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言官”杨维骏：我只向真理低头

　　文·图_本刊记者   刘兰   发自昆明

　　每晚7点，杨维骏都会准时收看《新闻联播》。虽然年过九旬，杨维骏的听力还很正常，只是视力有所下降，这位91岁的副省级退休老干部告诉记者：“我知道一些数据有水分，但还得了解国家大事，这对反腐有帮助。”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打击“官倒”开始，杨维骏便行走于反腐路上，一走就是三十多年。

　　在八九平米的会客厅里，除了药，就是举报材料，书房放不下，只能挪到会客厅。一个印着“1995”字样的红色文件袋在一堆材料中有些显眼，杨维骏习惯把要紧的材料装在文件袋里，给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公开信也在其中。

　　今年8月，这封公开信在网上公布后，省政协及省委办公厅等相关人员来质问他：“为什么要把已经解决的问题在网上‘晒’出来？”杨维骏反问：“既然问题都解决了，为什么还有群众继续申诉，而有关部门的领导始终不敢走出大门倾听群众意见？”对方无言以对。

　　“我举报的大多是副厅级以上官员，不管他们官有多大，我只向真理低头。”这位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的老人有些激动，不时揉揉额头。

　　“公车上访”

　　房间里弥漫的浓重的中药味，杨维骏早已习惯，吃完药，他踱着小碎步慢慢走进房间，开始每天的必修课：看材料。

　　“我现在……要集中精力……解决这六个问题。”杨老摊开公开信，一边看，一边断断续续地对记者说。

　　昆明福海案是公开信披露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因为这起案子，退休后的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被公众熟知，被网友评为“最可爱的官员”。

　　7年前，昆明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1700多亩的耕地被征用，但政府没有出示任何征地手续，便开始在耕地上强行倾倒废土废渣。时任福海街道办党工委书记陆玉坤及其手下，迫使很多村民在拆迁协议上签字。直到2010年底，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还没发放，拆迁安置也没落实，一些老人无家可归，只能住在猪圈里。村民曾上访80多次，但每次都失望而归。

　　当年12月17日，从韩家湾村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陆蔚给杨维骏打电话，反映问题。杨维骏随即到现场了解情况，然后用自己的专车开道，带着12名村民代表去省政协、省国土资源厅等部门上访。次日，省政协老干处处长责怪杨维骏，杨维骏理直气壮地回应：“谁规定公车只能用来吃喝玩乐，不能为民请命？”

　　事后，西山区区长到杨维骏家中沟通，矛盾暂时得到缓解。但之后，杨维骏被告知，专车只能用于生活，不能用于工作。

　　如今，陆玉坤已被撤职查办，但韩家湾村征地拆迁安置问题仍未解决。

　　今年8月22日，接班不久的福海街道办党工委书记猫良华对韩家湾村村民说了实话，征地拆迁并没有拿到一个批文，要等土地卖掉之后才有钱补办，还说“别人拆不了的，我来拆。”于是，挖掘机开进韩家湾村3组，陪同作业的，还有上百名执法人员。

　　当天晚上，杨维骏接到村民张桂仙的电话，杨建议陆蔚把情况如实写出来。

　　“公车上访”后，杨维骏收到的举报信越来越多，“大概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吧”。他会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经调查情况属实的，继续向上反映。

　　除了昆明福海案，公开信中还有近几年来始终悬而未决的5个案子，包括宣威虹桥征地案、贱卖矿产案、“金座”非法集资案等。

　　“这些被举报的人中，没有一个和我有个人恩怨，但得罪了老百姓，就得管。”杨维骏皱着眉，怒气难消。

　　“爱管闲事”

　　杨维骏的正直由来已久。

　　其父杨蓁曾是滇中名将，当过孙中山的代参谋长，35岁时被军阀范石生谋害。3岁的杨维骏随家人逃往上海。老人说，当时上海有外国的租界，洋人压迫、流氓张狂，他特别同情社会底层的老百姓。

