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副秘书长：能说清他们工作的人不多
解构副秘书长
文_本刊记者 姚晓熙
近几年，副秘书长这一职位似乎突然成为腐败高发的“重灾区”。截至去年年底，有媒体盘点了近年来落马的副秘书长，仅省委、省政府一级就有8名，其中最高受贿金额达4700余万元。
这些数字使副秘书长这一岗位趋于“妖魔化”。但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案件查办的滞后性，大多在副秘书长岗位上落马的官员，其贪腐事实往往发生在上任之前。将副秘书长与贪腐直接划上等号显然是一种误读。
事实上，他们是一个低调的群体，外界能说清楚他们工作的人不多。曾有一些群众到某级政府上访，见来接访的是副秘书长，就不满地说：“你是秘书，我找市长。”搞得副秘书长煞是尴尬。
他们却颇有影响力。“也不能太低调。”一位去年才上任的市政府副秘书长笑言，政府主要领导已经多次提醒他，他不仅代表自己，还要代表政府、代表市长、代表分管副市长、代表秘书长。
他们是“秘书”，也是“领导”，在更多的时候充当着“幕后人员”的角色，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
“表面拉风”的“市领导”
刘建树非常守时。
约好的采访时间是下午2点半，《廉政瞭望》记者提前一刻钟到了。另一位市级干部说，“刘秘书长是很守时的”——这意味着，不能晚，也不宜过早。
采访准时开始。当记者来到刘建树办公室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甚至为客人倒好了茶水。
刘建树任市委副秘书长已近两年。说到对副秘书长的定义，他自己先乐了：“刚上任的时候，我专门翻了下辞海，结果没找到！所以外间不知道我们是干吗的，连我们自己都不好说。”
调侃几句之后，他话锋一转：“不过嘛，在我看来，副秘书长就是协助秘书长负责某一方面工作的负责人。他可以协管或者联系具体部门，也可以协助市领导开展工作。”
具体到刘自身，他不仅分管市委督查室和市委、政府目标稽查室，还负责联系机要、保密、党史研究室，同时还要协助一名市委常委，联系其分管的发改委、环保局、统计局等部门。
“副秘书长的分工没有固定模式，有按部门分的，也有跟领导的。跟领导也不一定是一对一，可能是一对多。”林瑞向记者解释道。他是某地级市政府的专职副秘书长。
“比如我们市政府这一拨副秘书长，除了兼职的以外，都是一对一协助副市长。”林进一步介绍说，“我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开展工作。”
不论是哪种分工模式，工作繁杂是副秘书长岗位的共同特征。
林瑞对记者说，除了很多工作需要他来牵头，还有不少事需要亲力亲为。“比如联系基层和群众，再比如一些突发事件，副秘书长是必须到现场去的。”
在林瑞所分管的处室人员看来，“他随时要做好接受各种任务的准备，不像其他领导，工作相对固定。”
任务重，只是劳身；责任重，则是劳心。刘建树对记者坦言，作为协助领导的“贴心人”，很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副秘书长是要参与讨论并给领导“递点子”的。“尤其是在一些领导不太熟悉的领域，副秘书长的建议有非常大的被采纳几率。”
点子递了，责任就可能落到身上来。“有功肯定是领导的，有过我们当然得顶着。”刘建树说，副秘书长这个职位还是比较“虚”，表彰什么的很少会落到他们头上；然而出了问题，他们得“身先士卒”。
不过作为副秘书长，也有让刘建树感到挺“舒服”的时候。“毕竟还是领导岗位，开个什么会，副秘书长一般都排在领导班子后面，部门一把手前面。但凡受领导委派出去办事，各部门也都很‘买账’。”
“虽然没啥实权，表面还是挺拉风的。”刘建树笑说道。
当然，这种“风光”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作为中部某市政府副秘书长，吴洪军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恼。“我们在协管一些部门的时候，虽然受到副市长的委托，但从级别上来说，我们中一些人只是副处级，部门一把手却是正处级，难免对我们有所微词。比如他们经常对排名在后面‘不服’，但有啥办法？我们勉强算‘市领导’啊。”
林瑞对此也有同感。“副秘书长是个挺尴尬的职位，大小算个领导，但说白了，也就是领导的秘书。”
