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记者 刘磊 北京报道

　　6月初，延安市民拍下的一段视频让公众见识了何谓“暴力执法”：一名身材胖硕的城管，跳起来狠狠地踩向倒地的男子头部。爆头城管不仅在中国网络引起公愤，还吸引了国外媒体的目光。

　　这一网络事件与2012年11月曝光的雷政富不雅视频事件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媒体人张晓舟在一篇名为《圆形监狱的窥淫狂》的文中指出的便是这一隐秘关联：“传统意义上的极权社会犹如一个圆形监狱，你的一举一动无所逃于‘老大哥’的监视，而且你看不到老大哥；而眼下个人手机成了人民群众的火眼金睛，赵红霞的针孔摄像机更是一阵见血，官员反过来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安全之眼

　　人民群众的手机摄像头绝非仅仅对准暴力执法的城管和骄奢淫逸的官员们，还时刻目视着自己的身边人。7月12日中午，上海地铁9号线上一名女乘客遭遇邻座男子的“咸猪手”，网友大飞哥发现之后，就开始用手机录像，并将视频截图发到网上。警方根据网友的举报信息，最终找到了那名涉事男子(由于受害者没有报案，所以警方无法立案)。

　　网上充斥着类似的曝光视频图片，对许多网友来说，路遇不平事，掏出手机拍照、录像几成习惯。

　　6月14日，厦门一户居民家中失窃，2万多元财物丢失。但小偷行窃的整个过程被这户居民在自己家中及楼道里安装的四个监控摄像头清晰地拍了下来。

　　装摄像头不只可以防盗。经常有人往广东茂名荔红小区的梁女士家门前扔垃圾，她在张贴文明提示无果后，就买了监控摄像头，装在楼道里。从此再也无人在她家门前扔垃圾了。后来梁女士担心私装摄像头违法，便将其拆除了。这之后门前的垃圾又开始出现了。

　　摄像头同样适用于家庭内部。

　　重庆万州区一名女士，怀疑丈夫出轨。律师帮她支招儿：在卧室隐蔽处安装监控摄像头。妻子顺利地取得了丈夫出轨的证据，一纸诉状将其告上法庭。丈夫开始不承认出轨行为，在看到当庭播放的监控录像后，无话可说。

　　也有保姆施暴，被摄像头“看在眼里”的。2012年11月，四川成都的李婆婆“鼻梁破皮流血，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太阳穴上也有瘀伤”。李婆婆说是保姆打的。保姆赵洪丽并不承认，说是李婆婆自己从床上摔下来弄伤的。家人查看客厅里的监控器后发现，保姆先后两次打了李婆婆。

　　偷窥之眼

　　马歇尔•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摄像头所带来的安全感背后，却是另一个残酷的现实：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双双经济便捷的偷窥之眼。

　　2013年7月初，广州番禺区南村畜牧兽医站的阿丽在自己的宿舍内发现被人安装了摄像头。警察发现，安装者就是她的一名男性领导。这名领导辩称，他不是为了偷窥，而是怀疑阿丽在单位员工因劳务纠纷而起的停工中挑了头，他想了解阿丽平日与哪些人来往。

　　给辽宁营口的小聂带来困惑的也是领导。这位领导就住在小聂家楼上，每天都对小聂超乎寻常地关心，比如早晨敲门喊她上班。最让她无法忍受的是，领导在楼的南侧、北侧、西侧，单元内的一楼、三楼分别装了一个摄像头，其中三楼的那个摄像头就在她家门前。领导家书房的电脑上，显示着她进出小区及单元的画面。当小聂发现这个秘密后，“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偷窥之眼也极易变现。在福建漳州，两名出狱的狱友在宾馆安装摄像头，偷拍客人的性爱视频，然后进行敲诈勒索。