　　在家仇国恨中成长起来的杨维骏懂得了正直和反抗，虽然是杨家最小的孩子，但他却在小学五年级时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走在队伍最前列摇旗呐喊。

　　后来，杨维骏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重回故乡。费孝通与他有师生之谊。1959年，费孝通被打为“右派”后，杨维骏因不肯“揭发”老师，也成了“右派”。20年的“右派”生涯中，一有闲暇，杨维骏便翻看马恩文选，他自称是“唯实主义者”，笃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打成“右派”前，杨维骏已当了10年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1978年，杨维骏平反，恢复原职。

　　1989年，“官倒”愈发猖獗，中央在全国开展整治活动，云南也成立了一个治理整顿公司的领导小组，时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成为成员之一。

　　听说昆钢有问题，杨维骏就带人去调查，结果发现昆钢马姓经理把钢材私卖给广东商人，广东商人赚了钱，送给马经理两辆面包车。这个案子的涉案金额不是最高的，但涉案人是省内某高官的亲戚。杨维骏在领导小组上汇报完情况后，在座的20多人没一个吭声，全当没听见。之后不了了之，杨维骏很不理解。

　　退休之后，杨老更专心于反腐，他认为，反腐和为民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密不可分。

　　最引人注目的反腐事件，当数举报原云南红塔卷烟厂厂长褚时健。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有人向杨维骏反映，红塔香烟的市场价比出厂价高出一倍，烟厂、外省烟草专卖局、省内部分领导干部子女三方勾结，攫取巨额利益。

　　“我曾经问过云南烟草专卖局的一个处长，通过这种方式流失的国有资产有多少，他说将近100亿。”杨老告诉记者，1994年时，他向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兼省委政法委书记令狐安举报褚时健，紧接着，潜逃国外的褚时健被捕。“当时反映褚时健问题的不仅仅是我，但我是个重要渠道。”杨维骏不无自豪。

　　1999年，褚时健因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和令狐安联手的反腐胜仗还不止这一次。“90年代中期，(时任)昆明市市长搞了一个市长楼，家具都是进口的，很豪华，在那个年代太突出了。”杨维骏说，最后省上对该市长进行了党内处分。

　　仅靠身份是不够的

　　杨维骏告诉记者，在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他和另外两名人大代表向中央举报了一名省内高官。1993年，他从政协副主席位置上退下来，也失去了当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

　　对此，官方的解释是：民主党派人士只能在人大或政协担任一个职务，不能一个党派两边都有人，当时，民盟云南省委主委杨明在省人大担任副主任，所以，身为民盟云南省委副主委的杨维骏，不能在省政协继续担任副主席。

　　杨维骏还是心下不平，写下一首自勉诗：“政坛千古幻风雨，多少丹心照万民。今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驯。”他要拿笔战斗，继续为民发声。

　　至今，杨维骏已记不清举报过多少官员，上至省委书记、省纪委书记，下至司法所所长。告得多了，时不时会听到别人放狠话，“要让你永远闭嘴”；也会有人好意相劝，“晚上尽量不要一个人出去”。

　　杨维骏不怕，也未曾遭受人身伤害，因为他反腐讲法制，最大的法制就是找到事实依据，依法进行。

　　“我反腐向来有理有据。这些腐败官员歪理多，讲起来头头是道，若辨不清虚实，容易被糊弄。”杨维骏帮别人举报之前，都要进行调查核实，并向林学、法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专家请教，找到政策理论依据。

　　“公车上访”事件中，杨维骏查阅了相关法律法规，还咨询了原云南经济研究所所长胡同元，找出地方政府“非法征地”的依据：征地面积1700余亩，远远超出恢复湿地规定的100亩；违背了国家对耕地“先补后占”的原则；与省委书记秦光荣提出的“用地上山、保护耕地”的精神相悖。

