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孟朝红未满21岁的独子马跃掉入鼓楼大街地铁站轨道，遭电击死亡。在事发后的三年时间里，为了寻找真相，她用尽了一个母亲兼一名记者所能想到的所有方法。撇开找马跃同学、知情者、专业人士了解情况不说，单是跟地铁公司、鉴定机构交涉，走司法程序，“就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并屡屡碰壁。

　　“有时候想想，就算了吧，我为谁啊，不管我做多少事情，马跃都不会活了。但是我觉得，这就像是马跃走了以后给我留的任务。我就想完成它，所以就坚持到了今天。”这位觉得自己再也回不到快乐时候的母亲说。

　　记者_郭丽萍  北京报道

　　北京鼓楼桥西南角的路边，孟朝红立好儿子的遗像，点亮了蜡烛。

　　这是8月23日的夜晚，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周末前的普通夜晚。但这个日子却已成为孟朝红挥之不去的伤痛。三年前，孟朝红未满21岁的独子马跃掉入鼓楼大街地铁站轨道，遭电击死亡。

　　在这期间，鉴定机构给出的鉴定意见是：马跃符合电击导致急性呼吸、心脏骤停死亡。北京西城区政府也早已做出了“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的调查结论。

　　对于儿子事故的原因和官方调查结论，孟朝红显然仍有重重疑问。在事发后的三年时间里，为了寻找真相，她用尽了一个母亲兼一名记者所能想到的所有方法。撇开找马跃同学、知情者、专业人士了解情况不说，单是跟地铁公司、鉴定机构交涉，走司法程序，“就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并屡屡碰壁。

　　“这三年来，一方面是是艰辛、曲折，但更多的是让我感觉很沉重。”这位憔悴的母亲告诉《南都周刊》记者，“一边很失望，一边又一次次地让自己燃起一线希望，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过程。”

　　曲折的鉴定

　　“任何一个母亲都希望能有一线希望救孩子。当我知道我没有能力去救他，我就要疯了。”三年过去，回忆起儿子，孟朝红止不住落泪。

　　马跃出事后三个小时，在鄂尔多斯出差的孟朝红接到民警的电话。她被告知，遗体已经送到鉴定机构冰冻保存。孟朝红不敢相信，当天下午马跃还在电话里说在回校前“想和妈妈再多待一天”。

　　赶回北京见到儿子时，他已经躺在了南四环盛唐司法鉴定中心的冰柜里，遍体鳞伤，成片成片的烧灼碳化伤不忍目睹。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孟朝红将马跃身上的伤仔细地拍了照。

　　除了态度“非常恶劣”，起初不让她看孩子，还查不到马跃遗体的接收时间等各种记录，这让孟朝红认为盛唐司法鉴定中心“很不规范”。

　　“不管怎么样，马跃不能在这呆着。”因为急着想给马跃挪个地方，当天，孟朝红就匆忙地申请了尸表和毒物鉴定。她想找个最公正、权威的鉴定机构，但孟朝红在此前从未接触过这个行业，根据公安机关的推荐，因此选择了中国法医学会，并由公安局进行委托。

　　几天后，鉴定结论公布。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排除了吸毒、饮酒、服药等因素，认为马跃符合电击导致急性呼吸、心跳骤停而死亡。

　　孟朝红对这个结论无异议，但对于鉴定中存在的分析缺陷和不完整，提出了6个问题。如右下颌3.3cm×1.0cm挫裂伤的形成原因，电流的入口、出口，电击的持续时间、顺序、程度等。

　　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的回复中，除了回答“挫裂伤在跌倒撞击硬物时可以形成”外，对于其他问题均为无法判定。另一方面，公安局不久也得出了调查结论，排除他杀嫌疑。

　　孟朝红在第一时间很果断地否定了儿子自杀的可能。“那么肯定有人要问马跃到底有没有病。那就只有进行解剖，才能确定他有没有病灶。”孟朝红强调了一下，“我不怕这个(解剖)。”

　　吸取了第一次做决定太匆忙的教训，孟朝红开始搜索国内所有有资格的鉴定机构，查他们的背景和资质。孟朝红的要求是，一定是要非常公正、正直，这是首要的，还要非常专业，懂电击伤。

　　筛来筛去，孟朝红选定了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家鉴定机构。在她的印象中，大学里的老师会远离利益团体，受干扰的可能性更小。她带着家人飞到了上海。

　　见她的是一位女主任，孟朝红把报告和照片都给她看了。“那个女主任人挺好的，她儿子也跟马跃差不多大。她说本来不愿意做北京的案子，但是还是接受了我的请求，让我回来办手续。”

