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生在1994年的一桩强奸杀人案“凶手”，河北人聂树斌已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2005年，另一名河北人王书金被抓获，他主动供述曾强奸多名妇女并杀死4人，其中包括一起“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与聂树斌案高度重合。由此，“一案两凶”引发舆论长期以来对聂树斌案司法公正性的质疑。    今天——2013年6月25日——河北高院将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书金案。

　　多年来，王书金案被视为解开中国当代“冤案”代表聂树斌案的“钥匙”。然而，在一、二审中，王书金所供认的涉及聂树斌案的奸杀案，既未被公诉，也未被定罪。

　　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王书金案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审理程序中，停滞不前；聂树斌案一直处于“依法核查中”，毫无进展；而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每个月都会去省城，这是她不断上访、与时间对抗的8年。

　　王书金案能否真正成为那把解开谜案、打开一个70岁老母亲心结的“钥匙”？网络上称王书金会翻供的传言会不会成真？虽然悬念未解，但至少，相关消息的披露，让公众离最后的事实真相又走近了一步。

　　本报记者周喜丰实习生张瑜河北石家庄、邯郸报道

　　自2007年7月31日二审开庭之后，王书金案直到今天又沉寂了6年。6月25日，该案在河北邯郸中院重新开庭，让公众感到突然，同时引发各种猜测。关于王书金可能会翻供的传言，也在网络中疯传。

　　“我也是一头雾水，”王书金辩护律师朱爱民表示，在接到开庭通知时，主审法官并未透露到底将进行哪种司法程序，“究竟是判决，或者作出什么裁定，或者恢复法庭调查，不知道。”

　　不被公诉的奸杀案

　　2005年1月16日，在河南荥阳乔楼乡一砖厂内打工的“王永军”被抓，他便是已被河北省公安厅网上通缉10年的王书金。

　　王书金的供述揭开了一起惊天疑案。其供称，1994年8月，在石家庄市西郊玉米地里奸杀了一个30多岁的妇女。然而，他所指认的奸杀案早已破案，凶手名叫聂树斌，1995年已被执行死刑。

　　一案两凶。8年来，彻查聂树斌案的呼声不绝于耳，而王书金案的结果，对于聂树斌案的意义不言而喻。

　　2006年4月11日，王书金案在广平县人民法院开庭。在公安机关的侦查中，王书金供认了6起犯罪，但公诉机关只对其中4起进行了指控，其中不包括玉米地奸杀案。

　　出人意料的是，在庭审中，王书金坚持供述他犯有6起强奸杀人罪，尤其坚称对玉米地奸杀案的供述是真实的。

　　“这说明王书金的态度是诚恳、积极的，”辩护律师朱爱民在辩护词中指出，就玉米地奸杀案，王书金在2005年1月18日向荥阳索河路派出所供述了经过，2005年1月25日，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在提讯王书金时，他做出了同样的供述，而且这种供述是在没有任何外界信息来源的情况下作出的，对此，广平县公安机关进行了确认。

　　因事关聂树斌案的对与错，除了供述，广平县公安机关还对了解此案现场的多名证人进行了调查取证，包括被害人康某的同事、当年与王书金一同打工的工友等。警方还带领王书金对其作案现场进行了指认。

　　“在这个案件的证据链条中，只差了被害人家人的报案、公安机关的现场勘验笔录和尸检报告这个环节，这个审查核对的义务是公诉机关应该承担的。”朱爱民说。

　　一年后，王书金案宣判：死刑。而在判决书中，根本就没有提到玉米地奸杀案。

　　王书金随即上诉，理由之一便是法院没有认定他供认的玉米地案。根据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应审查被告人的上诉理由，但在2007年7月底河北省高院的二审中，王书金和朱爱民提及玉米地案，都被法官以“与本案无关”为由制止。

　　王书金坚持上诉，否认翻供

　　二审开庭后，王书金案搁置，6年来一直没有宣判。

　　2013年6月25日，6年后的再开庭，引发公众猜测。

　　“我也是一头雾水，”朱爱民表示，上次开庭，王书金案已经走完二审程序，在接到开庭通知时，主审法官并没有透露此次开庭到底是进行哪种司法程序，“究竟是宣判，或者作出裁定，或者恢复法庭调查，不知道。”

　　与此同时，王书金要翻供的说法在网络传播。6月23日，《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执笔人马云龙发长微博称，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王书金将在25日的法庭上按照官方的要求，全面推翻8年来的供述，不再承认他是当时康某被害案的凶手。这样一来，聂树斌案就失去了翻案的充分理由了。”

