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海军之父”

　　——刘华清

　　4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军港码头。

　　按照海军礼仪，受阅的南海舰队岳阳舰、衡水舰、玉林舰等5型11艘新型主战舰艇，排成舰阵，悬挂满旗。官兵军容严整，行礼如仪。

　　海军政委刘晓江，也在陪同视察的行列里。

　　30年前的1983年2月，还是刘华清秘书的刘晓江，陪同刚刚上任海军司令员不久的刘华清，视察南海的上川岛军港。

　　早已得到通知的部队不仅没有按照《海军条令》执行舰艇三级礼仪，甚至没有列队，官兵们七零八落地站着，如同“散兵游勇”。

　　刘华清的上任，让这一切彻底成为过去。他以超前的眼光，大刀阔斧地改革，打造了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

　　多年后，大洋彼岸的美国海军战略研究专家杰弗里·戈德曼在一篇题为《中国马汉》的论文中写道，影响中国现代海军建设的，有两个分水岭事件：其一是海湾战争，“但从长远来看，鲜为人知的更有意义的，是1982年任命刘华清上将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PLA)海军司令”。国外媒体多称其为“中国现代海军之父”。

　　1992年，76岁的刘华清，当选为第十四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自他之后，至今无军职人员担任过常委之职。

　　日前，本刊采访了海军原司令员张连忠上将，海军原副司令员、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李景上将等多位将领，和刘华清的女儿、女婿等家人，回忆刘华清作为一个同事、父亲的不为人知的一面，以及他打造中国现代海军的最重要三个篇章：提出海军战略，开启航母大戏，扭转南沙局面。

　　(本组文章参考了施昌学所著新书《海军司令刘华清》，施昌学为本组文章军史顾问。)

　　1987：航母元年

　　面对刘华清在海军导演的、引起军队和社会各界热议和纷争的这一出航母连续剧，邓小平似乎什么话也没有讲，什么态也没有表

　　本刊记者/韩永

　　1987年2月27日，中央军委召开常务会议，专题听取总参谋部关于全军“七五”期间装备规划的汇报。

　　按照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会议对各军兵种装备发展的优先顺序排了个座次，依次为陆军、空军、二炮、海军。

　　这是当时中国各军兵种地位的真实写照。“打仗主要靠陆军。”这次会议上，一位军委领导这样表态。此外，空军和二炮也是重点。

　　海军呢？“海军也要上，但放后点。核潜艇不要造新的了，把现有的维护好；航空母舰，这个想法到21世纪再说。”

　　会议特别提到，对目前的困难局面要统一认识，不要从本单位、本系统的角度，提出过高要求。

　　3月下旬，总参谋部一位负责人对航母问题再次表态。他在会见外宾时公开表示，中国不需要、也不准备搞航空母舰。

　　刘华清坐不住了。军方高层的连续表态，让他在过去几年为中国海军描绘的战略蓝图，面临泡汤的危险。而在这个蓝图中，航母是至关重要的“顶层设计”。

　　航母缘

　　在刘华清的海军生涯中，与航母结缘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1970年。作为海军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船办”)主任的刘华清，奉命主持了新中国第一个航母工程报告。这个题为《关于建造航母的初步意见》的报告建议，第一代航母以“携带舰载歼击机和反潜直升机为主的护航航空母舰”为宜。然而，1971年突发的“九一三事件”，使刚刚上马的航母工程(代号“707工程”)戛然而止。直到此时，刘华清才知道，一年前下达航母建造令的是林彪。

　　第二次是1975年。在“憋不住”而写给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的《关于海军装备问题的汇报》中，他指出，为了解决水面舰艇和潜艇到中远海作战的空中掩护和支援问题，海军“有必要尽早着手研制攻击型和护航型航空母舰”。

　　第三次，则是在其1982年就任海军司令员后。这一次，形势和他所处的位置都已完全不同了。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奉行“近岸防御”的作战方针，防御的范围为200海里以内。海军侧重于发展作战半径较小的海军航空兵、常规潜艇和千吨以下的水面快艇，简称“空、潜、快”。

　　1985年底，刘华清明确提出“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海军的作战范围，从以“岸”为主，开始向“海”延伸。

　　这一“近海防御”战略，将海军的防御范围，从原来的200海里，扩展到太平洋东北部、南沙等“第一岛链”以外；海上战场的设置，则前出到了“第二岛链”。

　　对于这些飞机飞行半径以外的区域，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海战中的制空权问题。

　　解决的路径有几个：一是改进飞机的质量，扩大其飞行半径；二是发展空中加油机；三是把飞机放到舰艇上，即航空母舰。

　　海军装备技术部原部长郑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作战效果看，舰机分离的前两个方案，明显比不上舰机一体的第三种方案。

