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导读：方兴未艾的淘金热正将2万名广西上林人引向蛮荒的非洲加纳。不过，在一夜暴富之前，淘金者仍需为疟疾、艾滋、劫杀等混乱买单

　　“你见过黄金吗？原始的黄金。”在广西上林县明亮镇鑫源砂泵厂二楼的办公室内，厂长黄湖清问我，他翻出手机内混杂着砂金和普通沙砾的照片给我看。

　　黄湖清生产砂泵已经超过20年。他的工厂十分简陋，约三米高的围墙，屋顶由几块大板子遮住，内墙也没有粉刷，你能看到砖头的搭建结构。钢材和零部件分别置于地上，工人们分开坐着，切割、焊接 伴随着电钻的轰鸣声，几只公鸡在工厂内打鸣。门外，一辆货车停在厂门口，4个工人正将砂泵设备装入货柜。它将驶向深圳，然后海运至喀麦隆、刚果、津巴布韦等地。

　　有金子的地方就有上林人。这个位于南宁以北的县城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民间采金。

　　上林县明亮镇甘六村的李英松今年39岁，他十岁时就开始在甘六村用土法采金。1999年上林人开始用砂泵采金，2004年，这一方法被政府叫停。

　　但上林的淘金热仍方兴未艾。

　　令上林人尝到采金暴富滋味的，是从2005年开始远赴非洲加纳的淘金潮。

　　黄金将上林人像鲨鱼闻到血腥味那样吸引到非洲，在加纳，大约有超过2万名上林人。加纳矿业商会的数据显示，2011年，加纳全国黄金产量为360万盎司，其中30%来自小型矿场。加纳中国矿业协会秘书长苏震宇估计，实际小型矿场的产量占比比这一数据更高，高达40%，一小型矿场的主力军则是中国上林人。

　　加纳！加纳！

　　上林县的生意人黄军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05年，他曾在黄湖清的工厂购买三套砂泵设备，海运至加纳，成为首位在加纳采金的上林人。黄湖清本人则在2001年开始在菲律宾采金，他拥有当地的采金执照，且合法缴税。长久以来，采金资格多被当地政府严格控制，然而在加纳却完全是另外一番状况。

　　加纳的黄金开采历史超过百年，当加纳是英国殖民地时，曾被英国取名为“黄金海岸”。当苏震宇1998年在加纳考察黄金开采业时，他惊讶地发现加纳已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采金方式，Newmont、Gold Fields、AngloGold Ashanti等西方矿业公司斥资数十亿美元进行规模开采；与此同时，加纳本地人则用锤子、铁簸等原始工具进行采金。

　　加纳政府对金矿的划分方式也体现出这两类完全不同的采金生态—25英亩以上的金矿为大矿可由国外公司开采；25英亩以下的为小矿，只能由加纳本地人开采。

　　21世纪初的加纳采金业正处于最先进、最原始的两极，上林人的到来则迅速填补中间地带。加纳的土地所有权掌握在村庄地主手中，对于这些拥有矿区土地和采矿执照的地主而言，带着设备和钱前来的中国人堪称最好的合作伙伴。成为金矿主人的门槛并不高—一台价值140万元的挖掘机，40万一台的砂泵，再加上柴油机、工作用车皮卡、入场费、农作物补偿费、工人工资及每日开支，每条选矿线的成本近300万。

　　对于正在全球搜寻采金机会的上林人来说，加纳堪称天堂—没有苛责的采金执照门槛，没有高税收，你只需向地主缴纳1至3万塞地(注：塞地为加纳货币，1塞地相当于3元人民币)的入场费，再给予一定的农作物补偿费，即可挖开地表土壤，寻找“筛盘里的闪光”。

　　黄湖清即是这样的冒险家。将砂泵提供给黄军后，黄湖清一直在向其打听加纳的采金效益，内情令人震惊。黄军在加纳的选矿线每天至少产出黄金100克，最高时超过1000克，远高于黄湖清在菲律宾每天数十克的黄金产量。2008年，黄湖清与朋友凑足600万元，在加纳建了两条选矿线。

　　跟随者接踵而至。2009年，开过车、做过生意的上林人张文与五位朋友，每人投资50万，凑齐300万在加纳投资选矿线。张提前汇钱给远在加纳的朋友，并在上林找了八名工人前往加纳开工。张与地主达成的协议是1万塞地的入场费，外加每天10%的黄金分成。“在上林，有本事的人几乎都去到加纳了。”张文对《环球企业家》说。

　　2010年2月，他带着一位也想在加纳投资的上林人，办好签证，飞到加纳首都阿克拉 (Accra) 。10小时车程后，张文才到达位于库马西(Kumasi)的采矿工地。