　　所以，即使有很多人怕他、恨他，但面对这些证据，想整他也不容易。

　　当然，老干部的身份也为杨维骏反腐提供了庇护与便利。

　　没有杨维骏的专车开道，上访农民根本进不了机关大门。杨维骏也利用与省上领导的私交，把举报材料亲自送到领导家里讨说法。有时，杨维骏出席政协会议，省委书记、省长等主要领导如果在，他就会把举报材料递上去。杨维骏说，众目睽睽下，领导们只能看，看了就一定要有个说法或解决办法。

　　即便如此，很多举报的问题依然没能解决。杨维骏觉得，他所举报的案件盘根错节，又彼此联系，都指向既得利益者，阻力很大，但只要突破一个，就突破了全部。

　　“很多老同志见我就伸大拇指，说我是闻一多式的人物。”因为反腐，杨维骏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也曾争取过其他老干部，但基本都是精神上支持，不愿出来“挑刺儿”，只有他一个人在战斗。

　　“留在党外影响更大”

　　3年前，杨维骏的身体还很硬朗，喜欢游泳和跳舞。聊起跳舞，一直很严肃的杨老露出难得的微笑，并起身向记者示范前进和后退的舞步，“以前跳一支曲子，动作都没有重复的。”

　　这几年，他的身体大不如前，因为看材料久坐不动，用脑过度，杨老得了肾小血管炎，视神经也开始萎缩。

　　现在，他唯一的室外活动就是散步，大部分时间，他都呆在家中，通过座机与外界沟通，家里电话频繁响起。因为妻子王婉琪要午休，中午12时到下午3时，杨维骏把电话设置为忙音。

　　对于杨维骏坚持反腐的事，王婉琪颇有微辞。前些年，王婉琪脑梗塞住院后，杨维骏去医院看她，但只埋头看农民写的材料，没过问她的病情。同病房的人疑惑地问她：“这老头是不是你家属？”今年五一节前，王婉琪因心绞痛再次住院，家里没人做饭，杨维骏在家吃了四天干面包。

　　采访中，王婉琪拿着一份体检单对杨维骏说：“你检查完就不管结果了，该记的不记，该做的不做。”

　　“你要我做什么事情，说出一二三四来，我做。”杨维骏赌气似地说。

　　王婉琪想不通，杨维骏现在拿着一万左右的退休工资，为什么不像其他退休的老同志一样颐养天年，非要去惹事。

　　“其实他就是一普通老头，没什么能力，只能说政策上懂得一点。有时我说他，农民的话也要打点折扣听，可能是夸大其辞，但他倔得很，就是不听。”闺女劝道：“妈，你别管他了，这是他的信仰。”

　　2010年，杨维骏让女儿帮他开通了博客，取名直言。60余篇博文中，有对腐败现象的批判，也有对国家、城市发展的建言。“我不是单纯反腐，而是找出问题，提出解决方法。”

　　仇和刚到昆明任市委书记时，曾到杨维骏家征求意见，杨老提出三个问题：如何治理滇池、如何建设现代新昆明、如何转变市政府职能。后来就没有下文了，“有人说他太忙，但中秋节时还不忘叫人给我送来两盒月饼”，杨老觉得“仇书记并没忘记当初的问题”。

　　2003年，昆明呈贡新区建设方案敲定，将把昆明政府机关和大学迁入其中。杨维骏带头反对，预言呈贡新区迟早会变成一座“空城”，公务员还是会选择住在主城区，形成“早出晚归”的集体迁徙，造成新的交通拥堵。较真的杨维骏还带着两名专家去现场考察，递交了一份书面材料，但石沉大海。

　　而今，能容纳95万人的呈贡新区人烟稀少，除了市政办公区，鲜见人走动。一名昆明市纪委的工作人员抱怨，交通太不方便了，“办公地离市区20公里，每天早晚都得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要是中午想出去办事，连车都打不到。”

　　也有被采纳的建言。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杨维骏建议保留昆明医学院；在圆通寺藏经楼扩建中，他建议不能造成破坏，这两项提议均被采纳。

　　杨老曾两次申请入党，组织劝他，留在党外影响更大。回首反腐这一路，杨老发出感慨：“确实，党外人士的身份更利于监督，这条路，我还要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