　　步步推进

　　刘华清对于航母的表态，有一个逐渐具体化的过程。

　　他第一次与航母近距离接触是在1980年5月，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他率团访美，为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访美打前站。他参观了小鹰号航母，随后又随同耿飚参观了突击者号航母。这两个海上巨无霸的恢弘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他以巨大的震撼。

　　“这是海上作战体系的核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1984年1月，海军第一届装备技术会议召开。在提及航母问题时，刘华清说：现在国力不行，要等一段时间，“但航母总是要造的”。

　　1986年初，在听取海军装备技术部汇报海军装备发展15年设想时，他说：航母一事，到2000年总要考虑。与前一次表态相比，这一次给出了时间表。

　　当年4月和6月，海军副司令员李景和装备技术部部长郑明分别出访法国和意大利，目的之一正是考察航母的“造法”。飞行员出身的李景被拉到地中海上的法国福煦号航母上，看了一天演习。他回来后告诉刘华清，这正是中国需要的航母。“4万多吨，装载40多架飞机，咱们搞就要搞这个水平的。”后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景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1986年8月，在听取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关于“七五”建设规划的汇报时，刘华清指示：航母怎样造法，是直升机航母、护航航母分步造，还是直接造护航航母，要好好论证一下。这一次，他对航母的表态已经具体到“造法”。

　　按照他对航母的规划，“七五”期间应开始论证，“八五”搞预研，2000年要视情况上型号。

　　“七五”全军装备规划马上就要定盘子。1987年2月27日的这次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就是为此而举行。

　　时不我待。刘华清决定不计个人得失，向总部进言。

　　“要出的只是一个航母平台的钱”

　　1987年3月31日，汇报在海军机关办公楼第一会议室举行，主题是海军“七五”期间及未来的装备规划。

　　代表总参谋部前来听取汇报的，是贺龙之子、年轻的总参装备部部长贺鹏飞。

　　一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将军坦言，总参只派一位二级部长带队，连主管装备的年轻副总长都没出面，态度耐人寻味。

　　参加这次汇报的，除刘华清外，还有主管装备的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和主管海军航空兵的海军副司令员李景等人。

　　刘华清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浓郁的鄂东口音听起来有点费神，但清晰的逻辑弥补了这一点。

　　他首先表示，这次汇报，绝不是对军委的决定有什么不同意见，只是想让总部了解海军的真实想法。

　　他首先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说明航母费效比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经济建设开道、全军“忍耐”让路的大背景下，成本问题成为航母面临的最大阻力。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基于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大趋势的判断，中国的国防建设开始转型，从多年来“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备状态，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轨道。中国军队从此进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10多年的“忍耐期”。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国防开支的紧缩。

　　1986年，中国的军费开支为201亿元，比1979年还少21亿元。前者占GDP的2.1%，只及后者的1/3强。如果到国际上买武器，按照当年的外汇牌价，1986年的军费开支，还买不到1979年的一半。

　　而在这有限的经费中，海军在分配占比上又叨陪末座。

　　同时期美国的军费分配，却大不相同。海军后勤部技术装备研究所原研究员陈同柱撰文称，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的军费分配大体是：海军31%~35%，空军30%，陆军25%。并且，相比陆军和空军，海军军费的增长速度更快。1975年，美国海军的军费为285亿美元，到1989年增长到1000亿美元。

　　尽管经费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刘华清认为，这里头存在着误解。

　　其中之一是：航母是一个庞大的编队，每一个成员都是烧钱的机器。刘华清解释说，除航母平台之外的其他航母编队成员，并不需要新造，而是现成的，只是此前是分散的，现在用航母把它们“整编”，要出的只是一个航母平台的钱。

　　之二是：岸基飞机可以替代航母。刘华清说，即便没有航母，为了维护海权，也需要造岸基飞机，需要建机场。并且，由于其留空时间短，所需的飞机和相应的机场很多。这两项成本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投入。

　　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么多的飞机和机场，防御的触角又能伸到哪里？“南沙飞不到，台湾的东部飞不到，那中国的海权维护靠什么？”

　　而有了航母，机场就可以大大减少，岸基飞机就可以换成舰载机。舰载机的成本可能比岸基飞机略高，但总的成本并不会增加很多。关键是，有了航母，南沙和台湾问题的格局，就会大不相同——解决这两个问题，也是刘华清发展航母的重要初衷。

