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电话公示一年半后部分成摆设 柴新竹 图

　　芙蓉区卫生局局长、天心区教育局原局长热情接听电话

　　长沙：公示干部电话接通率偏低

　　核心提示

　　本报记者采访报道

　　干部电话公示一年半后，群众还能找他们倾诉心声吗？

　　近日，《法制周报》记者带着一些群众关心的话题，以群众身份拨通了部分领导干部的手机。有的领导干部认真回答了记者的问题，而有的领导干部则回应“打错了”，或者直接摁断电话，或者拒接……

　　暗访中，记者发现，与手机接听率相比，领导干部的办公室电话接听率极低，甚至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办公室电话无一接通。

　　“领导干部电话公示初期，我们也试着打过报纸上公示的电话，那个时候还是有人接听的，也能耐心听完我们的投诉。但现在情况有很大的变化，一些领导干部认为，群众反映的很多问题都有职能部门专管，不需要领导直接过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市民对记者说，现在拨打十个干部的电话，有两三个人接就算不错了。

　　长沙市2011年年底的电话公示活动曾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并颇受好评，此举在给领导干部提供密切群众关系崭新通道的同时，也为广大群众随时反映情况创造了条件。但从记者的电话回访情况来看，当初参与公示活动的部分领导干部忘记了承诺。电话公开举措起初效果是好的，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但一段时间后，与百姓联通的纽带流于形式，这些干部的做法显然背离了“一推行四公开”制度的初衷。

　　人们关注的是，对此谁来追责？如何追责？

　　●当记者以禽流感话题用办公电话拨通了芙蓉区卫生局局长罗菊华的手机后，电话另一头立刻传来了热情的声音，罗局长详细介绍了相关防治知识。

　　●暗访中，记者发现，与手机接听率相比，领导干部的办公室电话接听率极低。长沙市民政局11个领导无一人接听办公电话。

　　●“你打错了，应该找雨花区民政局。”在接通分管双拥优抚工作的长沙市民政局副局长康某某的手机后，当记者以雨花区市民的身份，询问“现在烈属享有哪些优惠政策”时，其显得不耐烦。

　　他们接听了电话

　　5月16日，法制周报社。记者用办公电话和手机分别拨打了40余个电话，5月17日，拨打了30余个电话。6月5日又拨打了20余个电话。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通过此举，看看一年半前公示的长沙市各相关单位领导干部的电话是否还打得通，这个备受好评的“民生通道”是否还在。

　　“您好，我是芙蓉区市民，新闻上说湖南已有一例禽流感患者死亡，我们区里有没有禽流感患者？”当记者用办公电话拨通了芙蓉区卫生局局长罗菊华的手机后，电话另一头立刻传来了热情的声音。

　　“目前，芙蓉区没有发现禽流感病例，如果有，我们会坚持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原则，发布疫情信息。”罗菊华告诉记者，为了预防禽流感，芙蓉区卫生局在禽流感爆发时，就开始加强对汽车站、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监控工作。

　　见记者言语中表露出害怕的情绪，罗菊华又详细介绍了禽流感相关的防治知识。“避免去暴发禽流感的地区，尽量避免与禽类接触，对鸡肉等食物应彻底煮熟……”

　　当记者表明身份，罗菊华显得很平静。“电话公布以来，时常会有记者拨打过来，当然也有骚扰电话，像推销书籍的、房子的、保险的等。”

　　罗菊华坦言，这些骚扰电话的增多，确实也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导致一段时间，见到陌生号码都会犹豫下，不敢接听。

　　随后，记者以“小孩上学难”为由，按照公布的“长沙市天心区区直单位的领导干部电话”目录，拨打了名单上的教育局局长陈玉英的电话。

　　“你反映的这个问题，也有其他市民打来电话反映。”陈玉英说，为解决城区学校就学难问题，区教育部门对城区一些学校进行了扩建，努力增加就读人数。

　　陈玉英表示，由于城区小学可容纳生源有限，小孩就学难的问题短时内难以解决，他请家长予以谅解。

　　结束通话前，陈玉英告诉记者，自己的工作岗位进行了调整，已不在教育系统就职。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公布，拨打电话的人仍旧会认为自己是教育局局长。对于这些来电，自己在解答的同时，会告知对方自己工作岗位调动的信息。

　　他们“不方便接听”

　　暗访中，记者发现，与手机接听率相比，领导干部的办公室电话接听率极低。下面记者以白描式的手法，为读者呈现长沙市民政局回访结果：

　　丁某，长沙市民政局局党委书记，主持全局党务工作，主管城乡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办公电话88665468，无人接听。

　　曹某某，长沙市民政局党委副书记、局长，主持全局工作。办公电话88665466，无人接听。

　　伍某某，长沙市民政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办公电话8866545513807311899，无人接听。

