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日

　　在家乡——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陶店乡幸福村——孙志刚墓地上的青草已经十枯十荣。按照古礼，三年之丧，亲人们再祭一次，这个人就从现实世界里真正消失了。

　　孙志刚消失了吗？

　　4月10日，南都记者来到孙志刚老家。孙志刚案十年之后。

　　父亲孙禄松：“人去如烟，志刚不是这样。”

　　弟弟孙志国：“今天已经没有几个年轻人知道孙志刚。”

　　父子俩的回答有出入。在此之前，孙家父子已经接受诸多媒体访谈，这两句话被再三提及。因为孙志刚的缘故，他们被动地裹挟进公共话语中，一次次回忆死于收容制度的亲人。

　　3月20日，是孙志刚十年祭日。

　　这个64岁的老人说后来想通了。安心留在家里，帮助二儿子打理酒楼的生意。

　　2004年年底，孙禄松筹钱买下一栋位于黄冈市区东坡大道22号的三层小楼，由孙志国开起了“孙氏酒家”。

　　孙志国小孙志刚两岁。为了让哥哥能继续读书，他15岁就离家学厨艺，后来在武汉一家酒店当厨师。从哥哥读高中起，他就每月资助他，几十元，上百元。

　　这条街上，“孙氏酒家”生意最好。孙志国是国家一级厨师，很多客人都是冲着他的手艺来的。酒楼中午开张，迎来送往到凌晨两三点。店里现在有两个女工和一个徒弟，儿媳陈小红点菜结账，还是忙不过来，孙禄松不时上前端茶添水。

　　左邻右舍都很尊敬孙禄松，不仅仅因为孙志刚的缘故，这个老木匠洞察世事人情，他会很有分寸地待人接物。每天早晨7点左右，他就去市场买菜，清洗完毕后，又拿起笤帚清扫酒楼门前约50米的大街。他生怕做得不好，让别人在背后非议，进而玷污了孙志刚的名声。

　　记忆

　　“可真是个省事的孩子啊！”与孙禄松聊天中这句话会不断地重复。也就是说，这个大儿子自立意识强，什么都自己处理得利利索索，不依赖别人，父母什么都不用操心。直到有一天成为沉默无语的遗体被送回……

　　2003年大年初六，27岁的孙志刚背着两个大包顺着小路出门远行。临走前，他摸了摸父亲的脸，又拉着弟弟的手说，父亲为他读大学到处借债，弟弟为接济他连媳妇都没娶，他这次去广州一定要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好好回报父母和弟弟，“一切都会好起来”。

　　2003年3月14日，孙志刚在广州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已通过试用期，等一发工资就给家里寄钱。孙禄松没有收到儿子寄回的工资。相反，几天后，他收到了孙志刚被打死的消息。他不敢将真相告诉仍在住庙吃斋的老伴，只跟她说“志刚得非典，病了，我要过去照顾他”。3月20日上午，在武汉打工的孙志国接到父亲的电话，说孙志刚在广州出大事了，当时父亲没说哥哥已死。父子俩赶赴广州，辗转奔走。他们在广州住了84天。

　　2003年6月12日，孙禄松忘不了这个日子，他捧着孙志刚的骨灰返回老家。

　　孙母吴汉英直到上飞机前，还一直以为大儿子死于非典。下飞机前，小儿子的一句话，让她知道了真相，顿时泪如雨下，瘫倒在地。

　　这十年来，孙母不和家人一起吃饭，单独吃素。深受刺激的她不爱接触外人，大多时间都在酒楼的地下室里看电视。当有人提起孙志刚时，她的情绪会突然变得激动。

　　“你们还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吗？”这是一个残忍的问题。

　　孙志国说，希望未来国家能够修改和废除那些不好的法律，就像钢铁回炉一样，把锈迹除去。这句话其实是孙禄松的口头语。他常对媒体念叨，二儿子就记在了心里。

　　孙志刚祭日当天，孙禄松买了很多鞭炮去儿子的墓地。祭拜完毕，老人就回家了。作为孙志刚的父亲，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办。

　　心愿

　　领着记者去孙家老宅之前，孙禄松踌躇了半天。他担心会被村干部盯上。最后，他对外谎称孙志刚的同学来拜访，打消了村民的好奇心。

　　孙家老宅位于幸福村何家冲湾55号，距离黄州城区大约30里。村名得于1958年修建的幸福水库。老宅建于1982年，现已荒废，大门上出于孙志刚之手的对联残留八年后最终脱落。

　　屋前杂草疯长。孙禄松变得沉默。孙志刚是何家冲湾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当年，孙禄松在老宅宴客九桌，请来电影队，纵情欢庆。后来孙志刚下葬时，孙禄松为答谢帮忙的乡亲，又在老宅宴客六桌，只是徒剩一片伤心。

