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迈向一个充满市场想象的时代。

　　民间对于城镇化的梦想，正在演化成各种不同的图景。醴陵均楚镇，七个农民造城试验，有种自发的生机勃勃；大汉模式，利用社会资金，探索了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样本；伟大模式，在田园里造城市，一种新的城镇化范式。

　　三个城镇，三个蓝图。政府该在这些蓝图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该如何对民间造城进行引导？又该如何规范它的无序？民间造城试验，正在践行这些问题的答案。

　　答案至少有一个方向：政府与市场，是这样的一对舞伴，永远在寻找最优的平衡度。

　　本报记者朱远祥娄底、株洲报道

　　均楚模式：七个农民的“造城”试验

　　城镇化早已显现出它的市场焦灼。

　　13年前，醴陵市均楚镇周坊村人何立军和另外6位农民筹资200万，建成一座集农贸、商业和居住于一体的城镇小区，让200多户山区村民过上城镇居民生活。今年50岁的何立军提起此事仍然十分得意。

　　“当时政府很支持，但主要是我们自己来运作。”何立军说，2000年的时候，镇里的集市还是马路市场，平常做些小生意的他找到镇领导，提出集资建农贸市场。受资金之困的镇领导与其一拍即合，同意出面征地。

　　随后，何立军四处找人“合伙”，但大部分人对他的设想嗤之以鼻。何立军好不容易说服了6位村民，每人出资30万元。“大部分都是向亲戚朋友借，后来向信用社也贷了些款。”何立军介绍。

　　200余万元的资金筹集后，何立军等7位村民在均楚镇政府的支持下，对一片5万多平方米的山地实行三通一平。修通公路后，建起了400多个摊位的农贸市场。市场周边的店面用地，则分别有偿转让给200余户村民建房，一楼建成店面，二楼居住。到2005年，这里已形成初具规模的城镇化小区。“我们还掉贷款和利息，只赚了一点点，但也算做了点公益事业吧。”何立军笑道。

　　何立军等人的“造城”尝试，让200多户来自军山、潘家等偏远村庄的村民住进城镇，告别了传统式农民生活。43岁的乐永康从殷家村搬到集市后，从事木材加工，还买台榨油机加工菜籽油，日子过得挺红火。去年他买了台7万多元的小车，成为有车一族。

　　这种农民自发的造城试验，虽被专家称为“均楚模式”，实质上来源于当地村民改变生存现状的朴素追求，以一种“野蛮生长”的活力，提供了成功的城镇市场化样本。

　　而对于郴州汝城县永丰乡的何水养来说，2002年城镇化之后的生活，则让他有些迷茫。

　　锯竹、劈篾、织箩，57岁的何水养在家门口熟练地操作。每逢赶墟的时候，他便在门口叫卖做工精致的竹箩。

　　与何水养一样擅长织篾的，还有组上的17户村民，大伙住在汝城县永丰乡农贸市场一排整齐的两层房屋。11年前，他们还是横坪山村芦花山组的村民，祖辈生活于偏僻高山，没有公路、自来水，也没有电，全组70多口人只有2.44亩稻田。村民靠制作竹器挑到20公里外的集市去卖，以此维持生计。

　　2002年的村庄搬迁，改变了18户村民的生存状态。永丰乡政府争取以工代赈扶贫资金22万，每户村民再出资1万多元，在乡农贸市场边建了18栋联排房屋，让村民摇身成为小镇居民。之后形成初具规模的作坊式竹器加工，使这个小城镇农贸市场远近闻名。

　　那一次由政府主导的18户村民搬迁，成为汝城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当年小城镇建设的典范。

　　今年端午节是汝城县永丰乡赶墟的日子，成为专业织篾户的何水养没有卖出一担箩。他和其他17户居民一样，11年前从山区迁至农贸市场时曾为“过上城镇生活”而兴奋，现在却得为如何增收发愁。这些年竹箩市场不景气，已有13户选择外出务工谋生，却因缺少专业技能工资低微。

