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嫖娼案解读:官员违纪活动不受隐私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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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9万个摄像头“监控南京”，如何在摄像头下保证个人隐私不受侵犯是个现实问题 本版摄影 现代快报记者 辛一
随着一段监控资料的外泄，上海高院4名法官的仕途戛然而止。
据报道，6月9日，上海法院4名法官在受邀外出用餐时，在惠南镇衡山度假村内的夜总会包房娱乐，接受异性陪侍服务。这段“私人生活”，最终因一位“爆料人”获取了酒店监控资料而公之于众，这一颇具戏剧色彩的事件迅速发酵，最终引来举国关注。随着4名当事人的被撤职和被免职，轰动一时的“上海高院法官涉嫌集体招嫖”事件，总算告一段落。而另一则似乎毫无关联的消息，也因与上述事件在时间节点上的巧合而引发争议：日前，河南省出台有关条例称，擅自传播公共场所的监控视频将被处罚。
这两则消息，都将大众关注点引向一个已不再新鲜的话题：监控摄像头是否已使人无隐私可言？并引发网络热议。
小小一个监控摄像头，洞察的不止是人们的一举一动，也考量着社会如何在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之间做出权衡。
现代快报记者 李绍富 刘旌
南京监控摄像头现状
全市近9万摄像头
出门就在“天眼”监控下
据南京市政府公开发布的消息，根据2010年统计的数据，全南京就有摄像头8.4万多个，而随着这两年安装监控摄像头的单位和个人越来越多，加上财政资金在这方面也有投入，估计到目前为止，南京的摄像头总数有近9万个之多。而警方直接管理的摄像头，至少有5000个。
这些摄像头主要分布在各主要交通干道及部分支道、地铁等公共交通站点，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大学，商场和小区等。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车站，在南京的多数公共场所，近9万个监控“摄像头”可随时捕捉并记录任何可疑情况。对在南京城区活动的人来说，只要你出门走几步，说不定就进入了监控视线。而这些摄像头，每年都会帮助警方破案数千起。
在南京最热闹和繁华的新街口商圈，秦淮公安分局淮海路派出所直接管理的摄像头就多达将近80个，其中有10多个还是高清摄像头，连路人衣服上的字都能看得很清楚。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社会监控摄像头的作用，淮海路派出所还安全接入社会面监控图像20余家400多个摄像头，基本实现辖区图像监控全覆盖，形成监控系统建设的规模效应。他们在南京率先完成了图像联网覆盖工程和派出所警务调度室建设。
而在淮海路派出所警务调度室，现代快报记者发现，每天都由一名值班所领导坐镇指挥，由4名人员负责辖区信息研判，由4名监控值守人员确保辖区监控实现全天候值守。而依靠这些监控，警方曾破获多起侵财案件。
监控摄像头市场探访
摄像头随便买卖
价格上百到数千不等
“上世纪90年代时，监控摄像头还是个新奇玩意儿，现在早不是了。”40多岁的陈锋(化名)是南京某电子卖场内的老板，专做监控摄像头生意，他是好几家此类品牌的代理商。
“这个东西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陈锋向记者介绍，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只有极少数的场合能见到监控摄像头，当时的买卖也很严格。“比如有人来买，是要先审核对方的身份和用途的。”到了90年代后，监控摄像头的买卖市场逐步放开。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监控摄像头的要求和依赖越来越高。原本远在天边的监控摄像头，几乎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甚至不局限于公共场所，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生意最好做的时候，是2000年之后的几年。”据陈锋介绍，那时候这种设备的卖价很高，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很少，所以利润比较可观。可如今，由于市场需求量大，卖家也越来越多，网络销售更是拓宽了原本的买卖渠道，监控摄像头的利润空间逐渐被压缩。
现代快报记者在淘宝网上检索了有关监控摄像头的商品，最便宜的只需100多元，贵的也只是几千元。据业内人士介绍，想要监控摄像头运行起来，不仅需要摄像头，还要主机、显示屏、硬盘等设备，一套东西买下来，比较可靠的品牌售价大约要两千元左右，当然了，高端一点的产品也有上万元的。
“摄像头的买卖，跟其他电子产品差不多，作为商家，我们只要办理正常的工商营业执照就可以了。”陈锋说，对他们经营者来说，现在只要有生意就做，一般不问对方具体做什么，按照要求供货就可以了。除了供货外，不少商家还负责安装，以及后期维护的技术指导。
谁在购买监控摄像头？
机关企事业单位为主
私人逐渐增多
都是一些什么人在购买监控摄像头呢？
“最主要的还是机关单位。”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商店、物业公司、酒店等单位，由于其直接面对的是公共场所，监控设备自然不可或缺。买卖过程中，卖家会根据对方的实际需求，以及能承受的价位，推荐相关性能的监控设备。“比如物业公司要在小区里安装监控，我觉得就没必要买那种高清探头，买了也浪费钱。”