最重要是会“兼顾”
刚上任一年，林瑞觉得自己正在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副秘书长。他所协助的副市长，正是他此前工作单位的领导。
据说这种状况很少见。市一级的领导在调动工作时，很少直接带着下属过去当秘书。
不过林瑞认为，“跟熟悉的领导合作，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感情上也更有归属感。”
由于多年在纪委负责案件查办，林瑞身上有着“纪检人”的利落犀利——谈话间反应很快，逻辑十分清楚。
林对记者说：“刚来的时候完全不适应，老是用纪委的眼光来看事情。比如一个文件递过来，我首先就看到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
转变思维，是林当上副秘书长后的第一个功课。“从‘找问题’，到‘求发展’，关键是在严谨的工作态度基础上，再加上适度灵活。”
刘建树也认为，副秘书长要做的协调工作很多，十分考验其处事的灵活性。
“部门管理出现交集的地方，往往容易抢利，也容易推卸责任。”刘对记者说，“这就需要厘清各部门的职责，再去协调沟通”。
除了灵活有度，当副秘书长，还有一点是要“看得惯”。这是林对这个岗位总结出的第二条经验。
“政府的工作比较粗放，不能像纪检工作那样，在细节上要看得惯。比如一个工程，要走的程序很多，是不是走得完，中间环节是不是全都没有漏，需要宏观上去把握。如果每个程序都必须走到位，可能工程就没法搞了。”
宏观的眼光，还包括对事件处理的前瞻性。吴洪军认为，现在的政府有很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关键问题就在于当下没有考虑好，没有前后兼顾。
“比如现在的土地管理，很多地方都是未征先供。等到工程进行了一半，老百姓再闹起来，政府就十分被动。再比如拆迁、上访事件，其实都是之前没有处理好的后遗症。”
吴在这个岗位已经3年，他认为，当副秘书长，必须上下、左右、前后兼顾。“上下就是领导和部门，左右就是部门和部门，前后则是当下和未来。”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而在这三年内，吴洪军就换了3个领导。他协助的副市长主要分管民政、交通运输、农业、救灾等工作。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副市长虽然换了三任，但分管的部门没有变。这让副秘书长的工作具有连续性。
“但是不同的领导风格迥异，要求和侧重的方面也有所不同。”在适应领导的处事方式上，吴需要下大工夫。
“领导的履职经历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吴洪军介绍说，他协助的前两任副市长都当过县委书记，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在处理相关问题上能力较强，这样一来副秘书长就相对轻松些。而在任副市长只有过比较短暂的基层工作经历，在这一方面就会相对弱一些，会更倚重副秘书长。
领导履职的地域性也对副秘书长的协助工作有所影响。“三任副市长中，有两任都是本地人，也都在本地的区县当过一把手，比较熟悉这边的情况，很多事情我只需要协助。另一位副市长是从外地来的，有一个适应过程，我要承担的工作就更繁重。”
不同的领导也有不同的长项和弱项。吴协助的现任副市长曾担任多年秘书长，工作作风十分严谨，对文书的要求也比前两任更高。
据他回忆，一般的材料，被打回来重写两三次是常有的。如果是重大会议的讲话稿，更需要反复提炼、修改，他甚至曾经为了改好一个发言稿，通宵达旦才完成任务。
不仅副职领导换得快，其实副秘书长这个岗位流动性也比较大。
林瑞对记者说：“这个职位虽然算不上肥缺，但也不失为一个升迁的捷径。刻意谋求(该职位)的人肯定有。”
以此为跳板的，可能做个两三年就提拔了，而且去处肯定不差。“要么是当区、县一把手，要么到重要部门当一把手。”一名与副秘书长们接触颇多的办公室人员告诉记者，当地市委、市政府这两年各“交流”出去一名副秘书长，“一个去了财政局，一个去了发改委”。
“当然也有像我这种养老的。”林瑞自嘲道：“年纪大了，去其他部门任一把手不现实，以后很可能去人大或政协当个常委，也算不错了。”