　　张文开始接手生产线管理，他与工人一起住在工棚里。每两张床用一块木板隔开，屋顶则以铁皮瓦封顶。工地打了一口井用于抽砂金。

　　所有饮用水都必须去市区购买，工地配备有冰箱，最宝贵的物品是一台半人高的保险箱，里面存放着现金和每天挖出的金子。

　　除了工人工资外，张文还需应付移民局、警察局的“收费”，一般数十或上百塞地就可以解决。上林人在加纳开车，警察会故意拦下，这时就需要钱。收完钱后，当地警察甚至会用中文说“谢谢”。

　　在工地上，张文有八个上林工人，月薪5000元，外加2%的黄金分成。除了上林工人外，张文还招募了10名当地员工，工资按天结算，每天7塞地。采金人每天先用挖掘机清理地表土壤，挖出3至4米深的大坑，用砂泵将砂石抽到1个6米见方的留金槽中，金子会慢慢沉淀到留金槽底部的金毯上，然后将金毯拿出，手洗出混合着砂砾的砂金，再放到V字型的金桶中淘去砂砾，金子会沉淀至V型金桶底部。最后工人们用模具将金子烧成方形或圆形的金块。

　　依照此法，张文每天约能获得100克粗金，价值约3万元人民币，最多时产量高达200克，周边有人不时传出每天产出1000克黄金的消息。

　　这些粗金被储存在保险柜中，张文会每日观察国际金价行情，择机出手。在库马西市区到处都是买卖黄金的地方，收购者多为福建人、印度人。张文一般习惯跟福建人做生意，他只变现一部分用于工地开支，余钱由福建人通过地下钱庄汇至国内账户。

　　“做生意讲求的是信任，之前朋友已经跟福建人把关系建立起来了，也放心。”张文对《环球企业家》说。

　　在加纳，采金者最初半年甚至两个月即可收回数百万元的投资，类似的例子在上林比比皆是。一夜暴富的故事开始上演。仅在明亮镇就有三家砂泵厂。

　　在上林县城，此前做美的家电销售的周博义投入了全部积蓄40万在加纳入股选矿线，明亮镇甘六村的李群林则把种树、养牛挣的20多万，加上9万元贷款，全部投到加纳。卖车卖房、银行贷款、高利借贷后凑钱投资加纳的人不计其数。“采金一个月，相当于我们打工好几年。为什么不去？”周博义对《环球企业家》说。

　　最初在加纳采金的工人原始积累超过10万后，几乎都转身做了采金投资人，他们通常6至10人入股，如此再吸引新人加入。上林县甘六村的李英松三年前到达加纳，做了一年采金工人后亦如此。

　　2010年，上林人到加纳投资的采金线不足10条，如今已超千条。与之配套的砂泵生产厂也从3家增至8家，公路两旁都是砂泵、挖掘机配件厂。上林民间谣传着这样的故事，仅2012年一年，上林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三家银行即有数十亿的进账，如此暴增的存款令主管部门倍感蹊跷，甚至调查这些钱是否是洗钱的赃款。

　　加纳采金热甚至推高了上林的房价，2009年当地房价为1500元/平方米，现在价格已翻了一倍。路虎、保时捷、宝马等豪车也开始出现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街头。在南宁房地产市场，类似上林人甚至会用现金买下整栋楼的消息频出。

　　“在加纳待个两年，有些人见到了一辈子都没见过的那么多黄金，那么多钱。”黄湖清说。

　　瘟疫

　　自上林县城一路往南，则可到达明亮镇甘六村。村口修建了一道由白砖和红瓦砌成的大门，门下摆着两座石狮，门匾上上书三个金色大字“和顺门”，门两边则是一副对联：“顺风得势门，和气生财路。”

　　当地人将这个大门称为“黄金门”，它由一位在加纳淘金大发横财的甘六村民修建，耗资达28万元。大门两旁是绵延的稻田，更远处是群山。

　　与中国大多数村庄一样，明亮镇和甘六村临路的房屋墙上刷着标语。不同的是其他村庄墙面上刷的多是“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明亮镇和甘六村的墙上刷的则是“疟疾是一种通过蚊子传播的急性传染病”、“发热病人要到医院检查是否感染了疟疾”。

　　将疟疾带回村庄的是数以百计的加纳淘金者。

　　整个甘六村有600多人，而在加纳的就超过200人，每家每户都有男人去加纳，通常这些人头一两年会在工地做工，然后再拿积蓄投资淘金线。由于男人们的离开，村里老人过世后的棺材都由女人负责扛回来。

