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均衡配置生源，按学生居住地就近入学，大部分县基本实现了‘零择校’。”7月30日，教育部官方网站发布了国家教育督导检查组对浙江省35个县(市、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检查的反馈意见，并将提请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最后认定公布。

　　督导检查组是在科学扎实调查基础上得出上述结论的。据透露，检查组分11个小组，随机抽查学校216所，其中小学107所、初中75所、九年一贯制学校34所；召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校长、教师、家长座谈会143场；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17327份，回收有效问卷17306份。

　　择校问题一直是教育界的“顽疾”。浙江省是如何做到“零择校”的？治理这一教育顽疾的难点与挑战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中国青年报记者深入到浙江杭州、宁波、温州、义乌等地进行了调查采访。

　　择校“条子”多来自上级部门以及市委市政府

　　谈及以往的“风光”生活，金孜红说：“真的比教育局长还要牛，市委书记、市长经常找，市政府职能部门一把手更不在话下。亲戚多，朋友多，电话多，饭局多，诱惑多，甚至有人把一大摞钱放在办公室里。”

　　大家之所以对金孜红格外关照，都是冲着他的身份——义乌市中心城区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名校校长，这所学校一年级开设4个班，最多160个学位，可每年报名的适龄孩子有1000多人。

　　这种“僧多粥少”的局面，给校长们带来的苦恼远远多于“风光”。金校长说：“收到的‘条子’上到全国人大、国务院以及教育部，下至义乌市委、市政府以及教育局。各级各类的关系与‘条子’让自己应接不暇，有电话不敢接，有饭不敢吃，有家不敢回。”

　　民间关于择校乱象的种种说法也得到了教育部门的官方印证。浙江省教育厅有官员告诉记者，在瑞安、乐清、义乌等择校乱收费“重灾区”，个别名校不划学区，学生全都是择校生，甚至有的学校把桌子与验钞机放在校门口直接收钱。

　　“全市一年的‘借读费’就是上亿元。”义乌市教育局副局长葛晓明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禁止择校制度建立之前，名校紧缺教育资源的分配往往是看门路与背景。”

　　“实施‘零择校’前，温州11个县市区与义务教育入学挂钩的收费约在每年10亿元。”温州市教育局局长谢树华说，他两次因温州择校乱收费现象被国务院纠风办叫到省里做检讨。

　　比起凭关系择校，用钱择校更公平吗

　　“实验学校、重点学校存在的择校乱象，与义务教育阶段公正公平及就近入学的原则相违背，同时变相地从老百姓口袋中掏钱，把义务教育变成了一种强制性收费教育。”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

　　择校乱收费的问题之所以长期没有得到解决，首先是教育资源不均衡，学校之间客观存在差距；其次是家长与学生有着接受优质教育的强烈愿望；第三是一些地方办学经费没有完全落实到位，留了一个“缺口”收钱；第四是教育系统对择校收费的态度十分暧昧，认为现阶段凭关系择校不公平，用钱择校还算比较公平。

　　因为不断有择校乱收费问题被曝光，老百姓意见极大，浙江省下决心根治“择校”。

　　2011年12月，浙江省教育厅会同省政府纠风办、省财政厅、省物价局联合下发了《关于治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择校乱收费的通知》。

　　该通知规定除按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需照顾的烈军属等极少数人员子女经严格审核程序予以录取外，公办学校在规定的班额内有多余学位，一律通过公开摇号的办法确定招生名单。同时，对择校乱收费行为一经查实，实行退钱不退人办法，让乱收费者“赔了夫人又折兵”。

　　但是，教育部门如果要打破长期形成的择校利益格局，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社会纷纷质疑该省“择校限制令”能否真正落实，包括一些原来择校比例较高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在制订具体实施方案时，都存在工作迟缓、等待观望等情况。

　　“光教育厅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对中小学校长的乱收费行为查处都只有建议权。”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说，省纪委、省监察厅、省政府纠风办的支持非常重要，对义务教育择校乱收费问题予以“一票否决”。

　　市委书记、市长不带头“递条子”就好办

　　“‘零择校’政策不光要让老百姓家喻户晓，更要送进机关大院，让当官的尤其是主要领导知道现在一些事情不能做了。”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义务教育科科长曹婕说。

　　温州市鹿城区教育局局长林宣富担心：实施“零择校”政策可能会两头不讨好，区领导不接受，老百姓不认同。结果在区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区委区政府“一把手”表态不递“条子”。

　　浙江省教育厅官员也透露，“对‘零择校’广大老百姓是赞成的，但压力与阻力主要来自上层。”当市委书记、市长，县委书记、县长思想高度统一、认识到位并承诺不递“条子”后，教育局长与中小学校长们才能如释重负，踏实干事。

　　西湖区保俶塔实验学校曾是浙江省直机关子弟学校，2012年浙江省某秘书处从浙南地区调来一个干部，其孩子要择保俶塔实验学校，后被该校依据“零择校”制度建议到住房所在地的学校就读。

　　就在各路关系挤破脑袋都想进去的保俶塔实验学校，一年级就有6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被调剂进来。该校校长陈竹根说，取消择校、杜绝钱权等非正常因素的运作，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保护了一大批校长。否则，围绕择校生而来的各路“神仙”根本得罪不起。

　　现在制度摆在那里，招生信息公开透明，有“路子”也走不通了。有知情者透露，浙江省某位主要领导把一招商引资大项目的老板孩子的择校问题批示给省教育厅，希望给予照顾。结果同样被“零择校”制度挡在门外。

　　教育摆脱“世俗化”面临不小风险

　　杭州二中校长叶翠微表示，浙江“零择校”制度在摆脱世俗化，向教育的原点回归，但是，这个过程有风险。

　　温州蒲鞋市小学校长卓东健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一年给财政贡献上千万元的择校费时，走到哪里办事都很牛气。现在不择校、不收费，教育的事难办了。”

　　在浙江省教育厅青年干部座谈会上，大家不约而同地向厅领导提出，能不能照顾子女的读书问题。厅主要领导说，“教育厅干部没有特权，一是向社会的承诺自己首先做到，二是有责任把每所学校办好。”

　　同时，实施“零择校”后，一些地方与干部也有意见。原来与兄弟部门沟通、争取支持时，可以帮助安排个把学生进入名校。现在没有啥资源可以交换，心里难免有些失落感。据说，一位教育部门领导的家属问他：“你是不是在工作中得罪人了，现在家里电话好长时间都没响了。”

　　“过去教育行政部门对此不愿意主动改革，主要是教育系统资源相对贫乏，为了争取资源与部门利益不惜牺牲老百姓的利益，破坏教育的公正公平。”刘希平说，“‘零择校’对于保障群众利益与教育公平来说是一项‘加分’制度，但对于个别领导干部来说肯定是一个‘丢选票’的改革举措。不过，在各级领导尤其是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下，浙江教育的砝码倾斜到了老百姓这边。”

(原标题：党政一把手带头不递“条子”就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