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巨川和习仲勋同志的合影。（资料图）

　　对话《习仲勋传》执笔人贾巨川：“他在世时讲很多群众路线”

　　【编者按】习仲勋同志诞辰百年，纪念的心意不断。习仲勋曾对新闻业说，“我们的任何纪念活动，都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总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前进。”我们纪念他曾选择的责任，它们与这个时代亦近亦远；他曾经历的苦难，是过来人掩埋的心事；他暮年工作的海岸上，仍然是未竟改革的潮头。我们的纪念，也充满着或远或近的思绪。

　　即将到来的2013年10月15日，系革命家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甘肃、陕西、广东、北京举办了座谈会、书画展、图片展等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习仲勋的儿子习远平近日撰文称，父亲一生中参与完成党建立陕甘边根据地和建立广东经济特区两大历史使命。

　　今年8月，编撰多年的习仲勋个人传记《习仲勋传》下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上卷早在2008年即出版发行，该人物传记的执笔是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贾巨川。

　　据《渭南日报》报道，2002年习仲勋同志逝世时，新华社播发的四千言的《习仲勋同志生平》也由贾巨川参与撰写。

　　主题各异的纪念活动组成了百年习仲勋今日的叙事，贾巨川多次记录习仲勋和他亲朋的口述材料，他向本报记者介绍了其中众多故事。

　　“他在洛阳爱洗澡的那个澡堂”

　　《21世纪》：你当时接到《习仲勋传》任务的背景是？

　　贾巨川：1992年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批示同意编写《习仲勋文选》、《习仲勋革命生涯》和《习仲勋传》三部丛书。《习仲勋文选》收录选编他本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文章讲话等，于1996年出版；《习仲勋革命生涯》是他的老同事、老战友和重要知情人有关习老生平业绩的回忆录，于2002年出版。《生涯》我受齐心大姐的委托参加了多次编辑修改和最后的写稿工作；《习仲勋传》规划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传记一样，出一本四五十万字。

　　开始写传时，习老当时还健在。1996年5月我被调到省委党史研究室专事此项工作。当时有七八个人一起开会分工，分别执笔。但后来其他人都因各种原因离开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为习仲勋这样一个重要党史人物立传，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要在不同的历史大背景下去考察、去思考、去辩证。需要深入地调查、大量地阅读，广泛地寻访，缜密地考察。

　　《21世纪》：你第一次跟习仲勋见面是在什么时候？

　　贾巨川：1996年12月第一次在与习老见面，当时他已经离开领导岗位，在深圳休息。我们当时去了几个人，见面后他仔细问了每个人的情况，说了一些家常话。大约十多分钟时间，印象较深的是老人家特别问我们住店一晚是多少钱？要求注意节约，不要游山玩水。

　　《21世纪》：你搜集材料的过程是怎样的？

　　贾巨川：就是去他经历过的地方，找一些档案馆的历史资料，寻访有过交集的人，十余年间，走访了近200名与习仲勋一起工作、战斗和生活过的老同事、老战友、老部下、亲属子女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使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查阅了中央、省多个档案馆、图书馆有关习仲勋的馆藏资料；涉猎阅读了数百种和习仲勋有关的书、报、杂志，从中觅取习仲勋的生活与心路踪迹；足迹遍及陕、甘、宁、青、疆、粤以及豫、京等习仲勋革命活动旧址，勘察、照相、绘图、实录、笔记。细到一场战役是如何打的，在什么地方，地形物貌如何，敌方兵力构成，骑兵还是步兵，都带着什么武器，从哪个方向来的；村子之间的相隔距离，会议举行在什么样的场地，宿营吃饭又在哪里？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不同时期度量衡器。大到时代背景，小到当地方言土语，都逐一探询，现场感受，目的在于还原一段真实历史，写出一部精品传记。

　　2003年，陪其爱人齐心重访陕甘宁、广东、洛阳等地，包括找到了他在洛阳时候爱洗澡的那个澡堂。

　　《21世纪》：《习仲勋传》以时间脉络搭框架叙述，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方式呢？

　　贾巨川：当时接到这个活的时候，还没有一个设计，当时我看了两三个月的材料以后，写出了一个提纲，包括下卷的提纲1996年就完成了。为了写这个传记，我把十大元帅的传记都买下来看了一遍，也留意了一些外国人写的传记，比如，哈里森·索尔兹伯写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写的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在这之前我有过一个小经历，渭南师范学院的一个教授，他当时主持编了《史记·人物大辞典》，当时我承担了500多个条目，就是为每个人物做传，就是把过去的古文做成字典式，所有在做人物传记方面有一点前期的积累和修养。所以，我想承担这个任务后，也希望能跟得上十大元帅的传记，不能让别人觉得差得太远，虽不能及，仍心向往。《习仲勋传》的写作框架也是参考了那些传记。为了阅读效果，产生跌宕的感觉，写作的过程也像拍照一样，运用了一些长镜头、短镜头，写少年时候，也可能拉到了解放后哪一年又回忆到了他上学的学校，但基本是以时间顺序来叙述的。

