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异化排行榜

　　1998年，《新周刊》推出城市魅力排行榜。当时我们写到，“一座城市就像一个人，虽然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有着自己特殊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的城市肯定是最让人喜欢的城市，也是最让人难忘的城市”。

　　十五年来，合并、重组、升格，城市的数量减少，体量变大。城市公共资源变得稀缺，城市生活变得逼仄。

　　十五年来，城市势力合纵连横，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托举出三组城市群，中部、西南的城市跃跃欲试。大城市成为吸取一切的黑洞，中小城市活力缺乏。

　　十五年来，中国城市开始企盼“国际化大都市”、“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枢纽”、“国际制造业名城”、“国际企业总部中心”、“国际会展城市”等等称号。

　　十五年来，人口迁移、拆旧造新，从地铁、高铁到摩天楼，我们的城市都拥有了最高最大最贵的城市标配。但城市阶层分化，阶层缓冲越来越少。

　　十五年的城市化狂飙突进，所有城市渐渐趋同。

　　2013年，我们重排中国城市榜。不看它们的魅力，而看它们的异化。看这十五年来，它们都在做什么，现在又变成了什么样。

　　什么样的城市让生活更糟糕？

　　十五年中国城市折腾史

　　这十五年正是中国城市化的狂飙突进期。城市化的利与弊、得与失在这十五年中涌现，城市生活的浮沉、城市价值的臧否、城市与人的关系，也在这十五年中成为讨论的主流。

　　文/陈漠

　　1998年，《新周刊》推出城市魅力排行榜。

　　当时的中国，直辖市增至4座，总的城市数量也由新中国成立时的百余座增至660余座。

　　2013年，中国城市数量为658座。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托举出三组城市群，而城市人口也在2011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2013年，我们重排中国城市榜。不看它们的魅力，而看它们的异化。看这十五年来，它们都在做什么，现在又变成了什么样。

　　合并 县升格为市，继而被地级市合并为区，而地级市之间则不断兼并重组。

　　1998年，中国城市版图最大的变化是，重庆直辖。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直接吞掉了之前与它同级别的另外几个地级市，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以及远在两百多公里之外的万州市。

　　另一种合并是将下属县或县级市调整为区。苏州把锡山划入市区，无锡把吴县划入市区，这是长三角的城市升级。番禺、花都进入广州，江门吃掉新会，这是珠三角的组团节奏。这些合并往往是下属为上级提供发展腹地，成为工业建设、房产开发的资源库。

　　最大数量的城市合并，恐怕要算佛山、南海、顺德、三水、高明五市合并，是2002年广东版图上的大事，至今仍对区域经济产生巨大影响。量级相当的城市合并，无疑是因为更大的企图心。2013年年初，揭阳、汕头、潮州又掀起了讨论三市合并的话题，三市早就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举措，而潮州市市长李庆雄说得明白：“建议三地合并后，尽早向国家争取升为副省级城市。”

　　改名 随着合并，城市的名字自然成为提纲挈领的标志。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大学之间的合并改名。多年前，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合并，两所都是知名高校，最终定名为四川联合大学，不伦不类。再过数年，默默地改回四川大学，谁兼并了谁的话题无人再提。接下来合并四川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此时的川大已经体量大得惊人，华西医顺理成章成为川大华西医学院。

　　和大学一样，城市间的合并，名字不仅仅代表着历史，更代表着体制博弈间的妥协和龃龉。

　　2010年，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襄樊之名原本来自1983年襄阳与樊城合并，两座城市都是历史名城。如今又改回襄阳市，樊城这个名字终于成为襄阳的一个区。2001年，地级市淮阴合并了县级市淮安，新城市用了淮安这个名字，而“老淮安”则被改名为楚州区。

　　名字既是地位的象征，也是历史的记忆，当然也是经济的源泉。2001年，中甸变为香格里拉，通什市更名为五指山市；2007年，思茅变成普洱；而仁怀市已经连续数年在争取更名为茅台市。湖南的新晃和贵州的赫章、水城在争夺夜郎，新郑欲改名轩辕，安顺想改名黄果树。以当地的山水风土物产为城市名称，透露出的是明晃晃而又粗鄙的旅游经济思维。

　　拆迁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可以缩写为拆迁两个字。大大的拆字画上一个圆圈，伴随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也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城市符号和艺术表达方式。