　　“这十多年来，我们这18户，没有一户加层建房的。”从山区村民变成城镇居民的何水养，至今仍住在每层不足4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里。

　　两座城，两种命运。城镇进化无固定轨迹，但如何实现政府与市场协同作战，及时让位补位，值得决策者深入思考。

　　伟大模式：城镇化的民间智慧

　　政府的城镇化路径已基本明晰。而关于城镇化的构想不仅仅出现在政府的规划簿上，也出现在民间的智慧里。

　　株洲伟大集团董事长邓天骥将城镇化梦想放在了“乡村”。

　　把6平方公里的乡村建成一座城市公园，让村民“不离土不离乡”地享受城里人的生活，同时让成功的城里人重返自然过上田园新生活——这是邓天骥的梦想，也是被称为“伟大模式”的株洲县“惠天然·城市公园”项目正在践行的城乡一体化路径。

　　邓天骥被员工们称为“追梦的人”。“我哪怕只把这个项目做完，也是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做出了一种尝试。”邓天骥表示。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一开始，当地村民对项目开发普遍持观望甚至是敌视心态，项目遭到了95%的村民的抵制。

　　“渌口镇城区是3平方公里，我们城市公园项目是6平方公里，要改造一块这么大面积的乡村，无异于‘造城’。”伟大集团副总经理、“惠天然·城市公园”项目负责人吴文觉说。

　　吴文觉向记者阐述了伟大模式所追求的目标：

　　一个是让农民就地变为城里人。在保证当地村民“不离土不离乡”的前提下，通过征地补偿、土地流转、集中安置和就业转型，让农民变成农业产业和服务业工人，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享受城市标准的公共配套服务。

　　另一个是让城里人过上“田园新生活”。高端住宅、高尔夫球场、五星级酒店、江滨游乐园、观光生态农庄……吴文觉相信，现代气息与田园风光融为一体的“新生活”，能吸引众多成功的城里人前来居住消费。伟大模式在实现“乡村变城镇”的路径中，市场化运作的商业开发被视为“发展引擎”。高档商住楼、高尔夫球场与观光生态农庄融为一体，构成伟大模式创始人邓天骥所追求的“田园国际新生活”。

　　随着2.5公里主干道的完工，随着一栋栋安置房的建成，随着流转300亩土地的生态农庄实现规模化生产，2700多名村民开始对伟大模式刮目相看。“以前是95%的村民抵制，现在是95%以上的村民接受和支持。”吴文觉说。

　　“几年下来，才是个初坯子。”采访中，吴文觉对开发进程并不满意。董事长邓天骥则坦承，项目开发前期“非常痛苦”。

　　随着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一期工程的完成，邓天骥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同时越来越多人相信，邓天骥“田园新生活”的城镇化发展理念，是破解我国城乡二元发展困局的一次大胆尝试。

　　整个项目的完成，大概还需要10年。成败与否，最终还将由市场检验。但是来自民间的智慧，丰富了城镇化的经验。

　　大汉模式：政府的收放有度

　　有时候，城镇化是一场魔术表演。而政府则是魔术师。政府该用什么样的“魔法”，才能避免繁华落尽，只留下一堆冷却的烟蒂？

　　“魔法”收放之间，是政府行使职能的边界。对此，大汉集团董事长傅胜龙颇有感触。他的“造城”运动，2012年8月，被写进《湖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纲要(2012-2020年)》，以政府的视角肯定了“大汉模式”。

　　而大汉模式的成功，也在于政府的收放有度。

　　2000年，一家民营企业的介入让娄底双峰的城镇化有了不同的姿态。发轫于双峰的“大汉模式”，创造了利用社会资本来推进城镇化的模式。

　　当年，双峰城区3万人，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只有一条沿320国道而建的街道，对于拥有90万人口的大县来说，双峰城镇化相当滞后。