　　舆论猜测纷纷，河北高院则显得淡定。24日上午，该院在其官微中发言，称将及时播报王书金案庭审消息，并未就“阴谋论”发表任何表态。

　　朱爱民介绍说，早在今年4月初，他便看到一条微博，称王书金已被执行死刑。4月2日，朱爱民赶到河北高院，跟主审法官见面，问了三个问题：一是王书金是否改了口供，被执行死刑；二是二审已6年，该案已经超期，最高院是否有相关批准法律文书；三是王书金是否还羁押在广平县看守所，他要求会见。

　　得到的答复是：二审还没有结束，不存在执行死刑；最高院相关批文还需要核实，因为批文在书记员手里，核实后再通知律师；王书金羁押在哪里，他也不清楚。

　　一个重大疑犯更换羁押场所，法官也不清楚，更没有通知该疑犯辩护律师，朱爱民觉得不正常。当天，他赶到广平县看守所，要求会见，证实王书金已经被提走。朱爱民得到的说法有两个版本：一是河北省联合调查组将王书金提走了，一是河北高院的人提走了。

　　直到6月17日，河北高院法官才通知朱爱民该案将于本月开庭，并明确告知，王书金关押在磁县看守所。

　　6月24日上午，朱爱民和另一名辩护律师彭思源带着网络上的疑问，前往磁县看守所会见王书金。

　　朱爱民说，第一感觉是，相比6年前，王书金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见中，王书金仍然坚持自己的上诉意见，并无补充。王书金否认了网络上流传的“阴谋论”，并表示自己绝对不是替人背黑锅，自己干的案子自己承担。

　　被害人的钥匙，能否成为解案“钥匙”

　　早在8年前，记者曾在河南荥阳警方查阅了王书金的供述材料。相比案发当年关于聂树斌案告破的新闻报道，有不少矛盾之处：1、关于作案时间，王称是中午，而报道说是下午。2、关于作案经过，王称是“躲在玉米地里等着，当那女的骑车过来时，我从玉米地里跳出来，朝那女的猛推了一把”，而报道说聂是“尾追上前将其撞倒，拖至玉米地打昏强奸”。3、关于杀人手段，王称是“没起身直接就把那女的掐死了”，而报道说聂“又用衬衣将其勒死”。

　　多年来，甚至连被害人的父亲也一直怀疑聂树斌不是真正的凶手，并向河北高院提出申诉。这位父亲提出了5点质疑：现场衣物、场外衣物、自行车摆放位置，以及现场痕迹等，均与罪犯作案时间、过路行人的干扰不能吻合；根据孩子生前所习防身术，聂树斌正常状态难以制服孩子并予以伤害；孩子的门牙脱落；遗体和衣物不在同一地点，怀疑案发现场非第一现场；怀疑雇凶作案等。

　　到底谁是真凶？聂树斌案的首任代理人李树亭认为，细节才是查清案件事实的关键。他发现，奸杀案中的一串钥匙，可能是解开悬疑的一个关键细节。

　　王书金被抓之后，在供述中交代了作案的过程，以及现场的物品，“当时那女的身旁还有串钥匙，”王书金数次提到这串钥匙，“我觉得没有用，就没有拿，钥匙放在女的西边。”

　　可供佐证的细节是，当年公安局破案后，被害人康某的家人曾去公安局送锦旗，公安局把一串钥匙还给了康家。

　　李树亭分析认为，聂树斌在供述中应该没有提到这串钥匙，“如果提到的话，应作为证物保存，警方不会那么快把钥匙返还给被害人家属。”与此相对应的是被害人的自行车，一直收存在案，数月后，才送还给康家。

　　“显然，比对这些细节，王书金的供述更符合当时案发的逻辑，”李树亭说，他一直在试图解开这个悬疑。早在2008年1月，他向河北省高院提交“提请调取证据申请书”，但最后得到的答复是，“需要审委会研究”。此后，再无动静。

　　王书金与聂树斌，并非选择题

　　多年来，王书金案被视为解开聂树斌案的钥匙。然而，在一审中，王书金所供认的涉及聂树斌案的那起强奸杀人案，既未被公诉，也未被定罪，6年前的二审庭审也回避了王书金的上诉理由。

　　“从某种角度说，王书金是聂树斌案至关重要的证人，他供述的犯罪事实是聂树斌案至关重要的证据，”李树亭曾于王书金二审后，向最高院上书，要求暂缓对王书金死刑案件核准、执行，并由最高院对聂树斌案提起再审。

　　据相关法律专家分析，王书金案此次二审开庭，其结局无非两种：认定康某系其所杀，或者不予认定。

　　“一般人的思维，认为只有认定王书金是杀害康某的凶手，聂树斌才有翻案的可能，实际上不是这样，”李树亭认为，看待这两个案件，需要辩证思维，“因为，王书金的供述更符合案发当时的实际情况，由此，引申的另一个意思是：如果王书金案的证据链还定不了，聂树斌案就更定不了。”