　　北京人在感慨小时候奔跑的胡同、蓝天下的鸽哨，上海人在怀念石库门，成都人在想念茶馆，广州人在保卫骑楼。任何一个中国城市人一生中都会和拆迁沾上关系，而他们越住越远，最后成为远离本地的本地人。

　　拆迁不仅仅是城市建设的课题，也是社会改造和阶层重组的征兆。在拆迁中，纠葛着各种人群、个体、组织之间的利益博弈，是法制和道德、个人与体制之间的斗争和妥协。

　　拆迁显然远远不只是房子，更是生活、尊严、权利和权力。

　　造古 拆迁完了，我们的城市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拆掉的废墟上造一个假古董起来。

　　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些所谓老街区，成都的宽窄巷子、福州的三坊七巷、岳阳的翰林街，等等，都热衷于拆旧建新。把原有的老街区、老建筑全部推翻，代之以簇新的粉墙黛瓦、水泥雕花。2013年年初，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就联合下发通知，对山东聊城、河北邯郸、湖北随州、湖南岳阳、广西柳州、云南大理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旧城保护不力予以通报批评。这些城市的问题很相似，拆除旧街区，建起假古董。

　　迁走原住户、建起商铺，这是最大的经济动力。在利益和政绩的驱动之下，“保护性拆除”、“迁移性保护”这样的怪异模式也成为一时流行。

　　至于在造假古董的风潮落后了的后发城市，它们还有更宏大的构想。

　　2008年，大同开始“古城恢复性保护工程”，全面完成四面城墙及瓮城的修复，不少考古学者都表示反对这种复建，迁出居民、改变市民现有生活也引发争议。

　　开封打算把老城区改造成20平方公里的旅游区，重现汴京，另外再造一座新城。如果实现，将在4年内迁走十几万市民，光是拆迁费用就要花掉1000亿。

　　克隆 每座城市都有一个“新天地”，这是全中国城市向上海学的。

　　在南京，它叫“南京1912”；在苏州，它叫“李公堤1912”；在杭州，它叫“西湖天地”；在宁波，它叫“老外滩”；在成都，它叫“宽窄巷子”；在重庆，它叫“洪崖洞”；在广州，它叫“太古仓”……它们有的是商业地产公司投资，有的是政府主导，但无一例外的是高档餐厅酒吧，以及迫切地宣讲“历史文化和商业经济的完美融合”。可惜它们都长得一样。

　　同样，每座城市也都有一条商业步行街，都铺着整齐的花岗岩地面，两边充满了生拉硬拽和簇新扮旧的建筑外立面，各色商铺食肆专坑外地人。王自健在他的脱口秀节目里发问：“为什么每座城市都有一条本地人不去的步行街？本地人都去哪儿了呢？”他自己回答说：“本地人都在另外一座城市的步行街上。”

　　每座城市都克隆了一个塔、一个大学城、一个晒死人的广场、一个怪异而昂贵的地标、一个国外设计师设计的大剧院或音乐厅、一个建筑好看但没什么内容的博物馆或美术馆、一个远在天边只在理论上缩减了交通时间的高铁站，当然，还有一个全新的、占地面积超大、建筑超科幻的政府办公中心。

　　办节 人人都喜欢过节，但有一种节却是令市民避之不及、啼笑皆非。

　　洛阳有牡丹节，安徽巢湖也有牡丹节。这个并不产牡丹的城市为一株牡丹而热烈庆祝，这株长在风景区山壁上的牡丹据传有千年历史，号称“天下第一奇花”，可预测旱涝。为了这个节，巢湖市开展了灯会、花车巡游和旅游论坛等等活动，邀请了从非洲到芭堤雅的各类表演者前来表演造势，迎来送往，花了近百万。这项“打造城市名片、扩大品牌效应”的节庆，最后为风景区带来了三千名游客。

　　这只是比较奇葩的一个例子。每个城市几乎都有属于自己的奇怪节日，绝大部分都是近年来突发奇想发明出来的。各种花、各种食物，乃至西瓜、豆腐、鸭蛋、大葱、板栗……举凡这个城市能想出来稍有名气的东西，都会成为一个城市操办自己节目的由头。

　　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很多城市还沉浸在这种俗气过时的观念当中，最后的结果却是“公款追星”、节庆扰民、劳民伤财。