　　39岁的李英松今年除夕前一天刚从加纳赶回家，他在那里呆了整整三年。最初的积蓄是每月3000元的工资外加1%的黄金提成，如今他已成为一条采金线的小股东。李十岁时就在甘六村采金，二十岁时到黑龙江采金采了十年。“种地根本活不下来，除了采金子，其他的也不会做。”李对《环球企业家》说。

　　三年前，李决定去加纳采金时，他的妻子黄利光并不同意。“那么远，那么危险。”黄利光说。但随着村里的人去加纳的越来越多，黄也就默许了。

　　在加纳，李英松每天在工地操作砂泵机长达八小时，每周休息一天，因为工地离市区远，语言也不通，他休息时也不出去，要么在工棚睡觉，要么跟工友聊天。这几乎是李英松在加纳的全部生活。在加纳采金的工人，因为有黄金分成，若运气好，一年能挣20万。那一年李英松却只挣了不到10万，他没有回家。“没挣到钱不想回来。”

　　在加纳的第一年，李英松得了八次疟疾。事实上，到加纳的上林人几乎90%都会感染上疟疾。李英松自己去医院买药，他不识英文，但记住了药的样子和英文名称，一旦感染疟疾后，他就自己买药，自己打针。

　　疟疾是上林人在加纳所遭遇的常见病，更严重的则是感染上艾滋病。周博义附近的一个工地上有七个上林的工人都感染了艾滋。这七个工人也不打算再回来了。“回来能怎么办，他们打算在那边再干几天活给家里挣点钱寄回来。”周博义说。

　　李英松到加纳的第二年，寄回5万元将一层的平房修葺成两层的楼房。

　　在加纳的三年间，李英松共被移民局和部队抓了5次，最长的一次被关20多天。他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抓，他办了工作签证，完全可以在加纳从事劳务工作。被抓时，李唯一的担心是是否将被遣送回国。他有一个13岁的儿子和一个11岁的女儿，都在念小学。在加纳的三年，孩子们经常在电话里问，“爸爸你什么时候才会回家？”

　　三年未归的李英松决定带着自己挖出的50克黄金今年春节回家。他拿出其中的5克到上林县花了30块钱的加工费给妻子黄利光做了个戒指。

　　黄利光将这个有着镂空花纹的金戒指戴在中指上，另一个无名指上则戴着重达3克、样式更简单的圆环戒指。“这是他六年前在黑龙江采金时做的。”黄利光转了转无名指的戒指，不好意思地笑了。回家后，李英松花了约一千元给孩子们买了新衣服。“在非洲待了三年，我头发都白了。”李说。

　　想回来的不止李英松一人。2011年，54岁的张文曾希望将在加纳的金矿股份转给他人，他甚至做好了回到上林退休养老的准备—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赚到足够的钱。2012年2月，张与朋友三人又凑了100万，再借了100多万的高利贷，建了另一条采金线。

　　非洲环境的险恶迫使他开始买枪防身—每个工地至少两把枪，押送黄金时枪不离手。

　　2012年7月的一个傍晚，张文和工人正在工地吃饭，一个身穿警服持枪的人前来。工人们以为是移民局的官员，纷纷准备逃跑。此人示意工人坐好别动，并收缴了工地所有的手机和枪，然后带走了保险箱—里面装有10多万人民币现金以及200多克金子。

　　“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这个人是真警察还是装扮的警察。”张文说。

　　这是张文所经历的唯一一次“抢劫”。他堪称幸运。就在今年3月，一位上林人被抢劫，被一把AK47打了27枪后身亡。另一位上林工人也被劫身亡，他留下了两本加纳生活日记，他的妻子准备等孩子长大后将日记交给他。

　　黄湖清甚至领养了四个本村的孤儿，他曾到其中一个四岁女孩的家，女孩唯一的亲人—奶奶从床上摔倒在地上。“她根本没有办法把奶奶扶起来。”黄湖清说，“大家拼了命都是为了钱，为了生存。”

　　搜捕

　　去年10月，李英松又一次被抓，关押地点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移民局。与往常2至3个人的小规模抓捕不同，此次关押在移民局中的有多达108名中国工人。

　　这是加纳政府第一次针对在加纳采金的中国人所进行的大规模搜捕。加纳政府认定中国人在加纳的采金活动均为非法。按照加纳法律规定的确如此—25英亩以下的小矿只能由加纳本地人开采。

　　“如果认为我们是非法的，那为什么最开始让我们进来？”张文愤怒地说。在这一次搜捕过程中，工地上的工棚被烧，开采设备和零部件也被扣押。

　　在搜捕中，加纳军方甚至枪杀了一名16岁的采金少年陈龙，这个事情罕见地引发了中国驻加纳大使馆的公开谴责。后来加纳政府释放了被关押的108名中国工人，李英松就在其中。“如果不是他们杀了人，也不会那么快放我们出来。”李说。

