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观很二，人生观很三，价值观很四

　　毁三观

　　网络词汇“毁三观”，出炉将满一周年。

　　人们现在常用它来评价那些有违常识、常情、常理之事。它们与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认知不合，甚至可谓颠覆。

　　那些涉及道德和法律的“毁三观”之事，为何层出？与形成社会共识的标准相比，那些很“二”(反传统)、很“三”(利己主义)、很“四”(成功学)的三观，为何总有市场？在举国呼唤正能量的今天，如何正本清源？

　　本刊剖析了“毁三观”的迷乱世象，揭示出道德观上的“小三”和价值观上的“小四”的真面目。匡正主流价值观、弘扬社会正能量是全社会的责任，更与社会舆论对良好风尚的引导、公民社会建设、公民道德素质教育和榜样效应息息相关。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语)，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枉为中国人的话，那么，我们的三观又岂能被轻易毁掉呢！

　　良知是永远醒着的

　　从庙堂到江湖到象牙塔，有无数精致的和粗糙的利己主义者，毁三观的事层出不穷。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所幸，无论现实如何毁三观，我们的良知是永远醒着的。

　　文/肖锋

　　俞敏洪有条微博被转了20万次：机场爆炸、商场砍人、孩子被摔、城管打死人…中国社会时显戾气。我们不能只简单罗列这些戾气横生的现象，也不能指望肇事者被惩罚就万事太平，此刻，更需要思考的，是这些戾气的根源在哪里。

　　李再复说，当镜子里看到丑恶，不应骂镜子，应该自省。

　　道德观上的“小三”和价值观上的“小四”

　　网友称韩寒“变心”了，抛弃了他的“好基友”郭四爷，“甩了”对他“示爱”的方舟子，却恋上了一位小演员。我们彻底不相信爱情了！韩寒婚外情事件给人们制造更多的是笑料和话柄，似并不与价值观混乱、道德秩序相连。

　　今年韩寒不是主角，郭敬明才是。《小时代》的豆瓣评分不及5分，票房却超过5亿。《小时代》宣扬物质成功。郭称“不要用道德绑架我”。赞同者言，郭从没有背景的一个自贡平民孩子，成为如今能拍电影的小富仔。如果他的发家过程程序是正当的，他恰恰可以代表中国。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韩寒是道德观上的“小三”，郭敬明是价值观上的“小四”。郭敬明还是韩寒代表中国下一代？传媒喜拿这两个80后当靶子，因为他们的同龄人除了苦逼地骂两句房价，基本上无力也无暇制造话题。

　　有人检讨：我本人生于六十年代，成长于八十年代，非常不认同也不喜欢我了解得很有限的那个郭敬明，但窃以为他至少是一个诚实、真实和踏实的人，他所引发的一系列论争所具有的意义，就是让我看到我这一代人(所谓八十年代人)身上我们自己长期不敢面对的各种伪善与懦弱！

　　谁该为毁三观负责？

　　从庙堂到江湖到象牙塔，有无数精致的和粗糙的利己主义者，毁三观的事层出不穷。一个社会的精英群体如果都没了三观，又何论平民百姓？

　　王石呼唤：企业家精神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他回忆说2009年曾发起倡议拒吃鱼翅。当时就有位企业家说：这个我不能签，比如我跟部长吃饭，部长要吃鱼翅，我能说我不吃吗？我的生意还要不要做了？

　　这件事其实应该倒过来做：先让权力中心的官员签字，这样企业家们投其所好也就不敢再吃鱼翅了。

　　葛兰素史克贿赂案揭“黑金”占药价近三成，都行贿给了管理部门相关人员、院长、医师和渠道商。这意味着我们吃的药中有红包、差旅费、旅游费和招“三陪”的钱以及各种不便报账的费用。这是跨国品牌入乡随俗？一些海外媒体鸣冤，称中国混乱的医疗行业和或明或暗的“行规”为腐败提供了完美土壤，医药公司给“回扣”虽不合法，却极为普遍。当然，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已表明立场，发布致歉声明，称这严重违背了葛兰素史克全球的规章制度、管理流程、价值观和标准。

　　药价高企毕竟还能治病，而炮仗能炸毁大桥等“桥垮垮”、“楼塌塌”事件则事关人命。“豆腐渣”工程的毁灭性比社会恶性案件更大。深圳甚至出现了“海砂楼”现象，以大量海砂充当混凝土成为当地普遍行业潜规则。这样的楼，会让多少人心惊胆战，无语问天？

　　三观是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毁三观泛指颠覆多数人惯常看法的人、事或现象。平心而论，摸摸胸口，我们的三观还在：它们是家长和老师的话，它们是写在墙上的标语，它们是圣贤的书。“文革”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也一度制造了夜不闭户的社会风气。只是政治课老师所讲的三观，与现实一碰即成易碎品。