　　评奖 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田园城市、宜居城市、休闲城市、创意城市、旅游城市、生态城市、智慧城市、双拥模范城市、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创新型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集邮文化先进城市、无偿献血先进城市、科技进步先进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先进城市……数数看，我们的城市有多少种评奖方式？

　　这些奖项评比，有的是政府评选，评选方从住建部、林业局到精神文明委不一而足，有的是各种协会、组织、团体。即使不算民间口头流传和媒体评出的称号，光是上列那些硬奖项，就足够城市们“创建”得不亦乐乎。

　　而对于市民来说，不管是“创卫”还是“创文”，每次“创建”都意味着大拆迁、大围蔽、大粉刷、大清理、大堵车，上街不见小餐馆，在家拿好暂住证。穿衣戴帽、栽花种树、七彩墙面、泡沫窗台、彩钢屋顶，也都在“创建”中被发明出来。

　　除此之外，国内的评奖已经不能满足城市的虚荣心。没拿过几个国际奖项，城市之间都不好意思打招呼。巴塞罗那的世界智慧城市奖，联合国人居署的人居奖，联合国环境署的国际宜居城市、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自然遗产名录。当然，现在最流行的是“非遗”，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申遗”成为盛行一时的专有名词，改名申遗、组团申遗、打包申遗，联合国的申报不上就申报自己的，国家级、省级、市级都有了自己的“遗产名录”。小吃申遗、吆喝叫卖申遗、麻将申遗、童子尿煮鸡蛋申遗……总之总有一个申得上。

　　治堵 1998年，全国千人机动车保有量是10.7辆，如果按照当年全国人口12.48亿算，全国机动车总量在1300万辆左右。而到了2012年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4亿辆。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城市普遍生了“堵病”。

　　2007年，北京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此后，这一做法启发了各个城市，杭州、武汉、长春、兰州等城市都实施或实施过不同情况的单双号限行。

　　2010年年底，北京发布汽车限购令，对车牌配额管理。2012年，广州跟进。加上早就实行车牌拍卖的上海，北上广都对车辆增加实施控制。

　　《北京晚报》曾经报道，根据一项国际调查，北京和墨西哥城并列成为世界上堵车痛苦指数最高的城市。北京被称做“首堵”，其惨痛经历自然是其他兄弟城市的前车之鉴。但各项治堵措施实施下来，却并不立竿见影。建设规划、道路管理、路权分配、大众交通等等问题才是治理堵车的根本之计。

　　在市民的感受中，堵车成了无奈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段子笑话的源泉，“摇号”、“限行”、“单双号”成为了流行语。经济学者在研究“单双号限行后依然堵车的经济学分析”、民间设计者发明各种路桥交通模型模式、英语达人在讨论“单双号限行”应该是odd-even license plate plan还是old-even alternate restriction，各行各业的智慧都在治堵上得到了展示。

　　可最终，车牌买不到，路还是继续堵着。

　　一样的建筑，一样的街道，一样的冷漠表情

　　这是谁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迁移。可有个根本的问题：谁的城市化？

　　文/肖锋

　　15年来，我们的城市是否更有魅力了？市长们宣告城市被改造得更“现代化”了。只是人们会说城市更冷漠了。没有人性的光芒，城市的光鲜亮丽有什么用？

　　城市化必须回答两个命题：是市长的城市化还是市场的城市化？是本地人的城市化还是与外地人共享的城市化？

　　中国集中了全球超过一半的起重机，每年新建的房屋面积占世界总量的50%，可仍不够……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迁移，时间之急、规模之大、冲突之剧烈、影响之深远，无以匹敌。

　　可有个根本的问题：这是谁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或城镇化必须面对两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是市长的城市化还是市场的城市化？

　　历史上的城市是自然生成，先有“城”(防卫)后有“市”(交易)，逐渐融合为城市。

　　今天，城市化是一场运动，一场围绕权力、资源的角逐。君不见，“拆城市长”们大手一挥，千年文脉断绝。所谓“国际大都市”清洗一切。老外说，中国的城市越来越没看头了。因为千城一面。

