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家中旧物保存90年 曾在外租房藏破烂儿

2013年07月19日17:55  中国新闻周刊

  袁家三代被人叫了一辈子“破烂王”,他们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旧物全部留存,然而当这项工程进行到第四代人,回头看,他们竟然聚沙成塔,“无意间,保存住了历史”

  本刊记者/王臣(发自湖北宜昌)

  袁裕校几乎一辈子都在为自己的收藏感到惭愧。从记事时起,他便和别人嘴里的“破烂”生活在一起,这些“破烂”来自他父亲、他爷爷,他自己,如今还延续到了他女儿。破烂是四代人生活的日用品,他们尽最大努力做到一件不丢,从家具、衣服、电器,小到一张成绩单,一根绳子,总共达两万多件。

  他并不穷,也不打算拿这些换钱。收藏这些与其说是他的爱好,不如说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不过眼下,他终于不再为这些“破烂”感到难为情了。

  2011年秋天,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家庭博物馆在湖北宜昌正式成立,所陈列的展品,便是曾被讥讽的破烂。

  “每天早晨,我打开门,走进这里,就好像穿越回过去的生活。”袁裕校浓眉大眼,头发黑亮,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完全看不出已经51岁了。他身兼馆长、讲解员和宣传员于一身。“这可不是简单的穿越,而是活生生、可以触摸的历史。”

  琐碎的记忆

  这个历史的尽头,是一个偶然。

  1920年代,袁裕校的祖父袁之仕到县城去。他是个30多岁的农民,不识字,向别人打听墙上贴着的布告。“原来是个睁眼瞎。”别人这样讥笑他。

  袁之仕觉得受到了侮辱,下定决心,不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让自己的子孙成为文化人,并且记录下奋斗过程,使后人铭记。

  家中旧物的保存,便从那时起,以“记录奋斗过程”的名义开始,一保存,便是90余年。

  1922年,袁裕校的父亲袁名龙出生。袁之仕供他上了私塾,之后又读了初中,1950年,袁名龙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任工作队队长。父亲发誓为翻身所给予的教育,给了袁名龙机会,他后来调至县农业银行工作,直到退休。

  袁裕校出生时,袁名龙40岁。从他记事起,家里就被村里人叫为“破烂王”,因为父亲几乎什么都要留着。

  一次,袁裕校把用完的作业本扔了,父亲用竹棍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并且罚跪一夜。“为什么一定要留着?”袁裕校问。父亲回答:“这是你爷爷定下的规矩。”

  旧物越来越多,袁名龙在自家平房上添了层阁楼,专于储藏。平常没事儿,就带着袁裕校在阁楼里看这些破烂,东翻翻西摸摸,给他讲每个物件的来历和故事。

  袁裕校还记得,小时候,村里要求上交土地证房产证,袁名龙不交,说:“地可以不要,但证件必须留着。”村干部每天来袁家做工作,袁名龙几次跟村干部起冲突,最后干脆跑到山上躲了好几天,等风声过了,才回家。

  文化大革命时,袁家被抄,袁名龙从私塾起积累下来的古书、手抄本都被烧了,连家具也没放过。袁名龙心疼,连夜抱着这些破烂上了山,有的藏在山洞里,有的寄存在农户家,直到去世,都没敢拿回来。

  收藏几乎没有标准。“猜猜这是什么?”袁裕校小心翼翼地拿起两块长方形的木板,使劲抹去上面的灰,“这是我父亲小时候装书的私塾盒子,很少有人认识。”

  他又举起一把手电,四四方方,灯头有一只手掌大,靠一旁的摇把发电才能亮。“这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手电,比我的年纪还大。”

  但袁裕校的同学们却很开心。学校里没有的小儿书、故事书,袁裕校家都有,这里成了附近孩子们的图书馆。袁裕校对此非常紧张,借出去的书,过一段时间,就得追着要回来,否则被父亲发现了,等待他的将是屁股受苦。

  “那是个只要你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时代”

  但直到一个朋友把他的收藏故事写成文章前,袁裕校一直害怕别人知道自家有这么多“破烂”。为了防备不支持的妻子把破烂卖掉,袁裕校一直偷偷在外面租房“藏破烂儿”。

  朋友的文章吸引了关注。有人找到袁裕校,要求看看他的破烂,进而,有人希望听他讲讲这些破烂的故事,还有人评价,“你这是在保存一部活的中国历史”。

  这些破烂竟然有价值!袁裕校获得了鼓励,开始有意识地把藏品归类、整理和记录。从前不设标准的存留,经过时间的沉淀后,显示出了力量。

  仅仅是照明用具,袁家就有松树子灯、菜油灯、桐油灯、洋油灯、煤油灯、罩子灯、马灯、煤气灯、电灯;杯子也有上百个,从土杯子、木杯子、到陶瓷杯、不锈钢杯、电杯、热水瓶;更不要说电子产品的变化了,从袁裕校小时候玩儿的土电话,到摇把电话,固定电话,再到BB机、手机……