　　刘华清没有就航母的费效比给出一个具体的数据，但结论不言而喻。他的继任者、海军原司令员张连忠说得很清楚：一个核动力航母编队，可以控制几百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有这么一个战斗群，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刘华清最后说，上型号可以推后，但预研不能再等，否则后悔也来不及。

　　航母连续剧

　　这次汇报，在贺鹏飞心中引起了巨大的震撼，为几年之后，他成为主管装备和科研的海军副司令员，接手刘华清的未竟之事，埋下了伏笔。

　　汇报之后，刘华清开始抓紧时间为航母谋篇布局。

　　1987年4月，他将海军军校部长赵国钧和干部部长傅渤海招进办公室，下令在这年秋天开办一期“飞行员舰长班”。

　　“飞行员舰长班”于9月上旬在广州舰艇学院开学，被境外媒体直接解读为“航母舰长班”。

　　这年5月和8月，经刘华清批准，由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承办的“发展航母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以此为标志，中国航母论证正式全面展开。

　　面对刘华清在海军导演的、引起军队和社会各界热议和纷争的这一出航母连续剧，邓小平似乎什么话也没有讲，什么态也没有表。

　　但就在当年11月，他亲自点将，调刘华清出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他当着两位军委副主席的面，指着刘华清说：“调你到军委来工作，就是考虑到军队要搞现代化，现在全军熟悉科研装备的就你了。调你来就是抓装备，抓现代化！”

　　1988年，中央军委首次提出：“要注意空军、海军装备的发展。”

　　进入90年代，中国各军种优先发展的顺序，由过去的陆军、空军、二炮、海军，变为海军、空军、二炮、陆军。

　　航母论证工作也随之全面展开。1989年1月，国防科工委将“我国航母及舰载机发展可行性研究”课题，正式列入“重大软科学研究计划”，代号“891”。

　　跨越世纪分水岭

　　“刘华清已经把中国海军安置在通向21世纪的航道上，仅是近岸防御的时代已成过去。”

　　本刊记者/唐磊

　　1986年初，国防大学校长张震邀请海军司令员刘华清，4月底到国防大学作学术报告。

　　春节前，刘华清吩咐海军司令部军事工作研究室主任王春法，组织人员起草材料。4月25日，约两万字的稿件经刘华清修改审定后，交付印刷。

　　在去印刷厂的路上，王春法骑着自行车下陡坡，没刹住，摔了一个大跟头，半天没爬起来。“这可是一份事关中国海军未来发展方向的绝密件啊！”躺在马路上的王春法看着装稿件的公文包默念道。

　　4月29日，刘华清在国防大学作了《海军战略与未来海上作战》的报告。

　　原计划报告讲半天，不超过4个小时，但后来超时，午饭后继续讲。那天，刘华清在100多位军级干部面前，足足讲了近6个小时，引起了轰动。

　　“刘华清提出海军战略，在新中国历史上是首次，也是我们国家我们军队的第一个军种战略。”海军原司令员张连忠上将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海军战略的提出，使海军从近岸走向远海，海军建设指导思想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序幕

　　多年后的1996年，美国海军战略研究专家杰弗里·戈德曼在一篇题为《中国马汉》的论文中写道，影响中国现代海军建设的，有两个分水岭事件，其一是海湾战争。“但从长远来看，鲜为人知的更有意义的，是1982年任命刘华清上将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PLA)海军司令。”

　　直至刘华清出任海军司令员之前，中国海军一直是一支近岸防御为主的轻型海军。

　　1975年5月2日，西沙海战一年多之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晃着小拇指对时任海军第一政治委员苏振华说：“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大！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

　　苏振华即向海军党委常委传达了毛泽东指示，并表示，力争十年左右建成一支较强大的海军。毛泽东批示：同意。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

　　在苏振华的主持下，《关于海军舰艇十年发展规划的请示报告》20天即完稿上报。

　　“非常失望！”刘华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形容看到报告时的心情。时任海军副参谋长的他，分管造船科研，却未能参与这份报告的起草。在他看来，报告中诸如十年海军舰艇达70万吨规模、登陆舰和海上民兵装备为“五五”科研重点等表述，都很不切合实际。

　　“憋不住”的刘华清冒着政治风险，向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呈报了《关于海军装备问题的汇报》。邓小平批给了苏振华，但汇报未获理睬，反而导致刘华清第二次离开海军。

　　海军原司令员张连忠上将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1983年中央军委组织渤海湾三军联合演习(804演习，后被叫停)，那时才提出了海上防御的课题。“当时讲‘依托岛岸、近岸防御’，这是兵力运用，是作战任务、方针，不是战略。”