　　孟朝红当即飞回北京找办手续，把鉴定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报给公安局。但孟朝红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上海的电话就追过来了，那边不做了。“我打回去，问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不做了。’”孟朝红说。

　　接着她又找了沈阳医学院。“原本是答应了，但是跟公安局一接触就变成附加条件的了。司法鉴定本该是公正、公开的，家属可以在场录音、拍照，但这些条件有些都不允许了。”这是孟朝红最担心的“不公正”的征兆，所以只好放弃。

　　最后找了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除了解剖鉴定，孟朝红还提出了做微量元素检测、现场重建的要求。把材料报给公安局以后，原本对孟朝红说了“现场肯定能够还原的，不用监控录像也能还原”的法医被换了，鉴定机构和公安局都不同意做现场重建。

　　孟朝红很无奈：“我想了想，即使是这样的情况我也做了，已经6个月了，不能再等了。虽然我提请了微量元素检测，但是后来跟我原来要求的完全不同，他们连现场都没有去。”

　　结论出来后对方电话通知孟朝红去拿鉴定书。“我说你给我念念什么结论，我先知道一下。他第一句话叫‘排除猝死’，这个我有录音，说明马跃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疾病。但我要去拿的时候，他们又说你先别来了，我们还要改一改。”

　　最终拿到手的鉴定书上面已经没有“排除猝死”的字眼了，而且只是复印件，解刨鉴定意见与原先的尸表鉴定意见一致：排除机械性损伤、机械性窒息、常见毒物中毒及原发疾病致死，符合电击导致急性呼吸、心跳骤停死亡。

　　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马跃掉入轨道内，这依然是个无解的谜。

　　追问消失的监控录像

　　能解开这个谜底的，最关键的是监控录像。在马跃跌落的鼓楼大街地铁站站台上，有好几个摄像头。在2008年奥运会前夕，北京安保顾问马昕博士曾介绍，经过整改的北京地铁，在出入口、通道、站台等重点地方，全部都设有智能监控系统，摄像头可随即转动，没有死角。

　　孟朝红在第一时间就提出调取事发当晚地铁站的监控录像。“我是做行业媒体的，我完全知道这个所谓的生产流程全部都有记录。如果出了安全事故的话，只要你调取它所有当时的生产记录是完全能查出来的，这个不是问题。”

　　但地铁公司的给她的说法，从最初的“不能提供录像给家属”，到“一部分录像设备坏了，提供不了”，再到“8月11日到8月24日，监控设备全都发生了故障，没录上”，发生了好几次变化。事发后第四天，孟朝红申请证据强制保全，要求北京市公安局依职权调取并保全该证据。

　　2010年9月，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了一份司法鉴定，称8月23日22时39分至22时49分之间，也就是马跃跌入轨道前后10分钟的监控录像，“形成后约五分钟，被系统删除”。

　　“马跃当时是什么原因掉下去的，掉下去以后发生了什么，究竟怎么救治、什么时间离开的，所有的这个过程我希望能有一个完整的监控录像。”孟朝红很气愤，“但是没有。不管是打电话还是沟通，他们都是围绕这10分钟有多少充分理由消失并且不可恢复。”

　　至于为何被删除，包括西城区安监局在内的调查组得出的调查报告称，因机房温度、环境等原因造成主存储磁盘故障无法存储。而“在既有存储策略基础上”，上述时间段的视频“作为次保护文件被系统删除”，这其中“无人为删除现象”，且“相关数据无法恢复”。

　　关于监控录像、磁盘存储技术，孟朝红特地咨询了大量的专家，从国内问到国外。在今年8月19日起诉西城区政府的庭审中，针对磁盘鉴定，孟朝红向出庭的磁盘鉴定人员提出了质疑。但是她围绕鉴定书提出的11问题，其中有7个问题对方都说“与本案无关”。

　　最后一个法官问了一句，这个鉴定能不能够排除人为的操作？他说不能。

　　真正第一次看到地铁站的监控录像，是在后来起诉120急救中心的行政诉讼里。孟朝红在法院观看了三段从公安局调取的录像。一段视频长约10分钟，是马跃走到安检处通过刷卡机，进入地铁的视频；第二段视频长约40分钟，拍摄的是站台内的情形，但却看不到马跃在哪，只看到司机下车后转来转去，一直在打电话；第三段视频是警方自拍，记录120现场处置的视频。

　　孟朝红描述第一段视频中儿子进站的情形：“马跃溜达溜达跟没事儿人似的，他带着眼镜，背一个黑色包甩了甩过了安检，然后刷了卡进站。”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生前的儿子，在监控录像里。

　　与地铁公司的交涉上，孟朝红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家属，处在一个绝对不平等的地位上。“面对事故，对待家属应该秉持一个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最重要的就是给我真相，你喊别的都是扯淡。没有真相你就不要再说什么人道主义，你给我买些点心、水果那就是人道主义吗？”孟朝红说，“你不知道作为一个母亲是什么样的感受吗？”