　　但无论如何，王书金案的结果，对于聂树斌案的走向，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李树亭认为，虽在法律意义上说，两个案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但如果不对王书金关于奸杀康某的供词依法进行调查并予以确认，就将王书金死刑核准并予以执行，这就势必使聂树斌一案失去了最关键的证人和证据，聂案的申诉和复查、再审将因此变得格外困难，也许会成为千古悬案。

　　朱爱民也认为，对于王书金、聂树斌，这个案子不是做选择题，“认定是王书金干的，聂树斌肯定就是冤的，没有认定是王书金干的，聂树斌就不一定是冤的，”就案件事实的认定，要看程序是否合法，事实与证据是否清楚、确凿。

　　“对于王书金案，澄清事实是问题的关键，”朱爱民认为，法院此次开庭，估计不会再重复审理一审已经认定的事实，可能会重点深入审理王书金上诉的、未被一审认定的玉米地奸杀案。

　　“不管如何，案子只要开庭，就是往前推了一步。”朱爱民说。

　　聂树斌案：司法公信沉默的8年

　　本报记者周喜丰实习生张瑜河北石家庄、邯郸报道    是什么样的案子可以让法院核查8年而无结论？在聂树斌案出现“真凶”之后，8年，真相仍未抵达。

　　恐怕没有多少案件，能让社会各界如此持续不断地关注、呼吁。而至今，聂树斌案甚至都没有被裁定是否再审。

　　河北高院最近的一次表态是通过3月19日《人民日报》的报道，称聂树斌案目前仍在依法核查中，“但该案案情复杂，涉案证据材料较多，一些证据材料时间跨度大，对相关证人证言的核查比较复杂，但案件核查工作整体难度较大，仍需依法继续核查。”

　　这样辩冤白谤的机制是一个高度咬合的“闭环”，至于具体细节，外界不得而知。

　　公众期待王书金案的审理判决，能使聂树斌案走向明朗化。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公众的每一次呼吁，核查结论公布每拖延一天，司法的公信便多“透支”一分。

　　1300字判决书备受争议的“9·2决定”

　　早在2005年3月，河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就曾向社会宣布，将组织专门力量对聂树斌案进行调查复核。多年来，聂树斌的家人及代理律师奔波于河北省的各色权责部门，要求申诉立案，他们一度被以“没有判决书”拒之门外。

　　直至2007年5月，聂树斌案的代理律师李树亭从被害人康某的父亲手里拿到了一、二审判决书的复印件。李树亭花了半年时间，多次被拒之门外，顶着被骂出来的压力才拿到的。这两份判决书的面世，首次披露了当年聂树斌案的判案逻辑。

　　记者发现，这两份关系人命的判决书，极其简单，分别只有1300余字和1200余字。一审判决书显示，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聂树斌，于1994年8月5日下午5时许，尾随下班回家的石家庄市液压件厂女工康某至石郊孔寨村的石粉路中段，将康拖至路东玉米地内，致昏后强奸。尔后，又将康勒颈致死。”

　　法院经审理查明，石家庄市郊区分局在侦破此案时根据群众反映，将聂树斌抓获后聂即交代了犯罪经过，并带领公安人员指认了作案现场及埋藏被害人衣物的地点，与现场勘查一致。被告人聂树斌对康某被害现场提取物及生前照片进行辨认，均确认系被害人照片及其所穿衣物。聂树斌所供被害妇女体态、所穿衣物与被害人之夫侯某、证人余某所证一致。据此足以认定康某系聂树斌强奸后杀死无疑。

　　1995年3月15日，石家庄中院一审判决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两罪均判死刑，合并执行死刑。除依据当年《刑法》139条、132条、53条及31条之外，法院还引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之规定。

　　这份出台于1983年9月2日严打背景下的法律规定，突破了1979年刑法，史称“9·2”决定。其内容只有两条：一、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迅速及时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二、前条所列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的十日改为三日。

　　在之后的司法实践中，这一规定受到广泛质疑。相关法律专家认为，“9·2”决定“不受刑事诉讼法规定限制”的立法用语开了十分有害的先例，其总的精神要求速判快杀。从法理上，剥夺了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委托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亦侵犯了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该《决定》将“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和“应当判处死刑”作为“迅速审判”的前提，不仅违背了诉讼原理，而且无异于剥夺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权。

　　此后，不断曝光的冤假错案反证了“9·2决定”的失误。学者强烈呼吁将其废除，直至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明确宣告将这一《决定》予以废止。

　　没有直接证据，全凭“口供”定罪

　　一审判决书显示，“被告人聂树斌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其当年辩护人张景和则指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聂树斌犯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此外，被告人犯罪后认罪态度好。