　　1983年，刘华清重回海军担任司令员不到半年，就开始一步一步规划现代化海军蓝图。

　　1983年1月，在海军党委五届五次全会上，他提议研究制定《海军现代化建设规划纲要》。

　　2月27日，农历正月十五，在南海舰队机关科以上军官大会上，他首次提出了“积极防御，近海作战”这8字海军战略。但这一讲话并未引起过多注意。

　　之后近3年，刘华清再未在公开讲话和文章中提及海军战略。

　　相反，他将重点转向了微观建设：建立海军水兵军乐队，亲自作词谱写海军军歌，创立“海军节”，设计海军旗，改革海军军服样式(虽然在任内仅仅“革”掉了海军军官大檐帽上那顶多余的蓝色帽套)他按照国际化、现代化的标准，从头到脚地重新打造着中国海军。

　　这一切，仅仅是海军战略登场前的序幕。

　　登台

　　大戏终于登场。

　　1985年12月，海军举行首长机关单方一级研究性图上演习，针对未来战争中海军作战的新方法，以及如何统筹作战行动、如何转入战时体制等问题，进行8天的理论探讨和图上实际推演。

　　刘华清决定在图上演习的总结会上，公开抛出自己酝酿多时的海军战略。图上演习前，他吩咐海军司令部军事工作研究室主任王春法准备一些材料。

　　王春法第一次听到刘华清提海军战略这个话题，是在1984年7月，他当时还是海军军校部组织计划处处长。在北京举行的海军院校教育改革座谈会上，刘华清强调，南京海军学院要研究大问题，要重视研究海军战略。他叮嘱大家，要好好研究评析马汉和戈尔什科夫的海军战略理论。

　　美国人马汉1890年发表了《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被誉为苏联“现代海军之父”的戈尔什科夫1976年出版了《国家的海上威力》。这两本著作都是海军战略的经典之作。

　　“上任后，刘司令发现，海军很长时间没有研究作战问题，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海军规划，走到哪算哪。”现年77岁的海军少将王春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华清司令员上任后，他想找一个能够把海军建设和作战统筹起来的思想理论体系。那时候国家正在拟制‘七五’规划，军队也要在这方面做好准备。”

　　根据刘华清的要求，王春法找来海军司令部编研室研究员、对中外海军有长期研究的杨志本。杨为刘华清草拟了一份关于海军战略的两页纸的提纲。

　　12月20日，在演习总结会上，身兼演习总导演和总指挥的刘华清借台唱戏，第一次正式提出了“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

　　1986年1月25日，刘华清在海军党委扩大会上再次提出，要确立“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

　　他解释说，“近海防御”为区域防御型战略，和英法德日等国相似，有别于美苏两国的全球部署和远洋进攻战略；即使未来海军实现现代化，防御的战略性质也不会改变；和平时期能保家卫国，维护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战时能独立或协同陆、空军作战，能参加战略核反击作战。

　　宣讲

　　1986年春节刚过，王春法接到任务，为刘华清将在国防大学所作的学术报告起草讲稿。

　　曾任海军军校部副部长的王春法对海军院校所有教授都很熟悉。在刘华清的建议下，他从南京海军学院请来4位专家：外军教研室教授赵克曾、曾任总参作战部参谋的学术部研究员张予三、战役教研室教授陈寿康和司令部工作教研室教授汪子强。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年轻的研究人员王苏博也加入了起草小组。

　　在海军司令部二楼会议室，刘华清曾3次与六人起草小组面对面交流探讨。刘华清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思路，重点讲明了报告中要阐述的问题，还要求他们在起草讲稿前，反复学习、领会邓小平关于海军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讲话。

　　历年来，邓小平曾多次对海军发展和建设做出指示。

　　1978年6月28日、29日，他在听取海军和机械工业部门汇报时指出：“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的。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

　　1979年4月，他在听取海军主要领导汇报时说：“我们的海军应当是近海作战，是防御性的。”

　　1979年7月，他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人员时强调：“我们的战略是近海作战。”

　　“邓小平多次提出近海防御，刘司令对这个问题理解比较深，报告的主旨是要贯彻邓小平的思想。”王春法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刘司令说，过去我们说海军老在洗脚盆(指沿海)里洗澡，现在要到游泳池去游泳。近海也给你明确了——太平洋的西边。”

