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富人：富得像个人样而非钱样
封面报道：富得像个人样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外宾时表达的中国政策理念。
28年来，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的确先富起来了。众多家庭的财富也有了增长，更多人成为中产。但严峻的事实是：中国还有1.28亿人的人均纯收入不到192元/月(2012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数据)，1%的家庭掌握了中国41.4%的财富(2010年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基尼系数常年远高于联合国规定的0.4的警戒线，中国的人均GDP排名在世界一百多位。说好的“共同富裕”呢？尚在下一个中国梦中。
在成功学大行其道的社会气氛中，获得了财富成功的富人，成了标杆和明星；在贫富两极分化的财富现实中，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富人，成了标靶和出气筒。
此时，作为社会既得利益和优质资源占有者的富人，拥有相当宽泛的选择：可以依法经营照章纳税独善其身；可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共同富裕；可以通过还哺社会的企业文化尽到公民责任；可以通过个性化的行动参与和人格魅力影响他人；可以借助话语权成为公民社会建设的先锋——换句话说，富得像个人样，而非富得像个钱样，能有效抵消公众披着仇腐外衣的仇富心态，让全社会重新认识富人。
《新周刊》剖析了中国富人们的8种活法，讨论了富人们的坏传统和自我修养，采访了企业家、经济学人、传媒人对富人和公众关系的看法，尽可能多元地呈现了中国富人在公共事务中的表现。
金钱买不到尊严、尊重和尊敬；更守法的创富之道、更多的社会担当，才能为富人正名——“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
重新认识富人
穷人承担的压力只有一种——穷，而富人承担的压力来自无孔不入的外部世界。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自己“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如此，社会才有进步。穷人富，则国富；富人革新，则国革新。
文/胡赳赳
“富人”在中国社会里是一个敏感的词汇，一方面来自大多数人的“仇富”心态；另一方面，各种先富者的“炫富”又加重了这种心态。
真正的富人是稀有的。《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罗伯特后来又写了一本书叫《富人的阴谋》，他指出：“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规则是由1903年的八位大富豪一起制定的。他们制定这些规则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大众为他们服务——连总统也不例外。”
在这本书中，他还重新对富人下了定义：一、不用工作；二、不工作时，收入大于支出。
从这个定义看，中国90%的企业家都不是富人；北京90%的房东都是富人。罗伯特再次刷新了对富人的认识。
诗人欧阳江河有一次跟朋友说：“如果他有两个亿，那他还缺三个亿。我有十万，最多只缺二十万。”
诗人是俯视富人的。但公众对富人的“羡慕嫉妒恨”，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富人和穷人，不应被对立起来，他们只有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生命权和心灵则是平等无二的。
真正的痛苦只有富人自己知道。中国的富人们，其财富的积累无外乎三种方式：一是资源互换型，换取官方资源、环境资源(土地、矿产等)、金融资源；二是扩张搏命型，比速度、拼管理、毁健康、扩市场；三是市场经济型，完全按自由经济原理和市场经济法则办事。
这三种方式，在中国互相交织，很难单一存在。比如说，IT企业是最代表新经济形态的，但走着走着，都变成了资源互换型；而像资源互换型的企业，一旦与外资企业相比拼时，又不得不按市场经济来接轨。
说好听点叫“中国特色”，说不好听点叫“怪胎”。
从一开始，中国的富人群体即面临着一种悖论：不富，无以立足；富了，社会地位并未增加，他人的认同度、社会的融入度并不高。
因为即便连富人们自己都承认，他们的富裕是有“原罪”的。这便是“资源互换”型的结果。有人如此总结：“市场上的人，无外乎巧取豪夺四字。先豪夺，夺不了的，想办法巧取。”
由于富人的社会角色敏感，这也使得富人越来越抱成团，互相结成小圈子，与社会大众脱节。制造富豪榜的胡润就发现了这种趋势：富人们的活动几乎固化在一个小圈子里，龟缩在一个壳中。
不过，人的天性中都有正义、良知、仁慈的一面，富人的那一面只是不轻易被激发出来而已。因此，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富人与不仁往往被联想在一起。
但一位关爱抗战老兵活动的发起者打破了这种偏见，他在一次对“中欧商学院”游学会的演讲中，一次性募捐到600万元。
社会的进步或堕落，跟富人群体的作为是分不开的。当前的富人群体话语权空前强大。
一个正常社会的结构，应该是人才向上流动，而资金向下流动。这样组成的才是健康的社会，才能正常运转。
近年来社会学家哀叹“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板结”、“蚁族”和“屌丝”大量繁殖，都是因为，正常性的流动被切断了。学者孙立平多年前预言的社会“断裂”正在迅猛地发生。
