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萧山出租车劫杀案历程

　　“昨日浙江高院认定陈建阳等5人1995年抢劫杀人的事实不能成立。审判长何鑑伟宣判后向陈建阳等5人道歉，坦承：“你们的案子公检法都有责任。”

　　陈建阳等5人都当庭口头提出，要求对办案人员进行追责。几位代理律师均要求对当年举报人“朱福娟”进行刑事调查，认为此人涉嫌诬告陷害罪。“朱福娟”这个关键证人不仅从未出庭质证，而且目前警方也没找到其下落。”

　　2日上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朱又平、田孝平等五人抢劫、盗窃再审案公开宣判，认定原一、二审判决认定陈建阳等五人在1995年抢劫并杀害两名出租车司机的事实不能成立。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对前述五人针对该两起犯罪的定罪量刑。

　　五人都当庭口头提出对当年办案人员追责的要求。“追责是必然的，但是如何启动追责程序，或者能够落实到哪一步，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田伟冬表示，对于追责的进行，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疑点重重，如何定案

　　此前，关于萧山出租车案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刑讯逼供、缺失重要证人朱福娟以及缺乏直接证据。

　　在6月25日的庭审中，“刑讯逼供”的出场率最高，陈建阳和田伟冬等5人当庭陈述了在1995年5人先后被萧山公安机关带回审讯后，当地警方对其进行严重的刑讯逼供，其中包括在寒冬腊月将当事人衣物脱去仅剩内裤，用电风扇吹；将当事人双手以手铐铐住后，使其双脚离地悬在空中后进行殴打；以电扇、木棍痛击当事人下体等。其中原判被告人田伟冬无法忍受警方刑讯折磨，两次欲咬舌自尽，造成其舌尖部损伤，少量组织缺损。

　　但是对于原判被告人和律师关于“刑讯逼供”的说法，浙江省高院并未当庭采纳。

　　此外，该案涉及一个名叫“朱福娟”的证人，在公诉机关的材料中，正是根据她的举报，案件才得以侦破。然而，在当年的庭审中，公诉机关提出的34名证人包括朱福娟在内，无一人出庭当庭质证，均由公诉人代替证人回答。目前，警方也并未找到朱福娟的下落。有辩护律师在庭审中提出怀疑，朱福娟或许是捏造的。

　　在这次庭审中，几位代理律师均提出了由于“当年举报人涉嫌诬告陷害罪”，因此启动对此人进行刑事调查的要求。

　　田伟冬称当年参与者大多升迁

　　此前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田伟冬回顾了刑讯逼供的过程——警方用手铐将他的左右手扭到背后反铐，然后扇耳光，殴打他。随后一个警察进来后，用手掐住他的脖子，把他拎起来抵在墙上说：“田伟冬，你只要不死，可以回来找我。我叫顾马兴。”此人时任萧山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

　　据了解，当年参与前期侦办案件的民警涉及原城厢镇派出所和原萧山公安局刑警大队，后期有杭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田的代理律师史君慧告诉记者，涉嫌刑讯逼供的主要是原萧山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记者搜索杭州市公检法相关部门网站了解到，该案当年一审由杭州市中院负责，当时的主审法官傅樟绚目前是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院长；当时的杭州市检察院两名代理检察院的公诉人，陈马多里和张哲峰，一位现任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副主任，一位现任杭州市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浙江省高院的二审是书面审理，终审的审判长张德宝和审判员丁锡明已经退休，代理审判员干金耀现任浙江省高院刑三庭副庭长。据了解，在当年二审中，由于涉及改判，当年的承办法官、刑庭以及高院的领导都参加了审判委员会的讨论，最终在量刑上留了余地，将三名死刑犯改判为死缓。而这一点，被此次的审判长何鑑伟称之为“不幸中的万幸”。

　　田伟冬出狱后，开始寻找当年的办案人员下落。此前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田称，据他统计，共有168人涉及其中，当事的办案人员大多升迁。然而在本报记者对这些办案人员具体信息进行查问的时候，田伟冬表示并不愿在现阶段公布，因为“时机尚不成熟”。

　　对于具体责任人进行追责的问题，史君慧表示并不了解详情。而据《东方早报》援引的浙江政法界知情人士的消息，日前浙江警方已经启动内部调查程序，彻查相关办案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在2日的公开宣判后，担任再审案审判长的浙江高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何鑑伟向陈建阳、田伟冬等5人表达歉意，并表示：“你们的案子公检法都有责任。”

　　新的开始，路向何方

　　坐了17年大狱之后，田伟冬五人终于等到了法院给他们的定论。然而，当年20岁的年轻小伙们如今都已近不惑之年。然而，对于他们而言，“今天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后面的这条路他们将走得更难”，田伟冬的律师史君慧如是说。

　　在2日的公开宣判中，法院告知田伟冬等五人，即日起可申请国家赔偿。

　　据了解，依据《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史君慧告诉记者，据此规定，田伟冬等人得到的赔偿应该是每天182.35元，“但是这个赔偿金额相对于当前萧山地区的生活水平而言仍然偏低”。

　　“过去的十七八年里，他们失去的太多。如今关于择偶甚至生活都存在问题。比如，这些年国家的土地政策发生了许多变化，当年他们可以在成家立业之后由国家批准拨给土地建房，如今都是不可能了。同时，他们还受到了精神损害，甚至在肉体上遭到了永久性伤害，比如田伟冬的舌尖部损伤。”史君慧律师告诉记者，对于国家赔偿的问题，他们期待省高院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能够充分考虑五人所遭受的损害，尤其是精神损害。同时，也希望政府部门能够给予补贴以及考虑生活安置问题。

　　而同样对于申请国家赔偿以及日后的问题，田伟冬昨天告诉记者：“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先好好休养两天吧。”文/本报实习生 王茜

(原标题：5青年18载终获清白 冤狱制造者是否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