人物杂志：新一届政府的外交，在延续以往大政方针的同时，是否需要一些新思路？
崔立如：中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比较强，新一届政府在大的方针政策上不会有较大变动，仍然是着眼于促进和平稳定发展，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综合国力方面，中国已经排名世界第二。金融危机使这一地位转变来得有些突然，中国从外交思维和机制上都没有做好准备。这就要求我们要思考在国际事务中如何扮演好“第二”的角色。
环球人物杂志：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日关系是否仍然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挑战？
崔立如：中日之间存在历史恩怨，两国的结构性矛盾不容易解决。近年来，中国迅速崛起，而日本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不佳，在走下坡路。这就使日本产生强烈的焦虑感，它不仅仅存在于日本右派，更是日本民众普遍的心理状态。这些矛盾在现阶段集中体现在钓鱼岛问题上。领土问题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不能退让。因此，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困难时期，并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虽然这样的现状不符合两国利益，但短期内实现重大突破不大可能。
环球人物杂志：周边其他国家是否也会给中国出难题呢？
崔立如：中俄关系目前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东北亚方面，尽管中朝之间总体上保持了传统的友好关系，但两国并非在所有问题上的看法都一致。如何处理好对朝关系，保持朝鲜半岛的稳定，是中国新一届政府外交上的一大挑战。东南亚方面，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一直不错，但是中国的崛起也引起了部分东盟国家的焦虑，同时有些国家还和中国有领土争端。中国在处理和这些国家关系时，要兼顾和东盟整体的关系。南亚方面，目前巴基斯坦国内政局不稳。中巴关系一直不错，中国应该在不干涉其内政的情况下，努力推进地区稳定。中亚国家目前普遍处在过渡期，老一辈的领导人或将淡出，新一代的领导人正逐一登场，要继续维持和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
环球人物杂志：中美关系的走向一直备受关注，近期，两国关系似乎并未出现过太大波动。
崔立如：中美关系一直以来都有“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的说法。这种说法不错，但太笼统。应该明确的是，在新时期中美关系是有变化的。现在，美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处理中国地位上升所带来的挑战。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美之间的竞争性上升，美国必然会调整对华政策。这种调整具有两面性：既要防范和制衡中国，同时由于意识到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深度依存，美国还要考虑如何推进两国的合作。避免冲突，实现基辛格所说的“共同演进”，对于中美双方来说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未来，中国外交上将有哪些转变与突破？
崔立如：中国的外交应该要有整体设计，也就是战略设计。长期以来，中国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经济建设，所以更偏向于防守型、反应型，工作中更多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对抗、分歧。现在外交工作应该更为积极主动，向开拓进取型转变，当然开拓进取和侵略绝对是两码事。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新一任外交部长，王毅将会为中国外交带来怎样的积极影响？
崔立如：王毅长期在外交部工作，丰富的外交经验无需赘言。更重要的是，他曾经有过长期主持中国与周边国家外交工作的履历。而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正是新一届政府的外交重点之一。尤其是在中日关系的困难时期，担任过驻日大使的王毅必定会发挥出积极有益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