对于这类购买者，买家对其使用目的是比较明确的，而与之相较的是私人购买者，这类买家的购买理由，往往也让卖家哭笑不得。
“有的人是家中有过被偷的经历，此后就用摄像头来防盗了。”陈锋说，这是一种相对“说得过去”的购买理由，但他也曾遇到过“奇葩”顾客。
“有的人家里请了保姆，但又不信任对方，于是想买个小探头，随时监控对方的一言一行。”而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实现拿着手机就能监控家中的状况。
“还有的顾客甚至会跟我说，他怀疑自己的妻子有外遇，但又没有证据，想在家里装个小探头，监视对方。一旦掌握了‘证据’，即使离婚了，也多点胜算。”陈锋并不讳言的是，要不是买家主动说出来，他们对对方的身份和购买意图并不那么关心。“想买就能买，在网上更加如此。”
不过，他也认为，这种私人用途的监控设备，确有可能侵犯个人隐私。“保姆也好，妻子也好，这种设备的滥用都有可能触碰到他们的个人隐私。”
虽有些担忧，但他认为，整体上来说，监控设备的普及带来的作用还是以积极的方面居多。
监控资料保护
监控资料保密程度
得看管理是否规范
大到超市，小到杂货店，现代快报记者走访时注意到，在很多地方，监控摄像头几乎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在新街口某服装店内，面积并不算大的店面内却安装了两个探头：门口一个，收银台一个。“这个东西缺不了。”据销售人员介绍，一来是为了防盗，二来也是想对一些有“歹念”的人，起到震慑作用。
据某物业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越是管理规范的小区，监控设备配备得越到位，这是出于对业主安全的保护。
不过，他也强调，对于有些人所顾虑的视频资料，他们会百分之百地加以保密。如果有人找了理由，要来调取视频资料，他们必须先报案，再请警察过来，才有可能调资料。“如果他需要，我们会把与他相关的
那部分视频，拷给警方，然后再由警方来处理。”但个人想调取资料，绝对是“没门”的。
为防止个别工作人员出现工作不规范的情况，有的物业公司特地收紧了调取资料的权限：只有管理层中的极少数人有调取资料的密码，普通员工根本无法回看。“在小区这样的地方，监控难保不触及到一些业主的隐私，所以要尤其注意资料的管控。”
不过，现代快报记者在以往的采访中曾注意到，当有一些业主电动车遗失后，往往能从物业公司获取相关的视频资料，甚至会将之上传后发动网民力量“全民追捕”小偷。有些安装摄像头的单位，如果有员工提出调看监控资料的要求，只要分管监控的领导授权即可，这样，监控资料的泄露并非不可能。
对此，南京一家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现实中，很难保证每家物业的工作都有相关的流程规范，即使有规范，也不能保证每个员工都能严格遵守，所以才必须在制度上撇除资料外泄的可能。
南京监控摄像头管理
部分单位监控有规章
个人监控管理存盲区
据南京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公共场所安装监控设备的主要目的是威慑、打击犯罪，不会直接侵害到市民的隐私。个人隐私一般是指公民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及私人空间。而南京市警方直管的监控摄像头等设备主要放置在公共场所，一般有明显的提示，摄像资料也会严加管理。
为了规范对监控技防方面的管理，2011年，南京专门出台了《南京市社会治安公共安全技术防范管理规定》对摄像头的安装地点、图像的管理及使用等都做了严格的要求。其中明确要求，在旅馆、公共娱乐场所、网吧等公共服务场所的大厅、通道、出入口等重要部位，以及文化体育场所、公园、广场、医院、学校和其他公众聚集场所，商住楼、居民住宅区的重要部位需要安装监控。除此之外，常见需要安装监控的场所还有机场、港口、隧道、大型桥梁、大型车站、码头、停车场、加油(气)站的重要部位，高速公路、城市道路、中心城镇和城市轨道交通的重要路段、路口等。
同时，《规定》也明确规定，禁止在宾馆客房、公共浴室、更衣室、卫生间、学生和员工宿舍，以及其他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场所和区域安装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而对查看、调取、复制技防信息，则做了如下规定：不得少于两人； 出示工作证件和单位证明文件； 对调取、复制信息的人员、时间、内容、用途等事项进行登记； 不得擅自传播技防信息； 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公民个人隐私的技防信息予以保密。
从这个规定来看，主要是针对必须安装监控的单位，而对非必须安装的单位和个人方面，则并无严格的规定。
全国监控摄像头现状
全国无统一许可制度
个人隐私保护成难题
据南京警方相关人士介绍，目前，我国安装监控摄像头尚无统一的许可制度，只是一些地区自行制定了规章。这意味着任何机关单位、公司甚至个人，都可以安装监控摄像头，只要不违背所在地的规章。
以南京为例，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近9万个监控摄像头，直接归公安机关所有的仅是小部分，大多数是由其他部门和公司安装的。而在绝大部分城市，与警方联网的摄像头占所在地摄像头总数的比例甚至不到10%。
如此一来，摄像头安装主体众多，加上没有许可或强制的备案程序，客观上增加了侵犯公民隐私的风险。尤其是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交界的模糊区域，监控摄像头的安装会引起很多争议。
