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第397期封面报道

　　中国少女生态报告

　　少女之殇

　　我们的成人社会，没能保护好少女。

　　没有在人身安全上保护好少女。名为“公仆”的官员和名为“为人师表”的公职人员，频频成为伸向少女的黑手。他们丧失了礼义廉耻，猥亵性侵未成年人，仿佛他们从未有女儿或亲人。

　　没有在法律程序上保障好少女。刑法里有强奸罪和嫖宿幼女罪，但后者激起了公众的愤怒，因为“嫖宿”之称、量刑标准和实际效能。它并未成为扼制犯罪者的利剑，反而成了某些恶人逃避法律重责的保护伞。

　　没有在价值观念上引导好少女。中国的成人社会纵容和鼓励她们对成名、考分、高收入、物质、性感、成人生活方式的追求，而缺乏引导她们对传统礼仪、人际交往规范、安全、健身、无用之事、多元发展的重视。

　　没有在社会体系上援助好少女。在校园之外，众多十八岁以下的流水线女孩、留守少女、单亲少女、援交少女和问题少女，难以得到来自法律、社区、家庭、社工、慈善组织、心理辅导和社会教育机构等层面合力的呵护。

　　即使对性侵少女者实施化学阉割或判处死刑，仍不能完全止住少女之殇。中国的成人社会为少女们顺利成长顺利通过而需要顶住的“黑暗的闸门”，还很多。

　　我们的社会，必须保护好少女。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才配有未来。

　　少女之殇

　　没有青春的青春

　　中国是快中国，社会是商品社会，成人都无力与之抗衡，少女更难免疫。

　　文/胡尧熙

　　很少再有人用“豆蔻年华”、“二八年华”这样的词来形容今天的少女，就像没人再用“新新人类”这个词来形容今天的少年，它们都了无新意，铺满灰尘。有一些新词汇是专门为她们发明的——嫩模、萝莉……改变的还不只这些，过去说少女情怀总是诗。但如今，诗歌早就不盛行，少女情怀也诗意渐远。

　　少女的物化和被物化，其实都是成人世界的传染病。

　　和嫩模、萝莉一起出现的，通常是这样的图片，少女浓妆艳抹或素面朝天，或遮或掩地显露着身体的第二性征。这种消费青春的方式放在十年前会引起一片哗然，十年后少女和看客都能泰然处之。就像电影《手机》里，葛优躲在教师寝室偷数停在校门口的豪车究竟能装下多少女孩，当8个女孩从车里钻出来时，我们和他一起感叹这群少女的社交生活超乎想象。这一幕曾经稍显夸张，但在视频网站上看过17岁的武汉车模曹阳穿着暴露地站在闪光灯下之后，再回看这个情节只会觉得波澜不惊，司空见惯。

　　现在的少女们没有经历过上几代人的动荡和苦难，但她们还是比其他国家的同龄人都经历了更多的巨变，因为她们来自变化最快的时代，在变化最大的国家中成长。

　　如今的少女喜欢自拍，在微信上和陌生人分享照片；出入夜店，在社交场合如鱼得水；房间里最整齐干净的地方是梳妆台，上面摆满香水、眼影、指甲油、眉笔和唇线笔……随着年龄增长，物品越来越多。

　　电视里，14岁的林妙可说话滴水不漏，女学生在选秀节目里奋力出位。我们会很难理解这些变化因何而起，止于何处。每个年代的人虽然都会有自己特殊的行为方式，少年世界却始终是成人世界的投射，他们之间固然差异巨大，却还是保有一些共同之处。在对于未来的某些憧憬上，少女和父母是一致的：他们同坐一桌吃饭，都知道三文鱼好吃；同行出街，都认同宝马是比自行车更好的代步工具。成人渴望有一栋真的别墅来代替广告上的“家园”，少女也希望梳妆台上摆放的是雅诗兰黛“红石榴”而非“百雀羚”。

　　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如此，中国是快中国，社会是商品社会，最流行的价值观是实用主义和成功学，成人都无力与之抗衡，少女更难免疫。她们在某些方面和父母分道扬镳了，更追求自我，有更开放的心态，下定决心不再为传统所累，在另一些方面却和父母越来越像，知道财富的可贵，明白竞争的残酷，拥戴成功学，崇尚物质享受。

