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习仲勋，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陕西富平，早年参加进步学生团体。1930年，受党组织委派做兵运工作。1933年，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1934年，当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任西北局书记。1952年，任中央宣传部部长。1953年9月后，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8年后，历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省长等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2002年5月24日在北京逝世。

　　2013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对他的一生，他的夫人齐心有一句深情的概括：“我常说，仲勋英雄一世，坎坷一生。他胸怀宽广坦荡，为党的事业历尽艰辛，但他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

　　“英雄一世，坎坷一生”，这简单的8个字背后，却是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人生故事。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传》一书，用上下两卷、94万字的宏大篇幅，讲述了他不寻常的一生。据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了解，早在199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便批准立项编写习仲勋系列丛书，并由中共陕西省委牵头。在先编写了《习仲勋文选》和《习仲勋革命生涯》两套书之后，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开始投入《习仲勋传》的组织编写工作。2008年4月，《习仲勋传》的上卷出版，主要记载了习仲勋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历。与此同时，下卷的编写工作启动，历时4年，10次易稿，终于在今年秋天问世，集中讲述了习仲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之后呕心沥血的奋斗历程。

　　金秋时节，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踏上习仲勋革命和工作过的地方，循着历史的足迹，亲身感受他的“英雄一世，坎坷一生”。

　　2013 年10 月15 日，中国邮政发行的习仲勋百年诞辰纪念邮票。

　　小伙伴叫他“习司令”

　　在陕西关中平原与陕北高原衔接地带、八百里秦川中部，有一座被誉为“关中名邑”的古老县城——富平。名字取“富庶太平”之意。据富平《古县志》记载，在它2400余年悠久的历史中，古有统一六国的秦国大将王翦、王贲父子，近有杰出革命家习仲勋。

　　时隔3年，2013年9月27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再次来到富平县城。笔直的街道，崭新的建筑，正在建设中的高楼，街上车水马龙、行人如织……这一切，比3年前更加繁华、祥和。相比之下，位于县城西北的习仲勋陵园显得格外庄严、静谧。离习仲勋百年诞辰还有一段日子，他的石雕坐像前已摆放了五六个花圈。坐像的后背上，夫人齐心手书的习仲勋的那句话，依然清晰可见：“天天战斗，天天快乐；奋斗一生，快乐一生。”

　　县城西南10余公里外，有一处名为淡村乡中和村习家庄的地方。1913年 10月 15 日，习仲勋就出生在庄上一所农舍里。

　　据《习仲勋传》记载，习仲勋的童年时代，家中虽是粗茶淡饭，但那时他的祖母健在，叔叔住的地方也不远，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其乐融融。父亲习宗德为人“宽厚而又性格刚直”，信奉“严是爱，宠是害”的教子格言。母亲生性贤良，勤劳朴实。在严父慈母的教导下，身为长子的习仲勋养成了忠厚、友善、勤劳、忍让、负重的品德。

　　1922年春节过后，9岁的习仲勋到附近的都村小学上学。他喜欢国语课，把《三字经》、《百家姓》背得滚瓜烂熟，作文经常被当做范文贴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放学后，习仲勋喜欢组织小伙伴们在附近的村庄里玩“作战”游戏，他机智勇敢，指挥有方，总能率先攻入“敌阵”。时间一长，小伙伴们干脆叫他“习司令”。

　　1926年春天，成绩优异的习仲勋进入渭北地区最有名的立诚公学高小部。这是一所具有浓厚民主进步色彩的学校，也是渭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点之一。习仲勋在这里开始了人生的新起点。他不到13岁就加入共青团，经常接受党团组织的指派，拿着用黑麻纸写的传单，插上鸡毛，送到农民手中，以鸡毛信的形式进行串连，号召农民抗粮抗捐，一时引起强烈反响。此后，由于国民党盯上了立诚公学，习仲勋等人转学到富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在敌人的监狱里入党

　　1927年底，习仲勋考入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习，并且继续参加学生活动，经常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地方当局派了一名反动骨干魏海到学校担任训育主任，加强对学生的监视。1928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周年纪念日，魏海宣布学校要开展纪念活动，进步师生决定不参加反动派组织的活动，以示抗议。魏海质问其中一名进步学生：“为什么不参加？”学生答：“是大多数同学的意见。”魏海又问：“都是谁？”毫无政治经验的学生说出了包括习仲勋在内的9名共青团员的名字，魏海立刻把这些名字记在纸上。党团组织闻讯，担心魏海危及9名学生安全，作出投毒除掉魏海的决定，并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同意。然而，由于操作失误，毒药没有毒死魏海，反倒被部分教师误食，餐后呕吐腹泻，刺杀计划被识破了。第二天，地方当局包围了学校，逮捕了魏海名单上的9名共青团员。在监狱里，习仲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地方当局对习仲勋等人进行了4个月的审讯，没能挖出任何消息，只好放人。