目前视频监控快速扩张，特别是南京主城区，警方遇到需要调取监控，而相应的地段又没有警方自己的监控设备时，通过向附近单位或是个人求助，总能找到需要的监控资料。
这足以说明，监控摄像头分布得很广泛。
随着视频技术的发展和智慧城市、平安社会建设的需要，公共场合监控摄像头将会越来越多，城市图像覆盖系统将越来越健全。
而另一方面，全国统一的制度规范严重滞后，国家层面关于视频监控的法律和法规目前还是空白。尤其是对监控视频和图像的采集、保管和利用，不少地方还缺乏严格的规章制度，这就直接导致侵害隐私权案件时有发生。
公共场所很多监控，都是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而安装，监控资料一旦管理和使用不当，就可能侵犯个人隐私，比如监控设备的设置没有公开、明确的标识；有的监控设备从监控“公共空间”变成监控“个人”；尤其是监控资料被非法浏览、复制、传播或被商业化利用。
观点
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并不对立
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庄卓告诉现代快报记者，所谓隐私权，是指自然人所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
有关隐私权的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就有所提及，不过表述得比较笼统，“公民的人格权应受法律保护，不受侵害。”而在侵权责任法中的表述则更为明确，“其中在谈及公民的民事权益时，明确提出了隐私权。”
隐私权须受保护，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在谈及监控摄像头的问题时，隐私权和公共利益两者，却一度被外界视为一对矛盾体。
“其实不然。”庄卓的态度很明确：“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下，这两者是可以共生的。”之所以在公共场合设置监控摄像头，其初衷无非是为了保护公共安全，或出于防盗等方面的考虑，对于社会的整体环境来说，这并不存在问题。“能否很好地保护相关的视频资料，保证不外泄，这才是症结所在。”
事实上，在部分使用监控摄像头的场所和单位里，工作人员对这部分信息的保护可能并不是很重视，这也导致部分视频资料有泄露的危险。庄卓说，对于饱受争议的“禁止擅传监控视频”法规，他本人整体是持肯定态度的。“很显然，这是出于对公民隐私的保护。”
简而言之，在公共场所设置监控摄像头的问题上，庄卓认为，这是必需品，但管理者须保护好资料，遇到突发情况时，要通过合法合规的手段调取，保证其他人的隐私不受侵犯。但如果是私人设置的摄像头，应保障不侵犯到别人的隐私权。“如果在家里装个摄像头，来观察保姆甚至是妻子的一言一行，这显然不合适。”
庄卓强调，相关部门除了要对常规监控设备监管外，还应加大对一些“特殊”监控设备的管理。“比如那种隐形摄像头，就很有侵犯他人隐私的可能，甚至可能被人用来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这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在上海高院法官事件中，“爆料人”通过“特殊”手段获取视频资料的行为，被一些人认为侵犯了他人隐私。对此，庄卓认为，这一事件有着一定的特殊性。“至少从目前来看，他们的行为有违法乱纪的成分，这就不应受隐私权保护。”
不过，庄卓也强调，这件事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偷拍、截取视频等方式不应成为反腐的主要渠道。“阳光法案、财产公开……反腐的渠道有很多，上海法官事件不应成为公民反腐的范例。”
两者的平衡须制度规范
随着监控摄像头的不断渗透，民众对于自身隐私安全的担心也在加剧。现代快报记者在街头走访发现，虽然市民认同监控摄像在维护公共安全方面的作用，但部分摄像头的存在，也让他们感觉不舒服，毕竟走到哪里，总感觉背后有只眼在盯着自己，也许不知何时，自己的隐私就已经被记录下来。
“只要管理得当，在公共场所的监控摄像头问题上，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并不对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教授邱建新对庄卓的这一观点，也表示认同。但他还指出，虽说很多城市都对监控摄像头有相应的规范，但部分人的法律意识比较薄弱，摄像头随意安装的情况并不少见，有时可能已侵犯了他人的隐私，还有些人是明知故犯，随意传播监控他人隐私信息。“所以，从制度层面加强对相关资料的保护，就显得极为重要。”
邱建新认为，首先要明确谁有权设置监控系统，一旦设置后，设备的管理、资料的保护、应具备怎样的规范，都须有制度作出规范。“一旦须保密的资料外泄，管理者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这也须明确。”对于制度层面的设置，除了国家要出台相关规定外，各地也可根据情况作出更为具体的补充。
在谈及上海高院法官事件时，邱建新认为，法律还可进一步明确对“隐私”的界定。“比如公众人物、公务员的隐私，和普通公民的肯定不同。”公务员的财产、活动等相关信息不能以“隐私”为由而成为秘密，否则，“隐私”就会成为公众对公务员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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