而同为副秘书长，在市委和在市政府也有所差异。据刘建树透露，市委的副秘书长升迁更为容易，大多都去了财政局、交通局等重要部门。而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则流动较慢，尤其是在市委和市政府一把手关系不太“和谐”的情况下，要“交流”出去就更难了。(文中涉及人物为化名)
“首先是忠诚；第二是灵活，协调能力要强；再次要博学，最好在多个岗位上轮岗锻炼过；最后情商一定要高，如果副秘书长把所有部门得罪完了，什么事都做不了。”
谁在当副秘书长？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4月27日，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汪永清、舒晓琴、王仲伟为国务院副秘书长。
这是国务院继3月任命肖捷、丁向阳两名副秘书长后，再任命三名副秘书长。由此，国务院副秘书长调整过半。
“这个位置处于中央政府工作核心，很重要，调整、人员也很慎重，也很受关注。”相关专家分析称。
这在地方同样成立。
“副秘书长强，领导就省心；副秘书长弱，领导就操心。”一位地级市陈姓副秘书长认为，最称职的副秘书长是，“领导见你签了‘拟同’，就能放心签‘同意’”。
有培养重用，也有安置过渡
那谁在当副秘书长？
从任职条件来看，上任一年的陈副秘书长的切身感受是4条：“首先是忠诚；第二是灵活，协调能力要强；再次要博学，最好在多个岗位上轮岗锻炼过；最后情商一定要高，如果副秘书长把所有部门得罪完了，什么事都做不了。”
从来源渠道看，梳理部分省市党政副秘书长简历，可以发现，尽管副秘书长大多数都是副厅或副处，但省级副秘书长很少从处级干部直接提拔，市级副秘书长很少从科级干部中直接提拔。
副秘书长的来源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下级党政机关以及各部门副职，一是从办公厅(室)副主任直接升任副秘书长者。观察人士称，“后者能占一半”。
少数党政副秘书长甚至担任过市长、县长或者部门正职。2010年任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的刘建，此前就是担任过亳州、淮南两市市长，以及安徽省民政厅厅长。
从任命情况来看，担任副秘书长者，既有培养重用的干部，也有安置过渡的情形。这是因为副秘书长岗位既有“成长性”，也具“安置性”。
“成长性”是因为副秘书长既能接触、熟悉全局工作，又要做很多具体操作性的工作，能全方位锻炼干部。所以担任此职务的年轻官员，往往是领导看重着意栽培者。这个岗位“可以说是高级干部后备队，只要不出问题，仕途都会比较好。”有官场中人告诉记者。
2009年四川省曾面向全国统筹公开选拔县级领导干部，内江市政府副秘书长、巴中市委副秘书长等职位出奇“火爆”，前者报名人数达到了125人，可见报名者对副秘书长这一职务的“高看一眼”。
“安置性”则是因为副秘书长有职无权，“一些不好安排的干部担任此职务，各方都会比较容易接受”。上述人士称，部分地方就将副秘书长作为“安排人”的岗位。
“组织上给一个职务上的过渡，使其慢慢感受到权力的减少。在担任副秘书长期间，求他办事的少了，但走到外面，仍然是个领导，脸上还有光彩。”相关专家分析称。
一位政府副秘书长就曾告诉记者，他的前任调走之后，副秘书长头衔就没有免，成了一种待遇。
这种安排，或是作为“避风港”用来安置那些被问责等官员，或作为一种待遇用来安置老干部，腾出位置给年轻官员解决职务问题，或成为提升更高职务前的一个过渡。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一种情况，即官员被调查处理的前奏，“放到一个没有绝对实权的岗位，淡化被查处影响”。
副秘书长既可以说是提拔重用，也可以说是虚职赋闲，他们的仕途也就各不相同。
2008年湖南省政府任命10位副秘书长。
5年后，升迁者3人：排名第一的副秘书长刘明欣，今年4月11日升任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李皋2011年调任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谈敬纯今年3月任湖南省司法厅厅长。
调动者仅为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的刘庆选。今年4月，他被任命为湖南省委巡视第三组组长。
其余5名副秘书长职位虽未变，但也稍有进步。1人在2011年递补为湖南省委委员，2人先后兼任湖南省政府经济研究信息中心党组书记。