　　2000年8月，大汉集团与双峰县政府签订全面建设新城的协议。傅胜龙带资3000万承建320国道绕城工程，建成6.7公里的和森大道。同时，在大道两边，大汉集团以当时市场价每亩10万元，拿下还是一片荒芜的380多亩地。之后数年，“造城”计划启动，占地115亩的双峰建材市场以及一栋又一栋住宅楼盘相继问世，一座约3万人口的新城区在双峰建成。

　　修路、建市场、建住宅小区，是大汉“造城”的三部曲。双峰之后，大汉的尝试一发不可收拾。溆浦、永顺、邵东、桃江、宁远、宜章……目前，大汉集团已在省内的31个县(市、区)实施“造城”工程。傅胜龙带着他的大汉团队推进“百城战略”——20年内在100个城镇实践“大汉模式”，“让一亿人口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

　　对此，双峰老百姓有最直接的感受。车来人往的和森大道边，双峰建材大市场店面林立。贺家良，一家地板专卖店的经营者，每天忙得不亦乐乎。2004年，她从松坪村来到县城，十年间买车买房，成为名副其实的城里人。

　　贺家良做生意的建材市场，是双峰县新城区的一部分，大汉模式的起点。

　　“在当时县政府缺少城镇化建设资金的情况下，大汉集团开创了双峰专业市场的先河，也开启了我县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市场。”双峰县委常委、副县长龙燕青说。

　　傅胜龙常常向人推介他的“县城瑰宝论”。他认为，“请农民进城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在百万人口的县市建立起20万人以上的县城”。

　　在《湖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纲要(2012-2020年)》中也明确肯定了这种市场化的导向，“支持企业投资县城和小城镇的集中连片综合开发，推广‘大汉模式’，变‘建房’为‘造城’。”

　　湖南省委党校教授肖万春认为，大汉模式最大的贡献，就是创新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融资机制，“探索出了欠发达地区县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的有效途径”。

　　大汉模式，完全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主导，进行开发经营。这规定了政府职能的边界，不能直接参与城镇化的开发经营。在这个边界内，政府也在履行自己的职能。

　　2002年，大汉集团进军双峰的第三年，项目开发和经营遭遇“冷流”。当时，县供销部门改制，大量的商业店面对外处置，这给正在销售建材市场门面的大汉集团带来冲击。

　　“半年没有开张，没有销售。”大汉集团双峰巨龙公司管理部部长胡永红向记者回忆，大汉在双峰的开发项目当年完全陷入困局，许多人打起了退堂鼓，“领导层都在讨论，我们是该勇敢地留下来，还是静静地离开？”

　　在最困难的时候，双峰县委县政府伸出了援手，积极为大汉的城建项目提供帮助。县烟草公司投入960万元购买了规划区40多亩地，解决了双峰开发项目的资金困难。之后，大汉集团在双峰的一系列房地产项目顺利开工，“造城”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对于追赶型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的城镇化处于一种被压缩的紧张之中。在这种城镇化中，政府常扮演不该有的角色。而民间的探索，正是对城镇化焦虑的自我修正。

　　这是更具市场理性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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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职能的边界在哪里？

　　官员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双峰县委常委、副县长龙燕青认为，政府必须在城镇化进程中“有所作为”，否则，容易导致规划和建设陷入无序。

　　醴陵市均楚镇现任镇长苏继峰则坦言，必须由政府来主导新型城镇化，“开发商卖了房子赚了钱就走人，留下一摊子问题还不是靠政府解决？”苏继峰认为，应该由政府来融资和建设，并进行市场化经营，不过他又担心：“政府领导要是不懂市场经济，或者拍脑袋决策，那就麻烦了。”

　　作为伟大模式“城市公园”项目协调指挥部的指挥长，株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罗禧瑰认为，城镇化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律，尊重群众意愿，“政府绝不能搞一厢情愿。”但他同时指出，“中国的城镇化不能乱”，要做到规划有序和因地制宜。

(原标题：三个城镇化样本的市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