　　橄榄形的社会无疑是最健康的，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现实社会的每个领域细分起来都是金字塔形的，成功者永远是少数。成功往往和付出的代价成正比，所以，会有少女成为嫩模，成为辍学生，会有“干爹”进入她们的生活，成为通向物质生活的捷径。少女的物化和被物化，其实都是成人世界的传染病，而那些尚未被传染的少女，也未必能过得快乐。

　　没有哪一代人的青春能像现在的孩子这样紧张压抑。

　　中国的城市少年几乎都是在同一种大环境下成长的。他们幼年时以号啕大哭来表达自己不能实现的想法，等到成了少年，就选择沉默和叛逆。他们很少把自己与父母的矛盾告诉别人，但更不愿对父母讲述自己的苦闷。他们在人前会违背自己的心愿，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通常都是基于同一个理由——那是父母喜欢的。人后则会试图挥发个性，宣泄情绪。中国父母向来喜欢为孩子安排一切，他们在报纸上看各路青少年问题专家的访谈，却未必知道自己女儿最喜欢的读物是《最小说》。

　　这一代少女遇到的问题似乎比少男更多一些，她们的父母都是在兄弟姐妹的关爱和打闹中长大的，她们却大多是独生子女，比父母更脆弱、更孤独。父母会倾注最多的心血在她们身上，无微不至，面面俱到。成年人评论今天的少女，总不乏娇贵、公主、刁蛮这样的词汇，却忘了她们是自己一手塑造出来的。这些词汇似乎也适用于男孩，人们在抱怨“男孩不见了”，多半是因为大多数男孩缺乏阳刚之气，阴柔有余而野性不足。

　　少年们不会知道他们的生活被观察剖析，置于社会放大镜下，他们只想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但中国人的青春与西方人相反，西方人升入高中后才进入人生冲刺点，中国孩子从小就被告知要赢在起跑线上，最重要的生活场所——学校，至少看上去不美。中国自古就有“十年寒窗苦”的说法，也不缺“悬梁刺股”式的典故，这证明从古至今，少男少女都很难从学习中获得快乐。但好像没有哪一代人的青春能像现在的孩子这样紧张压抑，他们每天要上8堂课，外加早晚自习，男孩周末补英语，女孩暑假学芭蕾。家长在期待他们未来的成功，却忽视了眼下的他们是否还有生气。卫生部有一组数据显示，中国数千万心理疾病患者中，有“三分之一是在青少年时期发病”。青春不知不觉间变得病态而残酷。

　　和城市少年相比，农村少年过着截然相反的生活。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留守儿童，另一部分提前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还有一部分则期望通过寒窗苦读改变命运，可是已经有教育专家说了，现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寒门学子上大学的几率越来越小。即便他们有天能进入城市，也会和父母一样为户籍所累，青春被加上政策的壁垒。这个问题似乎是无解的，同样的少男少女，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被挤压消耗，直到青春远行，诗意不再。

　　谁偷走了她们的青春？

　　太早为“安身立命”打算，过早地投入“安身竞赛”，对理想、梦想或狂想感到格格不入，于是演变为赤裸裸的现实主义，青春不再。

　　文/谭山山

　　“在我落笔之时，十二三岁的少女正是美国收入最丰厚的模特儿。在所有视觉媒介的广告里，她们被设计成像是非常懂事、性感无比的成年人出现在大众面前，仿佛全然陶醉在色情的环境里。在看过这类比较隐晦的色情作品之后，那些还没有完全适应美国对儿童的这种新态度的人，很可能会更渴望洛丽塔的魅力和诱人的纯真。”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的开篇这样写道。此书初版于1982年，波兹曼当年提出的证明童年与成年的界限被日益破坏的例证，今天仍然在发生，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2009年，英国作家戴安娜·阿普莱亚德在《每日邮报》网站发表文章，把这些早熟的少女称为“童妇”(child women)。

　　乔琪·斯万是阿普莱亚德笔下的一个个案：小姑娘每周读两份八卦周刊，花大量时间在房间里试穿她最爱的衣服和一大堆鞋子、包包，直到确信自己的打扮无懈可击，体重也没有多出来哪怕一盎司，她才会放心去照镜子。她的偶像是英国名模“波霸”乔丹，她正在攒钱准备做隆胸手术。听上去和其他女性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斯万只有10岁！而且，像斯万这样的“童妇”越来越多。一位女儿也是10岁的妈妈苦恼地说：“我像她那么大的时候，还下河、爬树呢，可我女儿呢，不是在涂指甲油，就是弄她的发型，还把自己打扮成哥特女郎！”