　　步履维艰的司法程序

　　交涉碰壁，她的视线转向了法律程序，而这每一步也走得步履维艰。孟朝红将三年来案件的各种文字材料归档整理，放满了5大本文件夹，每一本从重量和分量上来说，都沉甸甸的。

　　2010年9月，事发后不久，为了使有关部门能尽快介入调查，孟朝红向北京市安监局和国家安监局举报了这起事故。这个举报被冠为“上访”，孟朝红对此感到不满：“这个事故不只是简单的个人利益，而是涉及到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所以应该说是举报。”

　　在收到北京市安监局的《信访事项转交告知书》后，西城区安监局等单位在2010年10月正式组成调查组。两个多月后，西城区安监局给了孟朝红一页纸的书面回复，称马跃的死亡“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

　　她要求复印调查报告和全部附件，但因为“涉及地铁企业管理和战备人防工程”，西城区安监局只允许她查看了部分附件，且不允许复印。孟朝红于是向西城区政府申请信息公开，但只得到一份西城区政府对调查组请示的批复。她又向西城区安监局申请信息公开，两个月后孟朝红才拿到调查报告。

　　孟朝红不满意这个调查结果：“连马跃是怎么掉入轨道、是如何抢救的，事故这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都没有调查清楚，就说不是生产安全事故。”

　　虽然有律师建议她直接行政诉讼，但2011年3月，她选择了向北京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当时的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也是这个调查小组的牵头人，我还是抱着希望他们能够认真的去调查这件事。”孟朝红解释说。

　　但这点希望的火光在随后被掐灭。她没想到，光一个行政复议就拖了两年，而且只是一个听证程序。定了听证会的时间后，孟朝红发了一条微博，“肯定会有人有媒体想听，这很正常。我希望所有的过程能够公开，毕竟涉及公共安全。”但当天下午她被告知，听证会不开了，“会议室被别人占用了”。

　　听证会一拖又是好几个月，一直到第二年2月份才开，而且只允许孟朝红和两位代理律师参加。“如果连公开都不敢，何谈去公正地处理这件事。最后的复议结果对于我们听证也只字为提。那你说这个复议是干什么去了？”

　　随后，孟朝红提起了行政诉讼，起诉对象为西城区政府。开庭前，为了质证，孟朝红作为原告提出调取被告做出行政行为的所依据的几个鉴定，但以“与本案无关”被否决。今年8月19日，行政诉讼一审在北京市一中院开庭。孟朝红带着家人早早地到达开庭地点，却被告知20多个旁听席都满了。出于不满，孟朝红解除了代理律师的委托，拒绝出庭。最后经过协调，孟朝红才争取到7个旁听席位。

　　“就这么一个细节你就知道有多艰难，说这条路充满了荆棘和障碍，一点都不过。每走哪怕只有一小步，都让你感觉到没有公正可言。我还做过媒体，懂些法律，普通老百姓就更难了。”孟朝红说。

　　除了西城区政府，120急救中心和司法局也被孟朝红推上了被告的位置。

　　孟朝红认为，作为直接解除马跃的人，120的急救医生也是重要的人证，但是他们却不在安监局的调查范畴里。孟朝红想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进行心肺复苏抢救。因此，她把120告上了法庭。

　　但是提起诉讼后，孟朝红一趟又一趟地跑，东城区法院就是不立案。“就是挑毛病呗，说这个不能这样写，那个不能那样写。为了能立案，后来我们说，你说怎么改我们就怎么改行吧？”

　　120请了另外一个医疗机构来给它做鉴定。但开庭后，专家的重要问题要么被打断，要么没记载。孟朝红清楚地记得：“专家问120医生，你怎么判断是已经死亡。医生说没有脉搏呼吸没有心跳。那你下去查看他的瞳孔了吗？他说没有。为什么不去查看呢？他说他害怕。然后专家说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没有脉搏没有心跳没有呼吸是心肺复苏的条件吗，如果是有的话就不用做心肺复苏了。像这类的关键对话都不记载。”

　　因此孟朝红向司法局投诉。但司法局认为“这只是态度问题，不影响工作”。所以她又对司法局提起了行政诉讼。”但西城区法院判定孟朝红败诉。“虽然120的诉讼还没宣判，但按照他们这样的方式走，那一定也是个败诉。”孟朝红感到泄气。

　　在事发后的2010年9月，地铁公司打电话给孟朝红说希望谈谈，意思是只要认可马跃是自己下去的，就什么都好谈。孟朝红拒绝了：“我说你要这样谈咱们就免谈。你们说没有录像，现在又这样来跟我说，我不会接受你这些条件的，所以根本就没往下谈。”