富人可能比穷人更没有安全感，既得利益使得他担心得更多。同时，富人们也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以及参与社会进程的必要性。
相较穷人而言，富人往往受过高等教育，或在“社会大学”中摸爬滚打，更具有精英意识，对社会气候的变化更敏锐。正如中国封建社会中，“士绅阶级”是社会的稳压器一样，当前的富人群体对社会的辐射力、影响力和话语权也是空前的强大。
可以说，社会的进步或堕落，跟富人群体的作为是分不开的。有时，他们更具有求新、变革的活力和冒险精神，但有时，他们又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明哲保身。下一步中国的走向，与这个群体的选择是密不可分的。但愿如财经类媒体在纸媒黄金时代发出的宣言那样：先建立一个商业文明，然后用商业文明推动政治文明的转型。
林语堂在百年前就取笑过：“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这句话引来很多身居底层者的自省和共鸣。
而一位媒体人士的描述是：“穷人永远是炮灰，革命中是战场上的炮灰，消费社会里是商场上的炮灰。”
联想到无数的卡奴、房奴、月光族，这话也的确不为过。
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典型性地描述了这种新穷人是如何产生的：“成为穷人曾经的意义来源来自于失业，今天，它的意义主要来自于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而巴塔耶的“耗费经济理论”则认同这种周而复始的、如同宇宙一般的经济大循环是成立的，人们在“耗费”(而不仅是消费)中，走向毁灭与下一次新生。
富人一旦树立正确的“财富观”，饱暖思荣辱，则能从“成功学”走向“变革学”。
但我们能因此对富人抱有好感吗？还是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这个群体身上？
学者钱理群曾说过：我们的大学教育培养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
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一代人穷怕了、穷疯了，终于有了一展身手、一哄而上的机会。不择手段、追求上位，以及现阶段的炫富与仇富，都是这种心理失衡的产物。
与此同时，很多富人的心态发生问题，追求到财富，但又发现并非自己的梦想。还为物质所累，外面风光，内里脆弱。这些，都是一代人所承受的机遇与创伤。
但是，敏锐的人感觉得到，富人的意识正在觉醒。有人说，真正的富人精神是：“文化的教养、社会的担当、自由的灵魂。”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是这么认知践行的。
富人们应该追问：富了之后呢，你的人格发生变化了么？
2007年7月28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带队，带领企业家去太湖大学堂找尚在世的南怀瑾先生“讲课”。课题很大，讲“新旧企业家的反思”。南先生开的药方一个是《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另一个药方是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
南怀瑾也教他们正确的“财富观”：“这个钱啊，你只有五分之一的临时支配权，有五分之四不属于你的，财富多的也一样。”
“第一份要给政府；第二份是盗贼的，骗你、抢你、偷你的钱；第三份属于你的疾病；第四份属于你的家人、兄弟、朋友。除了这个以外，你只剩下五分之一。这五分之一，还并非你的所有，只是你临时可以支配使用而已。”
他引用佛经上的话说，世间财物，为五众所享，“王、贼、水、火、恶子”。
我们对富人的态度，也会影响到富人对我们的态度。这是一种紧张的关系。水火不容，还是追求“共同富裕”，改变社会规则和进程？
创造了奇迹的“海底捞”、“淘宝”和“余额宝”正在改写商业规则，这是一次一旦发生就不会停止的旅程。它远不是肤浅的“成功学”，而是正在发生的“变革学”。
富得像个人样，即脱离低级的动物性，追求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秩序的重建。
世界的游戏规则是由富人制定的，也将由富人打破。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写过一本书——《金钱不能买什么？》，讲述了“市场是如何排挤道德规范的”，以及金钱不能买到公平、正义和公共的善。
这些，必须借助富人们心灵的觉醒。中国人终于可以富得像个人样儿了，不再一副受人欺负的脸色，在暴发和虚荣中得到了满足，接下来，也许可以干点“正事儿”了。
至于大众都在声讨的炫富，只要有人仍在津津乐道，它便具有传播价值，便仍然有人以此来刺激大众的神经。
富得像个人样，是一次进化。最初，一定是富得不像人样的，满足动物性、满足欲望。这一点，可能会让人觉得“富得太不像人样了”。
去过非洲的音乐人李健回来讲了中国暴发户的故事：在非洲，最受导游欢迎的游客是中国人，因为他们租得起直升飞机，这让导游也觉得很有面子。
王石选择去哈佛学习，接受“再教育”。马云和史玉柱选择“退休”，重新回到让心灵安顿的生活方式中来。任志强选择开“国金书院”，他要求自己每堂课都来听。罗红选择环保摄影。张宝全选择艺术家的生活。还有一大批有为有识的企业家，他们拥抱变革、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中的民主，聚在一起谈论思想，比如学习型组织正和岛。
王石曾自我批评说作为企业家，他还很“青涩”。吴晓波称之为“青涩的男三号”(政治家男一号，知识分子男二号)。
但男三号有没有可能成为变革中的“男一号”呢？这是摆在富人面前的一道门槛，需要靠的是其人格的确立与智慧的觉醒。
最富有行动力的人，才是富人。
说好的共同富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