　　辩护人“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未被一审法院采纳。一审判决之后，聂树斌及被害人之父均提出上诉。河北省高院经审理认为，原判决认定上诉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的事实、情节正确，证据充分。上诉人聂树斌所诉认罪态度好属实，但其罪行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不可以免除死刑。二审判决书中，聂树斌辩护人的意见没有任何体现。

　　1995年4月25日，河北高院作出二审判决，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强奸妇女罪，改判15年，合并执行死刑。

　　被下放至高级人民法院的部分死刑复核权，形同虚设。判决书同时显示，河北高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本判决并未核准聂树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两天后，聂树斌被枪决。1995年4月28日，聂树斌的父亲照例前往看守所为儿子送生活用品时，才知道儿子已经被枪决了。

　　纵观聂树斌案的判案逻辑，该案的代理人李树亭认为，整个判决书没有任何关于证据的供述，没有任何人指证聂树斌对被害人康某实施了强奸犯罪，也没有任何人指证聂树斌杀害了康某，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聂树斌强奸、杀害康某的直接证据。所有的判案依据，只有聂树斌的“口供”。

　　李树亭透露，他在代理此案后，曾调取案发时石家庄的天气状况。案发第二天，石家庄市下大雨，一直持续了两天，随后是暴晒。所以现场能提取的证据，包括脚印、指纹，都没有了。对于聂树斌用来“作案”的女式衬衣是何来源，以及聂树斌“供述”作案时所骑的车又是如何处理的，判决中没有叙述。

　　“这个判决书粗陋得让人吃惊。”一位法律专家表示。

　　依据1979年刑诉法第35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够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另外，“间接证据只有在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且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的情况下，才能对被告人定罪。”

　　看不见的案卷，毫无进展的8年

　　自2005年3月，聂树斌案被曝出“一案两凶”后，河北省政法委曾宣布成立工作组，展开复查。8年来，在舆情滔滔之下，河北省政法机关相关负责人多次表态称，该案正在核查，但一直未有明确结论。

　　尽管申诉多年，法律程序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迟迟未予启动。李树亭曾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请，要求查阅、复制有关聂树斌案刑事诉讼案卷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石沉大海。此后，聂树斌案的现任代理人刘博今十余次向河北高院提出这一要求，也被拒绝，“根据法律规定，只要家属委托，律师就可以去法院调阅一、二审的卷宗”。

　　刘博今认为，王书金的供词可视为《刑事诉讼法》第204条中规定的“新证据”，并且“足以推翻原判决所认定的事实”。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应当再审情形之一。至于“新证据”是否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只有经过组成合议庭并经开庭审查后才能够认定。在此情况下，法院应当启动再审。

　　著名刑辩律师朱明勇分析认为，从再审的实践来看，冤错案件的平反和纠错大多呈现相同的特点，即外力推动：一是领导干预，二是舆论压力，三是上访户拼死相争。

　　根据法律规定，法院或检察院都可自行启动再审程序：人民法院院长发现错误后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上级人民法院发现错误后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的判决错误后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这种辩冤白谤的机制是一个高度咬合的“闭环”，具体细节外界不得而知。聂家申诉8年仍难以撬开这个司法纠错程序的“闭环”。

　　李树亭也早在2007年提交给最高法的申诉书中提出，由最高法提审此案。2007年11月，最高法曾经复函聂树斌母亲张焕枝，“根据我院关于分级负责处理申诉案件的规定，已函转河北高院处理。”

　　但时至今日，河北高院也并未就是否启动再审程序作出裁定。

　　[聂树斌案及王书金案时间表]

　　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玉米地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9月23日，河北省鹿泉市下聂村村民聂树斌被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抓获；9月29日，当地公安机关称聂树斌供述强奸杀人罪行。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聂树斌强奸罪有期徒刑15年，故意杀人罪死刑，决定合并判处死刑并核准死刑判决；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河南省荥阳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抓获河北广平籍王书金；2005年1月19日，河北省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率队前来河南荥阳，和荥阳市公安局一起提审王书金，王供述了在河北省强奸并杀害了4名妇女的罪行。此后，广平公安押送王书金到石家庄指认了作案现场。

　　媒体报道《一案两凶，谁是真凶》，聂树斌案进入公众视线。

　　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和代理律师李树亭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此后的两年间，河北省高院始终以张焕枝拿不出聂树斌的死刑判决书为由，拒绝立案。

　　王书金强奸杀人案一审宣判，王书金被判死刑。王上诉，理由之一是没有认定他供认的在石家庄郊外玉米地所作的强奸杀人案。

　　李树亭从被害人家属处得到聂树斌案一、二审判决书，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王书金案二审开庭。法院回避王书金上诉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函告张焕枝，已经交由河北省高院处理。

　　河北省高院始终未对聂树斌案的申诉立案，称是否立案“还在审查之中”。

　　河南高院二审再次开庭审理王书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