　　城市策划人王志纲称，城市经营是市长和市场的一场“双人舞”(经常是市长与地产商的双人舞)。在这场双人舞中，两者的分工应该是政府主导、企业运营。而实际上，市长们既是指挥官(定规划)，又是运营商(搞开发)，还是建筑师(指导设计)——建个“标志性”建筑他们情有独钟：“给我搞一百年不落后的；要有突破性的；要有国内没有、国际领先的。”他们要的是GDP、税收和表面的光鲜靓丽。

　　可历史是城市之根，文化是城市之魂。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陌生的老城和千篇一律的新城。过去三十年对城市历史文化的破坏比“文革”十年更甚。

　　不但老北平、老上海、老广州等都将成往事，老宁波、老青岛、老昆明也成往事。它们是图片上的绝版城市。今天的市长们如何面对后人的指责？

　　当中国市长们的平均任期只有1.7年时，这就是一场灾难！能不折腾吗？

　　第二个命题：是本地人的城市化还是与外地人共享的城市化？

　　未来20年将有约5亿中国人口成为新市民。205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从现在的51%提高到76%以上。

　　中国城市化的本质是利益博弈、利益再谈判。城市化关键在“化”，即：新移民成为市民以及居民成为公民。其中外来人员融入是社会公平问题。当涉及个人利益时所有漂亮的口号都靠边站。建立公平社会，谈何容易！

　　外来人员检验着一座城市的包容度。“北漂”说明北京容得下他们。“新上海人”说明上海试图包容，但总有如小姑娘占海特挑起激烈争论。“新客家人”或者“过江龙”说明或许最包容的还是饱经市场化洗礼的广东。

　　革命时期，中国的问题是农民和土地问题；今天，中国的问题是2.5亿农民工及其家属融入城市的问题。这意味着他们要像市民那样，享受学校、医院、养老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福利。据城建部测算，一个外地人变成市民，财政要掏8万元。按目前全国2.5亿农民工计要掏20万亿元(未计其家属)。但这个测算忽略了外地人创造的价值——只有每人8万元吗？

　　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们要成为新市民，他们要享受现代化。可现实是他们乡下回不去，城里进不来。试想数亿年轻人进不来也回不去，中国的城市如何安定？

　　城市化必须解决两个矛盾：如何在发展中保住城市文脉，如何在管理中保持人性化。

　　张钦楠的《阅读城市》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一栋栋建筑是“字”，一条条街道是“句”，街坊是章节，公园是“插图”。透过它们，我们阅读到“人”，活着的和逝去的人。是人缔造了城市也创造了城市文化。

　　城市的发展有如铺一张底图，然后一层层书写，仿佛古人与今人在对话。而今天是速成城市。权力的大手一挥，于是系统格式化。

　　正如丘吉尔所说，“人创造建筑，建筑也塑造人”。在一样的建筑群中，人们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冷漠表情。无论梁思成如何叹老北平，于坚如何叹老昆明，旧城连同那些儿女情长一并被涤荡而去。

　　一个只有骨干没有细胞的城市，一个没有细节的城市，一个没有魅力的城市。

　　随着老建筑的铲除，原来的社区温情也被冷漠取代。城市人疏离化、原子化。于是“老人摔倒不去扶”，于是“小悦悦式悲剧”发生，于是陈水总们就报复社会了——一个“悲观厌世”的陈水总，所有人都不安全。

　　广州城管被小贩狠抓下体的场景刚为该群体赢回点同情心，延安城管就以更具视觉冲击力的踩头激发声讨，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连为一体。“以暴制暴”或成为城市管理的常态。

　　厦门是个享受生活的城市。工夫茶与信佛让厦门人温良敦厚。老城区的小吃店，老辈人做不好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卖，因为怕被街坊笑话。哪像现在人脸皮厚，只要赚钱，只求短平快。

　　城市就是这样，保住城市文脉，在管理中保持人性化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陪护好“社会”的细胞，城市不要疏离化、原子化，要有老礼，要有温情。许多悲剧或许就化为无形了。

　　15年之后，最有欲望的城市不再是深圳，最辛苦的城市也不再是香港，所有一线城市都是最有欲望也是最辛苦的城市，也是戾气十足的城市。

　　城市不只是市长的城市，市长代表的城市，或被市长代表的城市。在台北我看到“破旧”的老城，被告知，即便多数人同意，少数人不同意，城市改造也难实施。这就是改造城市遇到的“效率”难题。如果城市不公，戾气十足，城市魅力不再，要所谓的“效率”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