　　孙禄松仍记得当年孙志刚临走前说的修路的事儿。儿子死后，孙家拿到了国家赔偿金。孙禄松用这笔钱帮着村里修了路，还给45户乡邻安装了闭路电视。直到如今还常常接济一些“五保户”。

　　2008年，孙志国成家生子，孙家生活趋于平静，但还是常有外地人赶来，有的是祭奠孙志刚，更多的则是拿着厚厚的材料，要求孙禄松帮忙。

　　孙禄松已经成了很多维权人士的精神寄托，在他们眼里，这个老头有路子，认识许多大人物。

　　孙禄松说，我只能告诉他们“把材料收集好，保存证据，跟媒体实话实说”。

　　孙禄松现在的愿望是扩大酒楼的生意，赚更多的钱，这样就有资本办三件事：第一，创办“孙志刚基金会”，帮助乞讨流浪人员；第二，在孙志刚墓地后建造一座纪念亭，名为“志刚阁”，把儿子的遗物都摆进阁中，让祭拜志刚的人有个休息之所；第三，给志刚塑像，两米高左右。

　　律师吴革是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任，也是一名关注社会热点事件的公益律师，他向孙禄松建议，先从家乡湖北做起。

　　墓志铭

　　孙志刚的墓地就在进入幸福村的路边坡地上，距离他曾就读的小学不足百米。掩映在怒放的油菜花丛中。

　　在孙志刚的墓碑背面，有着这样两段话：“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人之死，有轻于鸿毛者，亦有重于泰山者，志刚君生前亦有大志，不想竟以生命之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其死虽难言为舍身取义，然于国于民于法，均可比重于泰山。”

　　孙禄松亲手设计了儿子的墓地，从2003年6月开始修建，一直到12月14日完工。占地面积250多平方米的墓地，分成三大部分，墓地最前部分是一座小桥，小桥后建有一座小亭，孙禄松为小桥起名“救助桥”，亭子的名字叫做“改制亭”。

　　亭子还未封顶。孙禄松说，十年前给儿子修墓的那几个月悲痛难抑，自己身体每况愈下，实在难以继续施工。没想到这一停就是十年。过一两年，他还要把亭子修好。

　　小桥和亭子后面建了两个花坛，花坛后是墓园。墓两侧是孙志刚最爱的两棵桂花树，孙禄松特意从老宅门前移来陪伴儿子。

　　孙禄松说，之所以建这么大的墓园，是因为儿子的死有着不一般的意义，推动了社会法治进程，而且孙志刚生前喜欢画画，特意修建了小桥、亭子和花坛，以陪伴他的在天之灵。

　　墓碑上刻有最早报道孙志刚事件的南方都市报记者之一陈峰参与拟定的墓志铭。

　　在建孙志刚墓之初，就墓地上的文字，孙禄松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打工者等，纷纷把悼词或碑文由网上传来，其中不乏激烈之词。孙禄松从中挑选了语言平实有力者，镌刻在大理石碑之上。其中，《孙志刚墓志铭》的文字是这样的：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湖北黄冈；二零零一年：武汉科技学院染美本科毕业；二零零三年二月：就职于广州，任美术平面设计师；同年三月十七日：因无暂住证被非法收容；同年三月二十日：死亡，终年二十七岁；同年四月十八日：经法医鉴定其系遭毒打致死；同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同年四至六月：孙志刚的悲剧引起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同年六月五日：广州当地法院开庭审理孙志刚案；同年六月二十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布；同年八月一日：一九八二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

　　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

　　为了让墓志铭看起来更清晰，孙禄松在墓园备了石膏粉，每次过来，就躬身用石膏粉擦拭墓碑。他说，他在余生中会一直擦拭儿子的墓碑。

　　立碑人

　　当报纸上有关于孙志刚事件的报道或评论，孙禄松就会复印保存，出示给每一个感兴趣的人。

　　每年都有许多媒体来孙家采访，孙禄松和孙志国总会热情招待。

　　孙志国说：“(十年前)在我们申诉中，新闻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全家非常感谢坚守正义的新闻媒体。”

　　孙禄松说，他不会忘记《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陈峰和王雷，不会忘记《北京青年报》登的“一大块文章”，不会忘记中央一家新闻单位写的“内参”。