只有1人在2012年底被免职。
经济与问题导向的兼职
担任副秘书长的，还有一种情形——兼职。
实际工作中，副秘书长分为专职与兼职两类。兼职副秘书长在副秘书长群体中占的比例不小。
谁来兼任副秘书长，没有严格规定，越往下走，越庞杂。
国务院一般由国家信访总局局长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兼任副秘书长。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兼任的情况出现在2002年。这被解读为能更好发挥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接待、服务功能。6年后，为了解决日益复杂的信访难题，王学军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兼任国家信访总局局长。
最新的情况是，今年4月新上任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永清，同时担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秘书长。这还属首例。
信访问题一般都会牵扯到多个部门，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因此某些相关职能部门常常会推诿责任，将上访者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甚至还会引发一些群体性事件。
兼任前，信访部门与相关部门协调时，往往处于弱势，“协调不动”。兼任后，“有了副秘书长这顶帽子，便能以政府领导的名义出面说话，协调各部门了”，上述官员称。
不过，“现在各地的信访问题因为加设了副秘书长而减少了吗？没有。”相关专家称，以较高职位压倒较低职位以解决某些问题的做法，最终会落入“人治”的陷阱。
相对解决问题，推动政府中心工作更普遍。
园区建设、招商引资是当下各地政府的大事，因此政府副秘书长兼招商局长的不少。“招商引资不仅要招来，还要落地。这就涉及众多部门，如果走程序时间太长，企业就不愿意。副秘书长兼至少能召开协调会，现场办公吧。”一位地级市政府副秘书长对此有切身体会。
他还告诉记者，该市还有一位副秘书长兼任旅游局局长，这是因为该市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是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副秘书长兼任，能体现政府对这个产业重视”。
最近因为不雅照事件请辞的西南证券董事长罗广，就曾在2005年到2012年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市政府金融办主任。
当时重庆正推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经济城市建设，这其中最关键环节是“钱从哪儿来”。重庆成立了八大城建融资平台，通过运作土地等国有资产，借鸡下蛋。要做到这点，由副秘书长兼金融办主任，能高效处理资本运作中的一系列问题。
此外，兼任省级政府副秘书长还可能是改委主任、计生委主任、驻京办主任、安监局局长等职务，各地各有特色。
到了市级，兼任市级政府副秘书长的部门就更宽泛了。从旅游局局长、招商局局长到执法局局长、仲裁委主任再到国企老总，几乎所有岗位都能找到兼任副秘书长的案例。
梳理省市两级兼任政府副秘书长的情况，会发现兼任者基本来自经济、建设领域，民生、社会领域的较少。
显然，副秘书长的兼职带有明显的经济导向和问题导向。
在这里面，副秘书长发挥作用的例子就有兼任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世博局)局长的上海市政府常务副秘书长洪浩。
2007年，洪浩兼任世博局局长，面临的不仅是建设期需要协调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场馆进展，展览期还需要与来自各国的场馆馆长协作，其工作量之大，从世博局内设31个部门就可见一斑。
尽管世博会试运营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评价为“漏洞百出，狼狈不堪”，但最后也得到了“开局良好，运转有序”的肯定。
“影响不大”的“瘦身令”