  袁名龙从银行退休后,袁裕校接班做了会计。他心灵手巧又热心肠,很快在单位出了名。1980年代,照相机开始流行,袁裕校花100块钱买了一台,到处拍照,然后向报纸投稿,得到湖北省农行行长的赏识,被调去做了行长秘书。

  三峡工程启动后,袁裕校当上了三峡移民兴山县移民局局长。但害怕“权力太大,早晚犯错误”,一年后他就辞职下了海,涉足房地产、餐饮和文化等产业,五六年间,他的家产已达数千万。于是,他把独生女送出国留学。

  这个家庭成员的百年命运变迁耐人寻味:农民、银行职员、商人、留学生。袁裕校说,“我们四代人的身份变化,也是中国人命运的改变过程。”

  这么多藏品中,袁裕校最珍惜祖父留下的一架纺车。正是靠着它,农民出身的祖父不仅养活了全家人,还供儿子们读了书。

  父亲袁名龙最珍惜的,则是上学时留下的一屋子古书。但袁裕校觉得晦涩难懂,常对父亲说这是“宣传封建迷信”。

  袁裕校也有一个类似的精神寄托,是他上高中期间,用暑假种田赚的120块钱工分买的一台缝纫机。他用这台缝纫机给全家修补丁、做衣服,偶尔还赚些零用钱。几年后,缝纫机被姐姐分家拿走了,为了换回来,袁裕校费尽周折又买了一台全新的送给了姐姐。

  搬到城市后,老家的房子全部用来装旧物,袁裕校还另租了十几套200平米左右的房子。他富有了,但更怀念过去,“那是个只要你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时代”。

  “爸爸居然瞒着我们一家人藏了这么多东西”

  直到2011年,袁裕校的女儿袁伊轩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收藏。“又震撼又惊奇。”这个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回来的27岁女孩儿形容她最初的感受,“爸爸居然瞒着我们一家人藏了这么多东西。”

  她于去年毕业,成为澳大利亚一家律所的市场总监。她几乎把所有的藏品都看了一遍,最喜欢一架近百年前的床,木质厚实,雕工精细,看上去“十分有安全感”。

  但袁裕校却觉得,真正让人感到有“安全感”的恰恰不是实物,而是所有留存的100多卷家庭档案、票据、证件、公粮契约、购物清单……那才是证明他们生活过的痕迹。

  根据资料,袁裕校整理出了袁家从1949年以来的家庭年收入表。1949年时,全家年收入只有260元,但到1999年袁裕校下海后,全家年收入已超过10万。

  2011年年底,袁裕校终于有勇气把这些藏品公之于众。几经申请,一幢废弃的小学校舍成了展出地,几十间教室里,塞满了这些历时百年的家什。

  学校破旧的大门口写着“破四旧、立新风”,正中挂着毛泽东画像。这个极具时代感的外貌,还吸引来一些影视剧的拍摄。饶有兴味地围观之余,袁裕校偶充当“顾问”。“不对不对,那时候讲课可都是死记硬背,从来没那么科学过,我可是过来人啊。”

  历史并不总是给人以信心和前进的力量。

  在袁裕校的收藏中,有一个类别让他唏嘘——近300封家庭通信。

  刚刚工作时,袁裕校在离家三十余里的镇上,一个月只有四天假,父子间的许多交流都靠书信完成。通信的频率是每十天一封。父亲的信多是嘱他好好工作,他则嘱咐父亲好好照顾身体。袁裕校说,他写信很认真,先写草稿,再规规矩矩誊写到信纸上,“好像所有感情都用在写信的过程中了。”

  但随着科技进步,家庭通信的数量也直线下降,到女儿留学时期,父女各处两大洲,但通信却几乎没有,几乎靠电话、微信,交流通畅,反馈迅速,却又无法留存,转瞬即逝。

  但无论如何,相比于其他人,袁家四代人的生活,已通过这些曾经的“破烂”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延长。不过,袁裕校唯一的担心也正在于此——它们还能留存多久?许多藏品正在不可逆转地腐坏,数十年来的报纸、书信,手一捻,就碎成了渣。湖北的夏天潮湿闷热,每次打开一个展馆讲解结束,袁裕校就要立刻关门上锁,以便防虫防潮。

  对于能否继承父亲的收藏事业,女儿袁伊轩说,“我还达不到那样的境界。”她坦言她的偏好与父亲不同,她更喜欢藏品中的家具与服装,感觉有种非常精致的美。她目前所能做的,是帮助父亲做家庭档案的英文翻译,“留学前感受不深,觉得国内更多关心怎样生财,但走出去之后才发现,文化价值才是更应该被看重和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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