　　春节后一个月，海军学院的4位教授完成了第一稿。这篇稿子足有四五万字，引经据典，资料丰富，但太长了不说，结构也有问题，像一本教材，不是一篇学术报告。

　　刘华清指示，由海军机关重新加工。王春法牵头，张予三和王苏博参加，在原稿基础上调整结构，重新起草。

　　为了安静和保密，三人在位于海军机关大院东南侧的海军第一招待所找了间房子，20天后完成初稿，经反复修改后成稿。

　　这份涵盖海军未来建设和作战方针的绝密文件，开始时没有发给海军其他领导征求意见，更没有在海军党委会上讨论，只是作为海军司令员刘华清的个人学术报告，在演讲前单独给了海军政委李耀文一份。

　　聆听报告的100多位军级干部都拿到了这篇题为《海军战略与未来海上作战》的讲稿，带回了各自单位。

　　很快，全军掀起了战略研究热潮。到1987年，空军、二炮和各大军区都陆续展开了自己的军种战略或战区战略的理论探讨。

　　诞生

　　刘华清之所以加快推动海军战略的步伐，是因为担心，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之前的1985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6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将裁军百万。其中，海军所要精简的员额最多。

　　9月，叶剑英等一批老同志致信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请求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增选一批比较年轻的同志进来。69岁的刘华清，也在致信的名单中。随后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这一请求。刘华清不再担任中央委员，转任中顾委委员。

　　这两件事，无论对海军未来发展，还是对刘华清个人的政治生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海军常委会、党委会和全会等各级会议上，对海军战略都未出现反对意见，但会下，有人说刘华清“自立山头”，甚至写告状信送到中央军委。有人开始传播小道消息：刘华清已经退居中顾委，海军司令当不长了。

　　刘华清也听到了，他在海军党委常委的一次生活会上发了火。他说，海军战略是新东西，有不同看法，请大家畅所欲言。某些人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上不讲，会下乱讲，搞小动作，这不是共产党人的品格，海军机关不能滋长这种歪风邪气。

　　“刘司令后来跟我说，他生气的真正原因不是有人反对海军战略，是他们违反组织原则搞小动作。”《海军司令刘华清》一书的作者施昌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为了能使海军战略能顺利贯彻实施，刘华清和政委李耀文甚至私下商议，让海军领导班子平稳过渡，年长两岁的刘华清先退，选配一位年富力强的新司令，李耀文继续担任海军政委，晚两年再退。

　　国防大学的学术报告之后，刘华清继续为海军战略的确立而四处奔走。

　　1986年11月，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承办的海军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包括国务院相关部委、军事科学院、空军、二炮在内的46个单位应邀出席，中顾委常委伍修权、副总参谋长何其宗、国防大学校长张震等人与会。

　　1987年2月13日，由刘华清和李耀文共同签发，海军党委向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明确海军战略问题》的报告。

　　时任海军副司令员张连忠被派到总参，汇报海军战略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海军建设的必要性。“汇报完后，没有一个人表态，既不说支持，也没人说反对。”张连忠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3月21日，根据总参要求，刘华清和李耀文再次签发《关于海军战略问题的简要说明》的报告。

　　4月1日，总参召集所属有关各部和国防科工委等9个单位的领导和专家，专题研讨《关于明确海军战略问题》的报告。

　　不久，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军委主席邓小平等，先后圈阅了这份报告。

　　至此，中国海军战略及其理论体系宣告诞生。

　　“海军战略提出后，成为海军发展的分水岭，使海军建设发生了质的变化。”后来接替刘华清之职，于1988年1月到1996年11月出任海军司令员的张连忠上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一点，当然没有逃过国际军事观察家的眼睛。美国海军战略研究专家杰弗里·戈德曼在《中国马汉》中写道：

　　根据刘的观点，中国海军只能保卫祖国海岸和岛屿不受外来侵略已不够了。中国海军需要控制中国海岸和“第一岛链”之间海洋的能力，并预见到完成远至“第二岛链”作战的近洋防御战略。

　　虽然对“近岸”“近海”和“近洋”等概念的定义与中国不同，但在对中国海军战略内涵的解读上，这个美国人倒堪称刘华清的知音。

　　“PLA海军未来的作用仍然不确定，但有一点非常清楚。”他写道，“刘华清已经把中国海军安置在通向21世纪的航道上，仅是近岸防御的时代已成过去。”

　　南沙机遇

　　“没有刘华清在永署礁建立海洋观测站的强烈主张，及其军事部署和行动，就没有今天南沙的局面。”

　　本刊记者/韩永

　　1987年3月7日至4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简称“海委会”)第14次会议在巴黎召开。