副秘书长来源的多元，让这个岗位的职数备受外界关注，但说得清楚的很少。
“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一起，就十几位吧。”陈副秘书长只愿意提供模糊数据。前几年舆论对副秘书长职数的追问，让其成了一个敏感词，众多地方不愿公布。
改革开放之初，副秘书长职数没这么敏感，也没这么多。
陈副秘书长向《廉政瞭望》记者回忆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最初接触副秘书长时，远没有现在这么多，感觉他们与办公室秘书角色相差不多，“只是办公室的领导”。
到了九十年代，随着政府职能扩张、领导管理面增大，以及专职与兼职并设，副秘书长越设越多。
2008年，国务院就对国务院副秘书长进行了一次少有的大调整，由原来规定的5名扩充为9名。而辽宁省政府副秘书长则从1997年的3名，增加到2000年的8名，再增加到2002年的9名，一路扩充。
由于当时中央对地方副秘书长职数没有硬性规定，各地不仅扩张职数，超编现象更是严重：2008年，辽宁铁岭9名副市长，居然设有20名副秘书长；河南新乡11名副市长，也设有16名副秘书长。
这最终在2008年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晒晒副职官员”在媒体、网络上刮起，众多地方政府陷入舆论的漩涡。
2009年，中组部下达副秘书长“瘦身令”，规定：县级政府不设秘书长、副秘书长，省市政府副秘书长的职数不得超过领导班子副职职数。
可实际上，数位副秘书长均认为“‘瘦身令’影响不大”。
2011年，《法制日报》就曾梳理称，福建“瘦身令”两年未有所动，9个设区市只有2个政府副秘书长的职数在10人以下，其余均在10人以上，有两个地市甚至设有15名副秘书长。
记者通过各种渠道梳理部分城市政府副秘书长，发现超过副市长职数的情况仍然不少。南京市政府除了近期被查的副秘书长汪扬之外，就还有10名专职副秘书长、2名兼职副秘书长，其副市长为10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就此建议，政府副秘书长实职和兼职要区别对待，不能“浑水摸鱼”，编制超标，浪费的也是纳税人的钱。
“书记、市长叫主要领导，常委、副市长叫相关领导。我们，叫有关领导。”
签“拟同”的“有关领导”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彭国超的身份较易辨识。
他一个人一间办公室，门上也没有挂“某某科”的牌子，所以他不是普通公务员。
他的办公室不大，没挂牌子的门常开，以便来人随时进出，所以他不是主要领导。
“书记、市长叫主要领导，常委、副市长叫相关领导。我们，叫有关领导。”彭国超调侃，认为这个段子对他身份概括很精辟。
他的身份是眉山市委副秘书长，不在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名单之中，却又能代表一级党委政府。
另一名副秘书长对自己身份的概括是，签文件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会签同意，只签拟同”。
他们特征鲜明，是签“拟同”的“有关领导”。
“承上启下”中间层
副秘书长首先是“有关领导”，承上启下。
承上，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协助分管领导开展工作。“一切工作都要为领导安排让路。”一位地级市陈姓副秘书长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他协助的常务副市长，“经常领导突然布置一项工作，我的工作节奏就得跟着变”。
启下，他们受协助领导的委托，协调各职能部门。“一项工作下来了，我们需要布置、安排、指导，随时跟进进度”，陈副秘书长虽然只是副处级干部，不像部分地市副秘书长按正处级配置，在协调中也会遇到职能部门领导心中不服，但“闹翻脸，闹到领导那儿去的情况还是比较少”。
因此大量突发的、临时的、非既定的工作需要他们出面处理。
“今天可能上面突然安排要搞一个主题教育活动，明天可能领导突然要求加快修路进度，后天可能出现个稳定问题……你说这些事情谁来打理？”上海市委办公厅秦德君博士称，选来选去，还是“要秘书长或者副秘书长来协调、组织、调研、报告、提出初步的方案。”
副秘书长几乎都是“救火队长”，“救火”是这个岗位重要特征。