　　2010年，广东男子陈安定通过木马程序遥控《非诚勿扰》一女嘉宾的电脑摄像头，拍摄多张裸照，并以将在互联网上发布作为要挟，对其实施敲诈。

　　今年年初，湖南麻阳县委书记的办公室内，被人装了摄像头。警方拘捕了三名嫌疑人，据称三人以偷拍的录像要挟书记，能在仕途上更进一层。

　　昏花之眼

　　现在，无论从网上还是市面上购买监控设备都十分容易，价格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据2012年4月12日《大众日报》报道，济南市现有摄像头数量超过13万，其中由政府部门官方安装的不足5000个，其余则多由单位、商户或个人自行安装。《厦门晚报》也报道，在厦门，截至去年年底，警方在全市范围内布下的监控探头数量9000多个，而民间安装的监控数量，三四年前的统计数据是7万多个。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汤啸天在接受《中国周刊》采访时表示，公民个人安装摄像头，应该严格遵守的权力边界是，不侵犯公共利益及他人的合法权益。比如，雇主在自己的房间和客厅里安装摄像头是可以的，但不能在保姆的房间安装摄像头；居民在家门口安装指向自己家的摄像头是可以的，但不能在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但是，一个尴尬的现实是，公民个人使用摄像头实际上是法律的一个“空白地带”。

　　一面是越来越多的摄像头，一面是法律的空白点，这就使得民众的隐私很多时候处于缺乏保护的境况之中。

　　举起手机拍摄本身也充满了风险。拍摄延安爆头城管的匿名人士应该庆幸，他的拍摄没有被城管发现。在此前此后，都发生过民众拍摄城管执法，被城管人员围殴之事。

　　2008年1月7日，湖北天门城管与村民发生冲突。路过现场的一名男子掏出手机拍摄，城管见状强行制止并要没收手机。多名城管参与围殴这名男子，男子当场倒地不省人事，送到医院后，已经死亡。

　　2013年5月25日，安徽淮北濉溪县城管与小贩发生纠纷。一名路过的学生用手机拍下的过程，城管发现后，马上向学生怒目相向。这是这名学生拍摄的最后一个画面。他随即遭到围殴，学生眼部受伤，血流满面。

　　在小说《1984》中，“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意象无所不在，而在现实中，老大哥可以看着你，你却不能去看老大哥。

　　这样一个人人皆有摄像头的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一场新媒体时代民主监督的革命吗？媒体人张晓舟回答说：“在没有法制的社会，它(摄像头)仅仅提供了民主监督的幻象，仅仅是在极权主义的玉体上引爆了消费主义的欲望狂欢。”

　　小镜头 大生意

　　中国周刊记者 谢雪琳 北京报道

　　从68元每股的发行价，到今年5月170元的高股价(复权后)，A股上市公司海康威视用了三年时间。2001年海康威视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0万。今年，其市值达800多亿，增长1.7万倍。

　　这大概是近年来A股市场上的一大传奇。但传奇还不止于此。

　　另一家公司大华股份，2008年上市，发行价24元，今年5月21日复权价高达704元，足足涨了近30倍。

　　在长期低迷的A股市场，这是传奇中的传奇。除了成长迅速以外，这两家公司还有什么共同特征？

　　答案是同属安防行业，并分属行业老大和老二。它们的主营业务均为视频监控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

　　这些公司的迅猛生长，都与过去十年政府主导的“平安城市”建设密切相关。

　　“平安城市建设中政府投了不少钱，拉动了整个行业的增长。”广东省安防协会专家邱亮南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个行业总量大，发展快，目前来看仍然在成长当中。”

　　十年奔跑

　　销售规模长年占据国内行业第一的海康威视，是安防界的老大哥。2012年，其营业收入达到72亿元，比上年增长近四成。

　　它的高成长离不了公安部门推行的“平安城市”工程。

　　2004年6月，公安部、科技部在北京、上海等21个城市启动了第一批科技强警示范城市工作。视频监控设备的大规模建设，在这一项目中开始起步。

　　不久，国务院要求各地推进“平安社区”、“平安校园”、“平安医院”等活动，平安城市的概念逐步普及。

　　2005年8月，公安部进一步提出了建设“3111试点工程”，即在省、市、县三级开展报警与监控系统建设试点工程。这也成为了“平安城市”建设的重点。

　　从平安城市启动开始，海康威视便是紧密合作者。

　　海康威视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央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在平安城市项目中，时常可见中电集团的身影。与北京、重庆等城市的合作中，通常都由中电集团与当地市政府、公安局等签署合作协议，再由海康威视负责实施。

　　十年来，海康威视共为北京、上海等500多个城市的“平安城市”工程提供了视频监控产品及服务。

　　此外，在北京奥运、上海世博、深圳大运会等重大活动中，海康威视均是安防设备供应商。尽管海康威视依托大股东在全国攻城掠地，但这一行业的巨大市场需求，也为诸多规模稍小的企业留下了生存空间。