　　恐慌的情绪一度在上林人中蔓延。在加纳采金的中国人中，超过90%均来自上林。上林在加纳投资的采金线超过1000条，以每条300万元成本计算，上林人在加纳的投资多达30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银行贷款、民间借贷。若加纳政府取缔非法采金，不少人会倾家荡产。

　　在惶恐不安中，张文还是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恢复了生产。其他被毁的淘金线亦如此。但在大家以为事态已平息时，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搜捕又一次发生。

　　27岁的上林县城人周竹佐曾在南宁批发蔬菜，2012年冬天前往加纳采金。

　　今年3月17号，他正在工地用煤气烧金，移民局的人突然前来。工地上二十多个工人一哄而散，十余人跑到山上。周却被抓，凌晨12点他从达瓜工地被遣送至400公里之外的阿克拉，抵达时已是凌晨七点。如此连续三天，移民局都在抓人，最终落网者多达14人。

　　混乱中，非裔工人趁势将衣服、冰箱洗劫一空，周竹佐多达1.5万塞地的积蓄亦被翻走。

　　这是一次不堪的经历—只有12平米的房间却关押了近40人。“每顿饭只给烟盒大小的馒头吃。”周竹佐拿着烟盒对《环球企业家》比划说。

　　监狱不提供水，被关押者若想喝水需自行购买。跟周竹佐一同被押的中国工人中，有人在移民局抓人时擦枪走火膝盖被打穿，加纳当局对其却没有任何处理措施。

　　3月21号晚，移民局连夜将14名工人运到阿克拉监狱。14个中国人和三个因犯罪被押的非裔犯人关在一间监狱里。“衣服也不让我们穿。”周竹佐回忆说。

　　幸运的是如此大面积的搜捕终于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注意。3月25日，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公安部组成的调查团来到加纳。在调查团停留加纳期间内，加纳政府“提议”让中国代表团乘坐直升飞机俯瞰加纳的土地—很多土地千疮百孔，开采后并没有回填。加纳临海，但是缺淡水，上林人特有砂泵法采金后的废水直接排向河流。

　　加纳大使馆甚至临时短信通知了一批采金老板到使馆座谈。加纳中国矿业协会秘书长苏震宇亦身在其中—加纳中国矿业协会是在加纳采金的中国人自发组成的一个民间团体，并无任何官方背景。

　　1994年，广西民族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后，苏曾当了一年导游，后到加纳一位美籍华人所开的赌场当了四年的管理人，而后为加纳采矿的中国人担任翻译。2006年，苏找到加纳人Bevard antwi boasiako作为合作伙伴，并在加纳注册公司开采金矿。这家名为Hansol的独资矿业公司已拥有800平方公里的采矿土地，并成为加纳58家矿业服务公司中唯一一家“本地企业”。为了便于与加纳政府沟通，2011年，苏震宇与其他人共同成立了加纳中国矿业协会。

　　在3月26日的座谈会上，苏震宇对调查团说，“这是我们的工人，别说合法非法，要先把人放出来，里面是不给他们吃喝的。”苏震宇的公司中有23人被捕。他曾期盼调查团能够出面和加纳政府协商，以使中国采金者身份合法化。

　　不过，一周之后，加纳方面却并没有放人。调查团方面给出的结论是“这里不安全，不适宜继续开采活动，6月1号前应全部撤离“。苏震宇对此很失望。“本以为我们政府来了，跟加纳政府沟通后会把我们的工人放了。”苏对《环球企业家》说。事后，他只好与以往一样花钱疏通关系。

　　4月2号，周竹佐终于被“赎买”出来，其他人也陆续花钱被放。一些仅持有旅游签证的工人被遣返回国。在港口城市加纳特马，周竹佐看到码头上堆放着超过500台砂泵设备。这些设备都是摩拳擦掌的上林淘金者提前预订的。因形势突变，中国淘金者不敢开工只能观望。为了避免“全军覆没”，一些人开始将目光投向津巴布韦、喀麦隆等非洲国家。

　　4月5号，周竹佐从阿克拉辗转22个小时的飞机回到广州。在落地南宁后，周感觉浑身发冷，回到上林后医生告知他已感染疟疾—其体温高达39.8度，输液三天才把体温降下来。

　　被遣返回上林后，周竹佐仍在考虑去何处采金。“一天1000克黄金，几十万人民币，哪个不想要？”周对《环球企业家》说。

　　有朋友正邀请周竹佐到苏丹采金。周坦言自己正在认真考虑—即便那里有战火。 (应受访者要求，张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