　　胡某某，长沙市民政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办公电话88665428，无人接听。

　　贵某某，长沙市民政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办公电话88665436，无人接听。

　　范某某，长沙市民政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办公电话88665446，无人接听。

　　肖某某，长沙市民政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办公电话88665467，无人接听。

　　何某某，长沙市民政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办公电话88665425，无人接听。

　　康某某，长沙市民政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办公电话88665456，无人接听。

　　张某某，长沙市民政局党委委员、工会工委主任，办公电话88665458，无人接听。

　　杨某某，长沙市民政局党委委员，办公电话88667311，无人接听。

　　值得一提的是，在随后的手机联系中，除了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伍某某关机，局党委委员、工会工委主任张某某无法接通外，长沙市民政局的9位领导均接听了电话。

　　“对不起，不方便接听。”这是记者在复访时，听得比较多的拒听理由。

　　记者在拨打天心区区委、区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电话过程中，有3人分别以“正在开会”“正在接访”以及“在外地学习”等为由，匆匆挂断电话。

　　而在另外一些电话中，记者遭遇到了“短信回复”和“回应打错了”的情况。

　　“您好！因正在开会，不方便接听您的电话，您如有事相告，请您发信息联系，我将在方便的时候回复您的信息……”当记者拨打长沙市教育局局长的手机时，被其直接摁掉，2秒钟后，记者手机里收到了文中的这条短信。记者数了一下，这条短信有51个字。

　　“你打错了，应该找雨花区民政局。”在接通分管双拥优抚工作的长沙市民政局副局长康某某的手机后，当记者以雨花区市民的身份，询问“现在烈属享有哪些优惠政策”时，其显得不耐烦，回应“打错了电话”，应该直接找当地的民政部门了解，而不是到他这里。

　　暗访中，记者也遭遇到了电话被摁断的尴尬，如在拨打天心区区委副书记邓某某的手机时，电话响了五六声，就被直接摁断，其后也没有接到回拨电话。

　　此外，天心区区委、区政府领导班子成员中5人，长沙市教育局党委班子成员中3人以及天心区规划分局局长李某的手机无人接听；而天心区民政局局长黄某某公布的手机号码为空号。

　　电话公示的初衷

　　2011年12月30日，长沙市委机关报《长沙晚报》罕见地以多个版的篇幅，将长沙市1108名各区和市直部门领导干部及民情联络员的联系方式，向群众公开。随后，各区、县(市)也比照市里的做法，将本级领导干部的电话，通过媒体进行公示(2012年01月16日，本报曾以《长沙公布千名领导干部电话决策揭秘》对该事进行报道)。

　　此举很快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将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沟通距离缩短为零的做法，在赢得掌声的同时，也引来了是否政绩作秀的质疑。

　　电话公示不到十天，就有媒体将群众的质疑通过报道的形式，向有关部门提了出来。

　　2012年1月9日，《法制日报》刊发《长沙公布千余领导干部联系方式陷作秀“漩涡”》的文章，将该报记者复访的情况报道出来，“近日，记者随机抽取了岳麓区、芙蓉区以及长沙市信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4个单位5名有关负责人的电话，用办公室电话拨打。除长沙市信访局的肖雄飞以正在开会为由挂断电话外，其余领导的电话均无人接听。”

　　但长沙市有关部门坚称，电话公示是“一推行四公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长期坚持下去。时任长沙市委书记的陈润儿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长沙已经公开了各区和市直机关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就是要便于群众找得到人，为群众服得好务。”要让人民群众与领导干部“联得通、叫得应”。

　　为此，长沙市还专门制订办法强化监督机制和考核办法，“如果群众发现有领导干部电话打不通、联不上，可以拨打监督电话：12342(市纪委)、88666247(市委群工办)投诉。如果领导干部电话号码和办公地点有变动，必须及时上报市委群工办，由市委群工办统一向社会公示。”

　　记者查阅《长沙市公开领导干部联系方式工作管理监督暂行办法》后发现，该《办法》对领导干部及民情联络员不接听电话的几种情况分别进行了详细规定，即，随意变更联络方式；手机和办公电话长期无人接听或呼叫不通；手机和办公电话长期非本人接听；与群众沟通中态度不好，多次被群众投诉的，由长沙市纪委和市委群工办根据有关制度，视情节予以处理。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及时处理，造成重大影响或群体性事件的，将由市行政效能投诉中心进行行政问责。

　　谁来追责？

　　时间只会提供考验的长度，并不会摊薄考验的厚度。

　　2011年12月30日，长沙市高调公布领导干部及民情联络员的联系方式，没有指出这次旨关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活动，什么时候终止。至少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与政策刚出台时的备受关注相比，现在较少人还在意这个活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中央提出的作风建设，再次明确要求领导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某区委区政府15名领导干部的办公电话，竟无一人接听，显然与电话公示的初衷相悖，更有违中央“八项规定”有关作风建设的政策。

　　电话公开举措开始时效果是好的，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但一段时间后，与百姓加强联系的这一纽带流于了形式，把关注民众疾苦止于挂在嘴边，诸多干部的做法显然背离了“一推行四公开”制度的初衷。

　　人们关注的是，对此谁来追责？如何追责？

　　《法制周报》将对此事的后续进展，继续跟踪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