　　当时孟朝红特别伤心，压力一直很大，生病在家。“我觉得每一步都步履艰辛，我觉得特别想死。”对方还表示要去看她。“如果你要告诉我事情的真相，不管什么时候都欢迎你。但是如果你只是来慰问的，我不需要，你不要来了。你不知道一个母亲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种安慰。出这样的事还不告诉我真相，你不是再次来伤害我吗？”孟朝红说，“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太可憎了。”

　　2011年4月，针对地铁公司，孟朝红向西城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但后来她发现行不通。“因为安监局进行全面调查是一个前提条件。有没有人渎职或犯罪，只有完全调查清楚了，才有可能进入到民事上。但是我一看这个情况，好几个月过去了，我就跟法院说申请终止，本意是希望调查结果出来后再继续。但法院没同意，我就只好撤诉了。”

　　“我跟所有人都说，你们不要打官司，官司没有用，没有一个公正的。但为什么在结果不乐观的情况下我还坚持打了这么多官司？”孟朝红说，“这面镜子我要留到历史上，我要把所有的过程告诉大家，也要告诉政府的有关部门，我希望你们在将来的一天回头看看，在马跃这个案子上，当初你们是怎么做的。”

　　“救命稻草”

　　孟朝红很希望，能有人告诉她事故的真实情况。“负责鼓楼站区的书记在事后跟人描述，都说马跃是左肩贴着带电轨，两腿搭在左行轨上这样一个仰卧的方式。但事发时这个书记根本不在现场。我看过马跃身上所有的伤，在一个时间同时形成多处的不同性质的伤，那是不可能的。”

　　两份医疗鉴定也都没能告诉解答她的疑问，除了亲自寻找目击证人取证、征线索，在事发一年后，孟朝红想到了找时任最高检察院法医、中国法医学会副会长的王雪梅。“我需要找个权威的专家要对医疗鉴定进行实事求是地解释。经历过那么多的困难、碰壁以后，我不知道谁能真正的帮我。我看过她的博客，了解了一下她的资料，我觉得王雪梅真的是又正直又权威。”

　　王雪梅根据孟朝红提供的马跃遗体照片以及相关资料的分析，并认为有关部门认为马跃案“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是不对的。两年时间里，王雪梅通过博客、媒体采访，一步步地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纠正错误的结论，并最终宣布退出中国法医学会以及法医队伍，引发广泛关注。

　　在得不到期望中的回应后，8月26日，王雪梅将事故经过进行了还原，完整地公布了她所认为的马跃前后共遭到了三次电击的过程：

　　第一次，马跃在站台上突然遭遇了空气中高压电弧的袭击，这是他跌入轨道的原因，也使他陷入浅层昏迷；

　　第二次，有人在站台上顺势用具有拖拽功能的钝性物体钩住马跃的右下颌，将马跃拖向站台下墙根处。马跃的身体由相对远离高压电轨，到接近高压电轨，体位由左侧卧位变为左低右高的坐位。行为人将手中的工具从下颌处取出后，马跃的身体即刻与高压电轨直接接触，导致身体极度扭曲、心脏骤停，机体处于假死状态；

　　第三次电击是王雪梅“最最不愿意提及的”，她分析，这次电击发生在急救医生离开之后、到马跃妈妈接到警方电话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为了掩盖尸体证据”，马跃的身体被重新抬回轨道里，并摆放成仰卧位，上半身左侧多次与位于墙根处凹槽内的高压电轨(供电轨)直接接触，双腿与运行轨直接接触，整个身体就像个电阻丝在供电轨与运行轨形成的电流通路上被一次次烧焦。

　　在8月23日的媒体见面会上，谈起马跃案，王雪梅数度落泪、哽咽：“我从事职业法医生涯三十年，看了那么多的尸体检验报告，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的肺，一侧1200克，一侧1300克。不管哪个案子，肺的一侧达到500或600克，就足以让人震惊甚至害怕。这个孩子的肺水肿达到这种程度，你想他当时电击之后得挣扎了多长时间啊！”

　　在一旁孟朝红的亦忍不住哭出声来。她下一步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刑事立案。“不管它立不立，我也要坚持。马悦的现场，之前是一个生产事故，之后是一个犯罪现场。我曾经找过做刑侦的刑警，这个事包括还原现场都太简单了。他跟我说，我们缺的不是技术手段。”

　　“有时候想想，就算了吧，我为谁啊，不管我做多少事情，马跃都不会活了。但是我觉得，这就像是马跃走了以后给我留的任务。我就想完成它，所以就坚持到了今天。”这位觉得自己再也回不到快乐时候的母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