　　三十年间，大面积毁三观的事情一直在发生，“文革”毁的是先贤的三观，近三十年毁的是“文革”的三观。

　　与计划经济匹配的，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发展市场经济，却没有与之匹配的价值观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只下载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至多是管理思想，却没有下载那些与之匹配的价值观。智能手机的原理告诉人们，App要正常运行需要系统软件iOS支持。那么，我们能寄希望于传统国学吗？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说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然而一个干净的国家，人人都不讲规则而谈道德，不出一段时间，马上就会变得伪君子遍地而道德难寻。”胡适这段话仍能映照当下。规则就是系统软件iOS，信仰也是。信仰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心灵律法和行为规则。

　　毁三观之后怎么办？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以廉价劳力和“处女般的环境”为代价，学者孙立平说“低成本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高成本发展的时代到来了”。

　　当今中国有三大透支：第一透支了山河，没有哪个国家被挖得这样千疮百孔；第二透支了合法性，原来的一杆子插到底的权力系统被悄悄转换成利益机制；第三透支了公信，无论官方怎么发布信息，人们的选择首先都是“不信”。

　　关键的还在于心灵的透支。白岩松在《等一等我的灵魂》中问：人手一个手串有助于平静吗？我们的内心，与这看似仅仅是装饰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关系？季羡林临终提醒说：和谐社会，自己与自己的和谐才是最重要的。

　　小木偶匹诺曹一心渴望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男孩。仙女告诉他：你必须学会诚实、勇敢、不自私自利。仙女在皮诺曹内心安放了良知。

　　良知是那么微弱，似有似无。自醒能力不见得人人都有。按基督教义，人都是有缺口的，救赎的过程就是发现上帝在内心种下的良知，补上缺口。基督徒认为没有道德感是因为没有神圣。“假如没有上帝，我就什么都可以做。”(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央视《中国通史》的贞观之治篇记载，唐王李世民一次性遣散391名死刑犯，放假一年，相约第二年此时来受刑。出乎意料，第二年391名一个不少来报到。唐王大为感动，全部赦免。某种程度上讲，是草民与皇帝共同的良知，缔造了贞观之治。

　　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所幸，无论现实如何毁三观，我们的良知是永远醒着的。

　　假如你不听从内心深处的召唤，则必将被浮华世界所左右。

　　我们的社会会好吗？

　　人间正道

　　我们都是共同体。个人永远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存在，社会出现了问题，我们将无法自由呼吸。人间正道的推动，不只依赖于国家机器，也不只寄望于社会正义，还在于我们自己，行动的点滴。

　　文/ 陈艳涛

　　这是人性最复杂的时代。

　　无论你是无奈还是愤怒。今天，我们不得不和这样的一些人共处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贩卖婴儿的医生，设计诱杀无辜少女的孕妇，带小学女生开房的校长，一再上演碾压生命不顾而去的司机，高举重摔路人怀中女婴的警察……

　　这个社会的底线不断地被突破，每天的社会新闻都在毁三观，我们无处闪躲。

　　要见义勇为，也要法治环境，以及舆论和道德支持。

　　相比之下，近年来“洋人做好事”的新闻却不断出现在媒体里。西安、杭州、东莞等城市都曾将“见义勇为奖”颁给外籍人士。为什么老外特别爱见义勇为？这是个伪命题。当然老外见义勇为更受媒体和公众瞩目，容易成为新闻。但细究其背后的因素，却还是让人觉得很可玩味。

　　去年5月在东莞，巴西籍人士Mozen因挺身而出制止扒手，而遭扒手和他的两名“同伙”追打，头部受伤缝10针。

　　据媒体报道：“殴打老外的小偷团伙盘踞在海雅百货沿线已经好几年，这些小偷都随身带刀，而且整个团伙差不多有十来个人……”他们不仅可以公然上街行窃，而且可以向任何阻碍了他们“发财”的人报复式袭击，这使了解内情的当地人自然会捏一把冷汗，众人的“不敢”似乎情有可原。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曾报道，美国一家银行出纳员尼科尔森在银行遭遇抢劫时，猛地扑上去抓住疑犯。但结果却是：尼科尔森的英勇行为并没有为他带来奖励，相反地，他被开除了。

　　事实上，许多欧美国家的银行都有相关规定，遇到银行抢劫，工作人员以保护自己和客户的生命为首要任务。因为工作期间，银行要对职员和客户的生命安全负责，一旦银行职员在抓捕劫匪的过程中负伤，甚至送命，都得银行担负赔偿责任。这就是银行不提倡自己的职员见义勇为的原因。

　　争论中国人还是老外更爱见义勇为毫无意义，再慨叹有多少国人充当了冷漠看客也已是老生常谈。我们要讨论的，应当是该为“见义勇为”培养什么样的土壤。远离风险，保证自身安全，是每个人的本能。在各种社会治安案件里，警方若不积极作为，有效打击小偷等犯罪分子，营造出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其结果，只会让见义勇为者付出不必要的牺牲，许多人被迫成为不作为的、让人诟病的看客。