　　行业老二大华股份自不用说，2012其营业收入为35个亿，同比增长六成。

　　另一家规模稍小的上市公司高新兴，2012年营收3亿。当海康威视和大华股份在一二线大城市拿项目时，高新兴则伴随着“平安城市”、“天网工程”在县一级的落地实施而受益。过去一年，高新兴拿下了“平安揭阳”、贵州镇远、锦屏、望谟等市县的天网工程项目。

　　这些项目的资金动辄上亿。比如高新兴与中国电信合作的“平安揭阳”项目，其合同总金额近3.9亿，而资金来源则是揭阳市财政支出预算。高新兴要为揭阳新建高清视频监控点3000个，改造高清视频监控点779个；新建高清治安卡口100个，改造高清治安卡口7个，以及机房、应用管理平台建设。

　　政策红利仍将延续

　　过去十年，整个行业的产值也在不断刷新纪录。

　　根据新华信发布的《安防视频监控现状及趋势》，2000年中国安防产值250亿元，经过“十五”期间快速发展，2005年产值超过900亿元。

　　2006年，科技强警、平安城市等项目进一步刺激了行业产值，整个安防产业同比增长30%，全年产值达到1200亿元。

　　到了2010年，安防行业总产值达到2300多亿元，比2005年增长1.8倍。

　　如今，这一行业仍在看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券商分析师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来自政府的需求仍是这一行业的重要成长动力。

　　在广东省安防协会专家丘海明看来，各地的突发事件证明稳定压倒一切，因此安防投资高景气可持续，而国际经验也显示安防投入与GDP相关度高，但中国投入比重更大。而从行业的内生需求来说，根本驱动因素在于城镇化和矛盾多发，对安防行业的需求增大。

　　现实中，各地政府也仍在继续扩张视频监控范围。去年，不少省市都发布了所在地区的视频监控规划。

　　广东省计划三年内新增96万个一、二类社会治安视频图像采集点，同时还要新建2750个高清治安卡口。

　　天津市公安局也表示要在全市街头路面规划建设10.5万个高清视频监控点位、900处高清电子卡口。

　　上海市教委也要求上海高校校园监控系统全面高清化，并列出了时间进度表：至2016年末，全市所有高校全部实现高清摄像机视频监控。

　　总投资额超过10亿元的贵州省六盘水市“天网”工程项目去年启动，该项目也属于基于高清网络视频监控的平安城市建设工程。

　　在《安防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这一产业到2015年的总产值将达到5000亿元，其中视频监控系统产值为1100亿元。

　　风险犹存

　　当整个行业都在政策红利之下狂飙猛进之时，风险也并非不存在。

　　海康威视在重庆的遭遇，便是安防行业风险的极端案例。

　　2010年11月，海康威视大股东中电集团与重庆市政府签署协议，成为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总承包商，具体实施则由海康威视负责。

　　这个庞大的项目覆盖了重庆市公安局、42个区县公安机关、804个派出所。承接项目之初，海康威视测算将新建各类镜头8万个，改造镜头数为1.5万个，系统整合接入能力则按不低于50万个视频监控点建设。整个项目资金预计在50亿元。

　　合作中，双方采取了这一行业常用的BT模式，也即先由项目公司垫资，结束后再由业主出钱回购。

　　为此，海康威视先期募集了17.5亿元，其中2亿元在重庆设立子公司，15.5亿元用于项目建设，不足资金则通过银行贷款补充。

　　随着项目的推进，所需资金额也在上升。2011年10月，海康威视与42个区县分局签署建设合同，合同总金额为77亿元。

　　然而，合同签署没多久，重庆公安系统便发生了人事震动，也让这一项目建设处于停滞状态。

　　此后，重庆政府对这一项目进行了调整。有媒体报道称，2012年5月后，海康威视与重庆市政府初步达成新的协议：将合同从原来的42个调整为11个，只包括主城区，总价款从77亿元减少为34.5亿元。随后，重庆海康裁员三成。

　　在重庆事件发生之后，海康威视便不断遭遇减持。第二大股东、副董事长龚虹嘉，机构股东、第三大股东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都曾多次大规模减持。

　　最近一次大规模减持来自新疆威讯。据海康威视2013年7月5日公告，新疆威讯近期减持1770万股。推算后，套现总额约6.4亿。

　　重庆事件虽是极端个案，但却也凸显了这一行业对政府的依赖。政策红利能够持续多久，成为悬于这些公司的头顶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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