5月，山东“毒生姜事件”曝光之后，出面回应媒体的就是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马越男。像这类突发事件涉及多个部门与环节，不管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是农委，哪一个部门出面都无法统筹整个事件，也就协调各部门的副秘书长出面较为合适。
部门间的推诿扯皮，也要副秘书长出面协调。
“我现在很大精力都用在对付扯皮捣蛋上。”陈副秘书长叹言，经常开协调会，一开就是几个小时，各部门在那儿“‘扯嘴皮’，你还得等他们都说完了，才能把早已做好的决定说出来”。
这是政府职能扩大的后遗症——部门职能不清，边界模糊，有利就争、无利就推。
一个副秘书长曾对《廉政瞭望》记者戏称，“政府如果是辆车，他们就是润滑剂”，要在单位与单位、部门与部门之间寻找平衡点，寻找各方能够接受的办法。
“可进可退的弹性岗”
这并不意味他们的权力有多大，副秘书长有职无权。
“除了兼职副秘书长，专职副秘书长一般没有半点人财物权力。”一位已经离开副秘书长岗位的官员认为，完全可以将之看做一个虚职。
而且副秘书长虽然名义上是党委政府领导，但他们一般不是常委，不参与常委会，不算决策层。所以他们很少签“同意”。
他们拥有的是签“拟同”的权力。
“70%的文件或者事情，到我这儿就截止了。”陈副秘书长大致估算了一下。
各部门提交常务副市长的请示件、汇报件、文字材料等等，都要经过他。他自嘲自己是一个“过滤器”，“没有必要每个文件、每件事都摆到领导案头。70%到我这儿就能处理或给出答复，所以到我这儿就截止了。”
对于剩余的30%事项，陈副秘书长都会给出处理意见。虽然这些意见绝大多数都会成为最终决策，但“我们基本上只签‘拟同’，将最终决定权留给领导”。
“拟同”权力，实际上是一种影响力，一种领导职权的派生权力。
“如果你是部门一把手，副秘书长找你‘协调’点事，你哪知道是分管领导的意思还是副秘书长的‘私货’，你会不办？”一位副秘书长坦言自己能享有领导的派生权力。
这就造就了这个岗位最大的特点——“可进可退”，“是一个弹性岗，具有弹性、伸缩性。”一位地级市副秘书长任职多年后，对此感触颇深。
“把这个职位看重点，我们是党委领导；看轻点，我们只是办事员。”上述副秘书长有时感觉很尴尬，虽然他对外可以代表市政府，“但也得领导委托了你，才能代表，如果没有委托，还是比较尴尬。”
“我们只是‘副秘书’”
尴尬之处还有他们与领导秘书的关系。
虽然按规定省部级以上领导才允许配备秘书，但实际上，市级领导也会有1名办公室人员担当秘书角色。
与领导秘书相比，“我们只是‘副秘书’。”上述副秘书长并不认为这是调侃，因为“协调主要领导，我们还是要通过领导秘书才行”。
秘书的行政级别尽管没有副秘书长高，但他们服务领导的职能更纯粹，与领导互动更密切，享有的派生权力也就更大。
记者曾接触过数份省级党委政府内部通讯录，在这种处处体现等级次序的材料中，秘书排在副秘书长之前。
程维高时期，河北省委秘书长都曾因为与秘书李真发生冲突而被免，更不要说副秘书长了。
这源于副秘书长的权力结构特点：某些方面是明确的，某些方面是相对模糊的。也与一把手风格有关。
“过去上海部分领导就不直接与副秘书长发生联系，副秘书长的工作都由秘书长安排；之后数位领导，只要召集开会，不管大会小会，副秘书长都会参加。”一位上海官员梳理他接触过的数届上海市委领导称。
副秘书长与办公厅(室)副主任的关系也比较尴尬。
他们一人重在对外，一人重在对内。除非副秘书长兼办公厅(室)主任，否则办公厅(室)副主任并不归副秘书长管理。“副秘书长有权力超越处室，直接指挥到人头。”
于是，在这种叠床架屋的组织安排中，部分地区副秘书长与办公厅(室)主任的“职责也会有冲突”，不过在陈副秘书长看来，这种冲突更多是工作上的冲突，与领导关系不大。
谈到日常监督，陈副秘书长自言，“监督还是有点缺乏”，“好像没有非常刚性的制度来约束我”。
“分管领导、秘书长不可能监督到我。我联系了很多部门，但与他们的接触不是很密切，他们也不可能监督到我。分管的科室更不可能监督我，他们完全不了解我的行踪，送材料过来都要提前打电话确认我是否在。” 陈副秘书长说道最后，自觉有点惶恐。
不过，针对副秘书长岗位风险的问题。一位体制内人士对记者如是说：“现在对权力监督的乏力是共性，从权力越大风险越大来说，副秘书长作为群体并不突出。”他进一步阐述，盯着一个岗位或某个人并非反腐长策，“管人是人治，管权才是法治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