　　会上确定了全球200个海洋联合观测点的地址、编号和所属的国家，其中属于中国的有5个。除了已经建成的沿海的3个和西沙的1个，还有位于南沙的74号站，需要新建。

　　参加完会议回国后，时任中国国家海洋局局长严宏谟立即向国务院报告。除此之外，他还第一时间面见了时任海军司令员刘华清。

　　刘华清兴奋难抑地意识到：扭转南沙局面的历史契机到了！

　　迟来的存在

　　直到这一时刻，新中国建立以来对这片82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海的行政实际管控和军事驻守巡防仍然严重缺位。

　　而坐拥地利之便的周边国家，却早已张开蚕食之口。这一过程始于菲律宾1970年侵占马欢岛和费信岛，到1987年为止，越南、菲律宾、文莱、印尼等国已经侵占了南沙20多个岛礁。

　　在刘华清就任海军司令员的第二年，1983年5月，新中国第一支远航编队到达南沙。此前，囿于装备的不足和“近岸防御”的作战方针，新中国人民海军的舰艇编队从没有在这片不断被蚕食的海域出现过。

　　当曾母暗沙暗红色的灯标映入眼帘时，此次远航的总指挥、时任海军副参谋长张序三命令编队在此抛锚，长鸣汽笛。这一声长鸣，宣告了新中国在这片海域迟来的存在。

　　为了给南沙建站保驾护航，4年后的1987年5月6日，又一支联合编队开始巡航南沙。

　　与4年前由一艘补给船和一艘运输船组成的实习编队不同，这是一支由10艘舰船组成的战斗编队，其中驱逐舰1艘、护卫舰5艘、保障船4艘。编队的任务是：逐个巡视南沙的岛礁，同时保障科考人员的安全。

　　远航前，刘华清指示：一旦发生冲突，要按照军委指令，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绝对不能示弱，绝对不能吃亏”。

　　此时，中国最主要的几个涉海部门，已齐聚南沙。

　　中国科学院派出的南沙海域科学考察队，已经先行出发。一位参与调查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片危机四伏的海域，他们一两个小时就要和部队联系一次。

　　国家海洋局的“向阳红5号”科考船也赶赴南沙，进行岛礁勘测调查。行动的副总指挥杨华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算船员，参与考察的队员近300人。

　　为了避免可能的冲突，对这次远航的涉外纪律规定得很细，比如不能向外国船只喊话，不能离外国占领的岛礁太近，如果被问及到这儿干什么，就说训练。

　　事实上，这次远航的风险并不大。相对于中国驱逐舰上直径130毫米的大炮，岛礁上少量的外国驻军构不成多大的威胁。时任南海舰队参谋长、巡航编队总指挥李树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南沙问题，从来都不是军力对比的问题。

　　巡航编队的另外一个任务，是摸索南沙的航行线路。当时，中国没有南沙的海图，编队随身携带的两张海图，一张是英国的，另一张是美国的，都非常不准确。李树文让航海长积累资料，回去做一个南沙航行安全的小册子。

　　“开枪权在军委，还击权在编队”

　　经过几个月的考察，1987年8月7日，由刘华清、严宏谟联名签发的《关于在南沙建海洋观测站问题》的报告，呈送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报告指出，此次南沙建站具有战略意义，既借机扎根，又名正言顺，建议在水面开阔且距大陆较近的南沙永暑礁建站。

　　报告提出了两套方案，一是建无人驻守站，二是建有人常驻站。但刘华清和严宏谟都倾向于第二套方案。

　　报告递上去两个月，没有批复。

　　此间，越南当局改变了此前的立场，声称要对中国在南沙群岛建立74号站进行干预。而在之前召开的“海委会”巴黎会议上，对联合国海洋观测站的分配方案，越南并没有提出异议。

　　刘华清很着急，因为中国已几次与历史机会擦肩而过了。

　　1974年秋，时任海军副参谋长的他在率队考察了西沙以后，曾向海军领导建言：抓住西沙海战胜利的有利时机，进驻南沙岛礁，以绝长久之患。但此时海军正处于“文革”乱局中，无人理会他的建议。

　　曾担任海军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景上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进驻南沙岛礁的话，性质与以后大不相同：中国驱逐的是南越，不仅师出有名，甚至可能得到北越的支持。

　　1975年，中国又错失了一次进驻南沙的机会。当年，南越溃败，从南沙撤出。时任南海舰队某潜艇艇长的李树文和其他几位艇长联合向上级建议，把这些岛礁控制起来，一样杳无音讯。