　　是谁偷走了她们的童年？

　　童年的商业化已成为我们这个以消费为驱动轮的世界的大转动器。

　　尼尔·波兹曼指出，童年的概念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此前，人们并不对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加以区分。印刷术的发明，使成人和儿童之间出现了分界线：成年人指有阅读能力的人，相对的，儿童指没有阅读能力的人。童年的概念由此诞生。他们穿着自己的服装，阅读自己的文学，做自己的游戏，生活在自己的社交世界里，得到妥善的保护，不受成人生活的困扰。

　　但是，电子媒介出现，尤其是有了电视之后，信息等级制度的基础就崩溃了。孩子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消息灵通，他们知道成人所知道的一切。“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变成成人，或者至少像成人一样。用我自己的一个比喻，这意味着当儿童有机会接触从前密藏的成人信息的果实的时候，他们已经被逐出儿童这个乐园了。”

　　尼尔·波兹曼将童年的消逝归结于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齐格蒙特·鲍曼则认为，消费主义对此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鲍曼在文章中引用尼尔·劳森在《全能消费王》一书的观点：“童年的商业化已成为我们这个以消费为驱动轮的世界的大转动器”，我们所有人，至少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已被说服，除非我们与最新的潮流保持一致，否则我们的生活就是一种失败”。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loser最可耻，这些“小大人”在迅速成人化的同时，也接受了成人世界的价值观，连焦虑也是成人式的。戴安娜·阿普莱亚德那篇关于“童妇”的文章中，访问了英国儿童学会执行主管鲍勃·赖特迈尔，赖特迈尔表示，现在的小姑娘，总焦虑于自己“不够苗条、不够美丽”，而她们的参照对象，是成人世界中的性感偶像，也是她们眼中成功的象征。

　　很难想象世界上有任何一种文化反对“青春”的罪行会大于中国文化者。

　　中国的情形和西方有所不同。学者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提出，在中国人身上，同时有着“少年的老人化”和“成人的儿童化”两种导向。中国文化除了以“非性化”的方法，使一个在生理上“性”已经萌芽了的个人长期保持思想感情的稚嫩以及儿童化的体态之外(成人的儿童化)，还用推崇“少年老成”的方式，使他(她)抛掉理想，与现实妥协，赶快过渡到“安身立命”的阶段(少年的老年化)。

　　“儿童化”和“老年化”双管齐下的结果，就是铲除了中国人的青春阶段。这个阶段不只是一个人最有冲劲的时候，也是他(她)最有吸引力的时期，“在一个必须像防贼一样防范‘个体’的文化中，它当然又是一个最为危险的不能加以渠道化的时期，因此就成为必须被抹杀的对象”。孙隆基甚至认为，很难想象世界上有任何一种文化反对“青春”的罪行会大于中国文化者，“虽然，抹杀‘青春’的效果，在每一个个人身上危害的多寡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中国人的青春阶段一般总是在十分窒息的甚至窝囊的情形下被浪费掉的”。

　　因为，一个人太早就为“安身立命”打算，过早地投入“安身竞赛”，对超出“身体化”存在之外的理想、梦想或狂想往往感到格格不入，于是演变为赤裸裸的现实主义——为了填补心中的焦虑和不安，总得抓住什么：房子、车子、钱。

　　韩寒这段话堪称残酷青春的写照：“过了少年，失去青年，踏向中年；机灵，勤奋，困苦，无望；想活得更好，活得更不好；有理想，不敢想；想创业，怕失败；盼真爱，却已婚；恨特权，又敬畏；怨体制，但想做公务员；要买房房价涨，要买车油价涨；吃饱了勇敢，饿着了懦弱；遵纪守法，但眼看着胡作非为的一个个发家；想胡作非为，上路一半摩托车又被扣了……”

　　事实上，中国是有过讴歌青春的时候的，那就是“五四”时期。那时候的先行者认为希望在下一代，自己的使命，就是顶住传统这个“黑暗的闸门”，让下一代通过；唯有“救救孩子”，才能免得他们被传统“吃掉”。就像卢梭所说，过去他用年轻的岁月去敬重老人，现在发现自己不得不用老年的时光去敬重青年。希望在于青少年，因为他们代表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