　　要改善社会风气，需要的，不只是空洞的道德说教，除了要重奖见义勇为者外，还要为他们构建必要的法治环境，以及社会各方共同营造的舆论和道德支持。

　　对公德的熏陶融入在日常生活的每个瞬间里。

　　2012年，《新周刊》记者采访已远离台湾政坛的电视主持人陈文茜时，有着20多年政治生涯训练的她，说年轻时她相信革命，但在年老时却更相信一点一滴的改革，“我宁可花很多力气从培养公民意识做起”。

　　作家龙应台说，在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墙壁上也有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台湾小学里这样对孩子解释：礼，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在从点滴开始培养公德和公民意识方面，日本是楷模。日本人的守时、遵守秩序和讲卫生世界闻名。一个注重社会公德的民族是值得尊敬的。

　　我在东京住酒店时，在日本的朋友帮我订了标准间，她一再嘱咐我，如果固定睡右边的床，左边的床就不要动，免得服务员整理。日本人的思维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是：避免麻烦别人，遵守人与人相处的规矩。

　　在日本各个公司的洗手间，都有两种拖鞋，洗手池处是一种，进入里面卫生间是另一种。若是你搞混了两种拖鞋，随便穿着进出，会很受鄙视。在日本甚至发生过警察追捕小偷时，因为要遵守入室的规矩，脱下鞋后才进屋，结果耽误了时间让小偷跑掉的事情。还发生过一位老教授晚上在家里突发心脏病，太太因为担心救护车的声音会干扰邻居休息而没有求救，使老人就此撒手尘寰。中国人会觉得这些事太荒唐，但在日本人看来却是值得的，理由是：不能让社会没了规矩。

　　与中国经常在某个时间点搞大规模运动，比如“学雷锋”、“五讲四美三热爱”之类的不同，日本政府对国民的公德培养都融化在日常生活的点滴里。我采访千叶县的一个农户时，他说到他们会定期去东京的一些小学和小朋友一起收集学校食堂垃圾。让小朋友和他们一起将这些垃圾制作成蔬菜的粪肥。在堆肥的过程中，小朋友不仅学会了农业技能，还深刻培养了他们不浪费食物的意识。东京地铁里有一些海报，向人们提示“向人微笑以示谢意”、“站直身子保持眼神接触”等。这种公德熏陶是潜移默化的，融入在日常生活的每个瞬间里。

　　现在轮到我们思考，该如何实现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责任？

　　1922年，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联合举办民意测验，当选民众“最受敬仰之人物”的，是企业家张謇。今天的企业家王石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荣德生、张謇为代表的企业家显示出完全不同的气度。他们都不仅仅是企业家，从创业之初就自认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除了投资实业以外，他们造桥铺路，建立公园，兴办教育，参与城市规划、区域经济规划，甚至社会保障规划的制定。他们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到处奔走。王石问：七八十年前，我们的前辈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他们更以实际行动说服人们相信这一理念，并获得了社会的尊重。现在，轮到我们思考，该如何实现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责任？

　　一个社会最终能否良性发展，一个重要的力量，在于精英阶层的引导和身体力行。而在当下的中国，企业家精英们既充当了财富领袖，还进一步担当着意见领袖。

　　已经成为公知的企业家们最近正处在争议漩涡之中，究竟是“在商言商不谈政治”，还是站在时代最前沿，身体力行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进步？一场“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的争论，将柳传志、马云、王石、王功权、冯仑、王瑛等意见领袖类企业家相继卷入。

　　媒体人陈季冰近日撰文表示：对中国企业家来说，他们的西方同行所表现出来的乐善好施、热衷环保、尊重女性等等“社会责任”都是第二位的，真正的当务之急，是要用自己的商业实践去促进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尽早落实。“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家，你是选择用行贿和其他各种暗箱操作的手段从审批官员那里获取独家垄断经营权，还是选择用法律武器公开透明地维护自己平等合理的经商权？这一点比你捐不捐款给希望工程要重要得多，这是当下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最大的‘社会责任’。”

　　我们对这个社会其实要求不高，不过是希望人人各司其职，站在自己应该站的位置上。教师就是教师，前面不再有“禽兽”这样的前缀；父母就是父母，无论是歌唱界名人还是普通百姓；校长就是校长，只负责传道授业解惑和管理，不负责开房。老人就是老人，不负责提供任何道德难题；孕妇只负责孕育宝宝，不负责诱杀；产科医生的双手，是用来好好工作和生活，迎接孩子的降生，而非接过肮脏的钱；警察是保障百姓人身与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与安宁的，而不是拦路抢婴摔婴；官员不一定要活得像孔繁森，但也别用数量惊人的钻石、豪宅、情妇，来晃瞎我们的眼睛。

　　台湾作家龙应台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我们都是共同体。个人永远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存在，社会出现了问题，我们将无法自由呼吸。人间正道的推动，不只依赖于国家机器，也不只寄望于体制改造和社会正义，还在于我们自己，行动的点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