　　孙志国说，父亲尽管在人前表现无异，但受访后情绪就会低落十多天。他心头结痂的伤疤一次又一次被揭开。

　　给孙志刚雕刻墓碑时，依照风俗，墓碑上要篆刻立碑人姓名，立碑人须是死者晚辈后人。彼时，孙志刚兄弟均未成家，孙禄松还是在墓碑上刻下立碑人：孙其心、孙其意。

　　孙禄松说，十年前，他托人给尚未出世的孙辈取了两个名字“诚心、诚意”。后按辈分，又改为“其心、其意”。

　　孙其心已经四岁了，是一个聪明乖巧的小男孩，只有他调皮的言行才能让孙禄松闲下来开怀大笑。孙子出生前，为排遣悲伤，孙禄松每天要在酒楼里忙上18个钟头。

　　孙志国打算还要一个孩子。无论男女，取名孙其意。

　　到晚上九点多，孙禄松就带孙子上床睡觉。他说自己想起孙志刚时，就会摸摸小孙子的头和背。如果大儿子还在，也成家立业了。

　　去年，孙禄松带着孙其心去给孙志刚扫墓。爷孙有一段对话：“爷爷，坟里面埋的是谁啊？”

　　“是你大伯。”

　　“大伯为什么躺在里面啊？”

　　“他被人打死了。”

　　“老师说打人是不对的。他们为什么要打死他啊？”

　　“这个……你长大就明白了。”

　　原作手记：有些仍很远

　　孙志刚案发三年后的2006年，我去志刚的家乡做了一次回访。回访的标题是：《他死后有些改变了，有些仍很远》。把观察的时间拉长到十年，我觉得这个标题仍然贴切。

　　那一年有太多“正能量”，在学者王怡看来，“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正发生在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个领域。他把2003年定义为“可称为一个开始发轫的‘公民权利年’，这样一个公民权利行动看似低调，但最终将比任何其他方式更有可能通向一个众所期望的结果。”

　　2003年，我们看到维权业主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看到张先著、周伟因政府“乙肝歧视”提起的行政诉讼；看到郭光允8年举报“拉下”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我们也看到众多的网络签名活动；看到民间频频向全国人大等机构提交的对劳动教养、乙肝歧视、城市房屋拆迁等法律合宪性审查公开信；我们还看到学者、作家、律师在维权中开始发挥巨大作用，如高耀洁、万延海之于河南艾滋病人，李昌平之于农民群体，周伟之于乙肝携带者人群。

　　2003年，一个雏形的公共政治空间开始从网络向平面媒体延伸，全国100多家媒体开辟或扩张了“时评”版，尝试为社会评论提供平台。

　　但有些改变了，有些还很远。

　　今年3月20日，孙志刚逝世十周年，我给志刚的父亲孙禄松打电话，询问他们家人的境况。

　　十年前志刚身死，全社会动员，侥幸修改恶法，十年后，以微博为代表的互动社区成为了纪念孙志刚事件十周年的最主要平台。

　　如同我在三年回访里认为的，追求幸福生活的诉求永远不会改变。(王雷)

　　回访手记：幸和不幸

　　时光流逝，孙志刚案仿若还在眼前，实则已过十年。孙志刚事件的意义早有公论。作为回访记者，我不想就此赘述，仅从个人角度略及一二。

　　2003年，我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彼时的互联网还不发达，纸媒尚是风行。从报上读到了相关报道后，震惊于孙志刚之死，愤怒于收容制度的罪恶。旋即，城市收容制度被废除，着实令人鼓舞。

　　2006年，我转行学了新闻。打听方知，同辈的诸多之人皆因孙志刚事件的报道而选读新闻，并定下南下的决心。凯风自南，那是媒体人士的黄金年代，一篇深度调查报道如石投水，能激起涟漪阵阵。

　　2008年，我做了记者后，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更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稿的可贵，又增添了对前同事陈峰和王雷的仰慕。作为后辈，谁不想写下这等能载入新闻史的稿件。

　　这十年中，社会断层加剧，矛盾激凸，从题材论当下是名副其实的新闻“富矿”。然而如《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的稿件几无，遑论推动社会进程。

　　更为惊心的是，传统媒体日益式微，新媒体高歌猛进。依照新闻传播原理，更多的新闻事件应得以扩散，更深的新闻背景应得以挖掘，据此，社会应得以极大改良。然而现状却是舆论分裂，娱乐至死。层出不穷的恶性个案在网络上发酵之后又迅速沉寂，如风卷残云。什么都不能改变，只留下谩骂和裂痕。

　　正因此，孙志刚案十年回访，更令人悲欣交集。采访结束后，我对孙志刚父亲孙禄松说，孙志刚既不幸运，又很幸运。

　　不幸的是，一个贫家子弟在美好人生刚刚展露曙光之时猝然死于收容制度。

　　幸运的是，那是发生在十年前。一家有担当的媒体写出一篇推动社会进步的新闻报道。如在当下，即使见报也会淹没在网络海量的信息中，众声喧哗，更多超越底线的事件在争相上演，受众已经麻木，这终究只会沦为单个家庭的悲催故事。

　　孙父一愣，他似乎听明白了。(王銮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