　　刘华清请求面见时任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

　　在这次会面中，他着重向杨尚昆阐述了三个问题：首先，南沙建站，是在中国的岛礁上，又有国际授权，“怕什么呢？”其次，观测站建成之后，中国在南沙就有了立足之地，站稳脚跟后，再伺机进驻其他的岛礁，中国在南沙的局面就会大大改观；第三，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的大背景下，实际占有越来越具有国际法效力。

　　“中国不能再失去这样的机会。”他恳请杨尚昆亲自过问一下建站问题，尽快批复这个报告。

　　11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在南沙群岛建设海洋观测站的批复》，同意在永暑礁建设有人驻守观测站。该批复对这一工程的建设主体进行了分工：以海军为主，国家海洋局协助，交通部专用工程船支援。

　　1988年1月底，南海舰队派出由一艘驱逐舰和3艘护卫舰组成的一支护航编队，赶往南沙，为即将开始的观测站建设排查安全隐患。李树文再次被委任为编队总指挥。

　　此时南沙的局面，与编队8个多月前第一次巡航时已大为不同。宣布要对中国在南沙建站进行干预后，越南加快了对无人岛礁的侵占步伐。

　　李树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接到的指令有两条：一是把越军赶下去，二是不能惹事，不能打第一枪，“开枪权在军委，还击权在编队”。

　　1月31日，越南两艘军舰满载建筑材料，欲侵占永暑礁，抢建高脚屋，被李树文带领的编队拦阻。2月17日，越军又来抢占距永暑礁不足40海里的华阳礁。

　　李树文决定利用中方舰大的优势，制造威慑。他让驱逐舰抵近越南的扫雷舰，与之对峙。

　　他的想法是，不直接驱赶上礁的越南士兵，以免发生直接冲突，而是通过威胁其舰艇来驱赶。他下命令，只要越军胆敢动武先打第一枪，就大炮小炮一起打，让其两艘舰船无任何还击和上报求援的机会，就葬身海底，“必须下这个决心，后面的事我来处理”。

　　晚上，在高强度威慑之下坚持了多个小时后，越方再也坚持不住，把礁上的士兵接下来，走了。

　　3·14海战

　　前方形势紧急，已经升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的刘华清，也在后方紧锣密鼓地运筹。

　　2月12日晚，在应约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  紫  阳谈话时，他分析了中国在南沙的优势和劣势。赵  紫  阳同意他的分析，嘱咐他，对南沙斗争，需要加强哪方面的力量，尽快写个报告。

　　此后半个月，刘华清和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总参谋长迟浩田、总后勤部副部长张彬、继任的海军司令员张连忠和政委李耀文等人多次开会，研究南沙斗争的方案部署。

　　在预想了“一切可能发生的困难”，筹划了“一切应该采取的措施”后，一份有关南沙斗争部署的建议书，在刘华清的主导下定稿，并迅速呈报中央和军委主要负责人。

　　3月10日，该建议书获得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建议书认为，流血冲突可能很难避免，但这同时也是锻炼海军的机会。

　　3月14日，赤瓜礁海区战斗打响。

　　这场海战几乎是2月17日华阳礁冲突的继续，只是换了桥段：越军没有在对峙中撤退，并且向中方开了第一枪。

　　3月上旬来到南沙、与李树文进行了指挥权交接的南海舰队榆林基地参谋长陈伟文，下令火力全开，击沉越舰。12分钟后，越舰沉没。

　　赤瓜礁海区战斗打响后，正在总参开会的刘华清很快收到报告。他立即命令总参作战部：“坚决打，凡是能占的岛礁都上去。”总参一位副总长请示，要不要向中央汇报，他大手一挥：“你们不要考虑那么多！有什么问题，我当面向赵  紫  阳汇报。”随后，他和洪学智一起，驱车赶往海军作战指挥室。

　　当刘华清和洪学智赶到海军大院时，这场共持续28分钟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前方请示要不要抓俘虏，刘华清下令‘抓’！前方就抓了9名俘虏。”在作战室坐镇指挥的时任海军司令员张连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次海战，中方击沉越方两艘武装运输船，重创一艘大型坦克登陆舰，俘虏越军9人，毙伤其人数不详，中方三艘参战护卫舰完好无损，仅有被越方第一枪打中的杨志亮受轻伤。

　　海战告捷，刘华清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在我心里，那种隐隐约约受制于人、受辱于人的感觉没有了，多少年来堵在心头的一口气也顺了。”