　　传记从他家庭的迁徙开始，1888-1889年，习仲勋的爷爷带着他伯父、姑妈逃荒来到了陕西，当时的社会、人文、政治、经济特点都做背景作了介绍。

　　“一些敏感的事情，习老书面答复过”

　　《21世纪》：上卷时间节点为什么到1949年呢？

　　贾巨川：最初的想法是出一本四五十万字的书就可以，就像彭德怀传记一样，四五十万字也写得非常精彩，但是上卷的稿很快就完成了，完成后下卷的事情涉及非常多，比如说1952年他在新疆与王震也有一些敏感的事情，54年跟高岗的事，59年彭老总的事，62年他的事，后来他平反担任了广东省委书记，这些文卷当时习老健在的时候就写出来了，绝不是2008年才开始的。当时习老审阅过还给了书面答复，那时没想分上下卷，当时就觉得哪些材料掌握得充分，比较成熟先把它写出来，当时是分段写的，有些人是不认可的。齐心大姐(习仲勋妻子)比较喜欢我，1996年第一次见到习老，当时我也比较小才45岁，他的秘书年纪都比较大，齐心大姐把我拉过来拉过去，老跟着她跑。

　　上卷写完后，我和齐心大姐、当时陕西省党史办的领导在一块商量沟通，当时觉得先把写好的上半部分先出版出来，下卷经过时间推移慢慢出来。当时也有人认为写传需要经过沉淀，比如习仲勋与胡耀邦的传闻，我查过有关档案，关于那一段是绝密的，中央根本不让任何人查，胡耀邦下台，有人传习仲勋发脾气，档案上都没查到。我认为没有这个事，但有没有同情，这个肯定有。我写的时候都有两个源头，一是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

　　《21世纪》：下卷初稿你参与了哪些部分？

　　贾巨川：下卷是2008年启动，2008年我在华山脚下写作的，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2009年底完成了写作，但是下卷的部分内容在上卷写作时就完成了，比如1962-78年他16年的蒙难，习老在世的时候就看过，还给我写了回信，这部分内容在2002年以前就完成了，原来就是一本书，后来发现材料多了，新中国成立后牵涉到的重大问题、原则问题较多，考虑到审查问题，就分了两段出了。我给他们交了3个稿子，就变成了下卷。后来我又修改了一个工作稿三五十万字，最后又给了他们一个完整的终身稿。

　　我写到习老去世，最后一章就是习仲勋魂归故里，下卷的书稿也是我完成的。准确地说就是他们把我的稿子做了些修改，怎么改的我就没看，他们说他们编写组派了多少人下来调查，我说不能搞来料加工，但这里恰好有我写得满意的，他们可能用了；我不满意的正在修改，想修改也进不去了。

　　当时传记由陕甘宁新京广、中央档案馆等单位协同完成，由陕西牵头，党史传记的写作是个研究的过程。写传的人也要像科学家一样实验、投身，去他生活过的地方。

　　《21世纪》：有人认为下卷可以写得更展开一些，比如习仲勋曾任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时候对中国法制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贾巨川：五届法制委员会，他在广东的时候先是当第二书记，后来当第一书记，可能是他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时候兼任的；后来他就不当副委员长了，直接当了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从81年6月当到82年的9月。十二大开了以后，习老在书记处还留了两三年，所以习老这时候的主要精力在书记处管党务，法制工作这一段他是兼职，顾不上。

　　《21世纪》：《习仲勋传》完稿之后的送审过程是怎样？

　　贾巨川：首先是给习老看，看了20多万字，后来下卷的，他不看了，后来给老太太看，最后给习近平看，习近平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当时中央规定，要走3个程序把3个关，这些都是出版社完成的。开始以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看了，中央党史办就不用看，结果还是要给中央党史办看。

　　《21世纪》：你怎么看待现在各地方纪念习仲勋的活动？

　　贾巨川：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纪念，我们要继承学习他们变革社会和投身社会的精神，而不是搞形式主义。应该以老一辈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来纪念。比如，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组织在西北发动的士兵暴动达70多次，假如这70多次都搞成这样的纪念，就搞成了一个灾难，没有任何意义。

　　《21世纪》：你认为哪些故事片段能够代表习仲勋的为人和品质？

　　贾巨川：习老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本身是从劳动人民中走出来，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深有体会，他在世的时候能够讲到很多群众路线。比如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革命，当时贯彻全国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富农的财产，把地主富农赶到山上去吃草，当时左得严重，伤及到了许多在共产党领导下翻了身、致了富的人和一些革命干部，当时只管阶级，不管其他。中央开会后，习老在陕甘宁边区做了很多调查，给毛主席写了3份报告，提出在陕甘宁边区要划分老区、半老区、新区，团结了一批可以团结的群众。我写的《习仲勋在土改中的工作纠偏》具体提到了。

　　《21世纪》：这本传记有没有比较遗憾的地方？

　　贾巨川：后来补充完善修改的没有加进去。我对部分史实有保留意见。写作风格严谨性也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