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吴挺

　　发自美国加州安纳伯格

　　对中美元首的“庄园会谈”，美国前国务院官员、亨利·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容安澜(Alan Romberg)受访时认为，此次元首会面最重要的方面是让两位领导人有机会创造一种关系，在未来可以利用起来。同时，这次会面会让他们有机会探究彼此在一系列议题及中美关系方面的广阔目标、希望以及担忧。

　　东方早报：白宫官员既强调这次会面个人互动的重要性，但又列出了大量的具体议题更待商谈，如何加以平衡，有限的时间里，更应该重视什么？

　　容安澜：可以期望的是，他们在结束会议之后能够对彼此感到足够的舒服，足够的有信心，这样，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对方的动机，更好地解读对方未来的声明和政策。我想强调的是，建立相互信心(Mutual Confidence)可能是比寻求相互信任(Mutual Trust)更加现实和有意义的目标。建立互信是值得的，但需要的时间很长。建立一种信心感——彼此之间能够理解，譬如动机及对方力图达到的目标等——则是可行性。如果他们成功了，能够很好地抓住对方寻求推进的整体方向，那么两位领导人将能更好地对彼此采取的任何特殊的步骤有了解，也能以一种创造建设性结果的方式加以回应。

　　会晤的确有非常多的议题。但重点是，这不是一次要产生一份有着很长清单的成果的“公报”，相反，而是要让两人理解对方“起点在哪”、假设前提是什么、目标是什么、担心的是什么——既要在广阔的战略层面，也要在至关重要的具体问题上。希望利用这些增进的了解作为基础，指导未来的关系走向更加积极的方向。

　　东方早报：你觉得两国通过这次会面应该对外释放怎样的信号？

　　容安澜：中美可能不会通过此次会面出台什么新的、翻天覆地的政策声明，但借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第一次会见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之后说的一段话，“如果我们两国首脑在结束会谈后感到对方的确是可以更好理解，可以共事的人的话，这将朝着为更有建设性和合作性关系的未来打下基础迈进了一大步。”中美对于彼此、地区、世界如此重要，会面的成功将对和平、繁荣和稳定，以及对我们所有人拥有一个积极的未来产生巨大的贡献。

　　东方早报：亚洲是中美两国过去数年间紧张和互疑的中心区域，你认为奥巴马会同意两国共同领导和讨论建立起一套新的亚洲秩序吗？

　　容安澜：我不是某种“G2”概念——或现实主义——的信仰者，不论是军事、政治抑或经济。我认为两个国家都不会将“G2”的安排视为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而其他国家对此也会非常不满。其他国家不希望中美走向对抗，甚至是紧张，但他们会难以接受两国力图创建一个新的亚洲秩序。

　　也就是说，不仅仅在这次会谈中，在其他峰会级别、内阁级别或次内阁级别的会议中，中美的官员们将来都应该进行持续的对话，以便清楚地表示两国在军事领域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这不是简单地用讲话要点阐述官方立场，而是需要双方坦率地表达和耐心地倾听，进行真正的对话。如此，我们才可能避免误解和误判。对话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东方早报：中日钓鱼岛争端似乎是个分歧？

　　容安澜：我认为两位领导人在会面中应该阐述各自对于日本的观点。奥巴马需要倾听习近平对于钓鱼岛以及日本在地区作用上的观点，而习近平不妨也听听奥巴马对于美日关系以及对日本所持的不同评价。

　　东方早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在“习奥会”之前宣布即将离任。他是奥巴马总统外交政策非常关键的智囊，并且在推进美国更重视亚洲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苏珊·赖斯接任会不会带来美国政策的变化，尤其是对华关系方面？

　　容安澜：外交政策的驱动力里，最重要的是国家利益和人事。美国政府诸多关键人事岗位变动自然会影响和塑造处理对外事务的方式。不过，至于方式，在美国这里，由于总统没有变化，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尤其是包括对华关系在内的亚洲政策，我有非常清晰的感觉是，现任政府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总统的政策，不是某些共同协商产生的某种共识。也许，国务卿、国防部长或国家安全顾问说话、思考的方式能够带来一些变化，但最终，政策仍然是遵循，并且持续遵循总统的决定。

　　不要忘记，再平衡战略的宣布只有一年半多的时间。如果看看奥巴马政府从一开始处理亚洲政策的方式，你就会发现，在前些年消失不见的东西出现了，即重视亚洲的程度以及政府内部一定程度的协调。我将这些变化直接归结于总统本人。

　　所以，情势变了，一些政策随之而变。但我不预计美国政策会因为即将发生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变化而发生重大改变。

(原标题：“建立信心比寻求信任更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