　　唯一让他遗憾的是，他的“凡是能占的岛礁都上去”的愿望没有实现。“当时大现礁我们都占了，但后来又撤下来了。”李树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的这一政策，让一些岛礁的控制权重回越军手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查阅资料发现，越南仅在1988年占领的岛礁，就有10个。

　　3·14海战后，李树文去301医院看望一位老领导。老领导说：“听说那几个礁既不能住人，也不能种庄稼，离我们又那么远，你占几个礁干什么！你占几个礁给国家带来多少麻烦哪。”

　　海战过后，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了嘉奖令。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副主席杨尚昆让张连忠介绍了赤瓜礁海战的经过。

　　张连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没有刘华清在永署礁建立海洋观测站的强烈主张，以及军事部署和行动，就没有今天南沙的局面。如果实现刘华清的全部方案部署，南沙的形势会比今天更主动，更有利。

　　解决“腿短”问题

　　3·14赤瓜礁海区战斗，解决了中国在南沙的实际存在和军事管控问题。

　　海战之后半年，1988年8月，永暑礁海洋观测站建成。观测站包括可以停靠5000吨级舰船的码头与航道，一块相当于20个篮球场大小的人造陆地，和一幢80多米长的两层主体楼房。

　　正如刘华清做建站动员时所说，这不是简单地建一个观测站的问题，而是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宣告：南沙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容侵犯。

　　但中国海军要有效保卫这一主权和权益，还得解决海上制空权的问题。

　　飞机“腿短”，是中国经略南海的一个现实困境。赤瓜礁离最近的海南岛陆地机场，有900公里。而当时中国海军航空兵最先进的飞机，作战半径最多只有700海里。

　　改变这种局面的路径有三条：一、改进歼击机；二、研制加油机；三、缩短空中飞行距离。

　　3·14海战半个月后，刘华清召集多个部门，就航空装备如何适应南沙斗争需要进行专题研讨。会上形成了两套方案：一、对现役歼击机进行改装，延长其飞行半径和滞空时间；二、启动空中加油机工程。

　　1989年1月，中国新型歼击轰炸机“飞豹”首飞。其作战半径达到1650公里，基本上可以覆盖南沙。

　　同时，空中加油机工程启动，1994年11月投产。首款加油机由“轰6”改装而成，可以让歼击机的航程增加50%。中国从此结束了国产飞机不能空中加油的历史。

　　西沙机场的修建也迅速提上日程。

　　《海军司令刘华清》一书作者施昌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第一个提出西沙机场建设问题的是邓小平。1974年，他在中央军委西沙设防专题讨论会议上，提出了这一主张。巧合的是，同一年，刘华清在第一次考察西沙后，也向海军党委提出要搞西沙机场。

　　“邓小平要求把西沙、南沙和台湾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刘华清提出收复西沙后，一鼓作气收复南沙。他们都把西沙机场建设与经略南沙联系在一起考虑。这是大战略家的眼光，看得很远。”施昌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3·14海战后，修建西沙机场成为共识。1991年5月，西沙机场验收通航，海军航空兵进驻。中国大陆与南沙之间的飞行距离，缩短了几百公里。

　　南沙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海军节和海军旗

　　刘华清担任海军司令员期间，主持海军首长专题办公会议，通过了确立人民海军建军日和设计人民海军军旗的建议，上报中央军委。

　　1989年2月17日，中央军委批准，确定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成立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日，俗称“海军节”。

　　1992年9月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旗。海军军旗旗面上半部为“八一”军旗样式；旗面下半部为横向蓝白相间条纹，象征大海和波浪。

　　海军军歌

　　1983年，刘华清亲自作词、著名音乐家吕远谱曲创作了《人民海军之歌》。

　　海军礼仪

　　根据《海军舰艇条令》规定，舰艇迎宾礼仪分为五级：

　　一级礼仪用于迎送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执行一级礼仪时，舰艇悬挂满旗，全体舰员分区列队(俗称“站坡”)，设军乐队和仪仗队。

　　二级礼仪用于迎送除一级礼仪所列者之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舰艇悬挂满旗，舰员分区列队，舰上设仪仗队；除不奏《国歌》、欢送乐曲外，与一级礼仪程序相同。

　　三级礼仪用于迎送大军区级首长以及级别相当的地方党政领导。舰艇悬挂“欢迎”信号旗组，舰上设仪仗队；除舰员不分区列队外，与二级礼仪程序相同。

　　四级礼仪用于迎送军级首长以及级别相当的地方党政领导。舰长、政委在舷梯口迎送首长。

　　五级礼仪用于迎送师级首长以及级别相当的地方党政领导。舰值日(军官担任时称值更官)在舷梯口迎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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