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晚8时50分许，在大兴区庑殿路西侧729路公交站附近，两驾车男子在路边停车时与一名女子发生争执。其中一名男子下车动手殴打女子后，又从女子推着的童车里抱出一女童，高高举起，重重地摔在地上。两男子驾车逃逸。在转院途中，两岁女童不幸身亡。案发后，北京警方迅速出动，18小时后将凶手抓获，凶手是刑满释放人员。另一男子仍在追捕中。今天上午，记者采访孩子的母亲时，孩子母亲表示，现在还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目击者愤怒

　　太恶毒了 禽兽不如

　　“太恶毒了！竟然把孩子往地上摔，真是禽兽不如！”回想起当时的场景，目击者姜先生依然愤怒。事发当晚，姜先生与朋友正在附近吃饭，看到有两名男子和一长发女子在车站附近发生争执，吵架的声音非常大，引来了很多人的注意。随后双方越吵越凶，其中一名身穿深色上衣的男子开始殴打女子，没打几下，便径直走向儿童手推车，将车里的孩子抱了出来，双手举起孩子恶狠狠地摔到地上。随后，该男子与另外一名男同伴驾驶一辆白色轿车逃离现场。“当时谁都想不到那男的要摔孩子，孩子摔下后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当时可能就不行了。”姜先生说。

　　停车起纠纷 恶男下毒手

　　事发地点位于大兴区旧宫镇庑殿路西侧，729路公交车站台旁。记者在现场看到，现场已经没有相关痕迹，但附近不远处一家大排档的老板周先生目睹了案发的经过，并随后配合警方调查此案。

　　周先生告诉记者，整个事发过程不长。事发时，一辆白色轿车停在公交站附近。开始他还以为是小两口吵架，也没有去制止。当时有不少人在附近围观，直到孩子被摔在地上，一些人感觉不对劲，有人上前制止，但遗憾的是没能拦住作案人驾车逃逸。“母女俩就是因为挡了他们停车，他们就气急败坏，太惨了。”周先生说，监控录像显示，一名身穿白色衣服的女子手推儿童车经过公交车站，随后一辆白色轿车开了过来，车上男子示意母女俩挪地方，他们要在路边停车。可能当时正在弯腰查看孩子的情况，女子没有立即挪地方。随后双方发生争执。

　　律师说法

　　如此残暴 越过人性底线

　　“如果目击者的描述没问题，真的是‘举起来，重重摔下’，那么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就太明确了，故意杀人。”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张兴梅律师说。张律师认为，大多数故意杀人犯罪中都会涉及到某种工具，刀、枪、毒药等等，这个案子里虽然没有作案工具，但并不影响定性。“作为成年人肯定知道，把一个幼童重重摔在地上，后果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他们双方发生纠纷的时候各自说了什么话，但不管怎么冲突，都是成年人之间的事情，现在歹徒却剥夺的是一个年仅两岁的孩子的生命。”

　　张兴梅说，从现在的报道来看，罪名很有可能是故意杀人中的“间接故意”，也就是嫌疑人虽不直接追求杀死孩子的效果，却放任了这种后果的发生。“大多数‘间接故意’，法官可能会在量刑的时候予以考虑，不过具体到这起案件里面，我倒不觉得间接故意能对量刑产生什么影响。”此外，如果嫌疑人到案之后如实供述罪行，属于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但是以这个案子的恶劣程度，即使嫌疑人坦白，是否能从轻，法官肯定还得慎重考虑。以今年3月4日长春盗车杀婴案为例，虽然罪犯周喜军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自首，最终量刑时也没能换回他的一条命。

　　北京市律协刑诉法专业委员会主任、京都律师事务所韩嘉毅律师认为，如此恶劣的刑事案件实在不多见，越过人性底线。

　　专家观点

　　人大教授周孝正——

　　暴戾情绪

　　会传染

　　近期连续发生恶性案件、事件，使得公众的安全感下降。有媒体将这些事件形容为“随机的暴怒”。个别人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并因此而绝望，进而做出非理性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说，这次的杀婴案，凶残程度远远超出了一般社会认知的底线，所以必然会广泛传播。但是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典型的“社会心理传染病”，继续引导社会心态向负面发展。“比如当年香港明星张国荣跳楼自杀，如此爆炸性的消息被广泛报道之后，短时间内有很多人跳楼，这就是社会心理传染。”

　　连续发生的案事件的背后，是否也有某些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周孝正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暴力链条的基础是家庭暴力，再加上某些教育倾向的引导，形成了目前较为严重的社会暴戾情绪。此外，“我一直特别关注家庭暴力问题，这是许多暴力倾向的最初根源。在幼年时代家庭中，父母的棍棒下形成了权威性人格，出了门，自然会把情绪带向社会。”在这种大背景下，美国9·11恐怖袭击、日本3·11大地震之后的网络狂欢，“保钓”时期一些人上街砸车、砸人，也都是社会情绪的反应。

　　周孝正说，从社会学意义上，只有打破社会情绪中的暴力链条，才可能从根本上使得风气出现改观。但是，哪怕仅仅引导公众改变“以暴易暴”的固定思维，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报记者 安然

（原标题：凶手如此残暴越过人性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