　　习仲勋虽然获释了，但父亲习宗德在他入狱时因思儿心切，积郁成疾，于1928年底去世。不久，习仲勋的母亲、叔母相继过世，叔叔也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家庭的重担压到了习仲勋肩上。他要照顾病重的叔叔和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而且，他还有一桩更急切的心事——出狱后，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以后的路怎么走？他陷入迷惘之中。直到1930年，叔叔逐渐康复，开始操持家务，才卸下习仲勋肩头的重担。同时，与富平相邻的三原县武字区传来中共组织开展“筹赈”的消息，习仲勋马上设法和中共武字区委取得联系，开始在乡间的青年伙伴中进行串连和宣传工作。此时，他萌生了离家投身革命的想法。

　　1930年2月的一天，习仲勋早早出了家门，又忍不住转身回望自家的草屋茅舍，心里充满了内疚：他没有告诉叔叔自己要走，他怕叔叔禁不起这个意外，旧病复发。但新的革命任务在等着他，16岁的习仲勋毅然挥泪而去。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摄于2013 年9 月27 日。

　　2013 年9 月28 日，薛家寨2 号寨洞。

　　照金的“星星之火”

　　起初，习仲勋根据上级指示，“潜伏”在离家乡数百里外的一支国民党杂牌军中，从事兵运工作。两年后，他便率领这支队伍在甘肃省两当县起义。起义失利后，习仲勋又回到陕西，寻找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当时，陕甘游击队已转入陕西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照金地区活动，于是，习仲勋在照金一带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岁月。光阴荏苒，革命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那段艰苦的岁月，如今只能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里找到些许痕迹。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从富平县城出发，经过1小时车程，到达耀州。耀州是一片新区，也是这一带山川中难得的平地。但从耀州前往照金，是50多公里蜿蜒的山路。过去，只要碰上雨天，便车马不通；如今，沿着新修的红色旅游专线道路，开车需要一个半小时，沿途村落整齐漂亮，已是旧貌换新颜。到达照金镇时，眼前的景象更是让记者有点诧异——这个始建于1993年的“红色旅游专区”，不像人们传统印象中的革命老区，反而像一座风景秀丽的欧洲小镇。革命纪念馆巍然矗立在山头，俯视前方的照金广场；纪念馆后是33米高的纪念碑，象征着1933年照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纪念碑再往后走，则是风光秀美的照金牧场，虽然已是秋天，依然野花盛开；再往外走，约20公里外，便是甘肃地界。

　　毛泽东曾经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照金就是这样的“星星之火”。照金一带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退可据险打游击，进可出山占渭北，威逼西安。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达照金。8月，刚刚领导完两当起义的习仲勋，在照金镇杨柳坪一带见到了刘志丹、谢子长，两位革命前辈对年轻的习仲勋产生了深刻影响。9月，陕甘游击队打了一场胜仗，决定乘胜向南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临行前，谢子长给习仲勋交代了任务：“你留在照金一带做农村工作，建立根据地，并在发展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七支队。”刘志丹也嘱咐他：“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当时的情况确如刘志丹的估计，队伍走后，不久就有人叛变，情况一度危急。习仲勋辗转于渭北的富平、三原一带，坚持战斗。他和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建立的照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

　　2013 年9 月28 日，老红军潘西顺在照金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2013 年9 月28 日，薛家寨的山间小道。

　　艰苦条件下战斗

　　今年90岁的老红军潘西顺是当年游击队的一员。在离照金十几分钟车程的田峪村寺坪组，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见到了这位老人。潘西顺是土生土长的照金人。1932年，他只有9岁。“有一天深夜，外面传来了枪声，第二天一早就发现来了很多陌生人，都拿着枪。大人们说，这是红军。”兵荒马乱的年代，提起兵，百姓就害怕，“这支红军却不一样，不拿老百姓的东西，还处处帮老百姓种田、分粮、打土豪恶绅。”

　　红军的所作所为都被小小年纪的潘西顺记在心里，12岁时，他也成为游击队的一员。“我岁数小，是个小兵伢子，稍微大点又跟着部队去旬邑县一带打游击，还真没有见过习仲勋。但他威望很高，照金人民都知道，说他平易近人，带领大家建农会，在照金做了不少事。”

　　据潘西顺回忆，当时的战斗条件非常艰苦。“老早的人可怜，打仗时，枪支、弹药都没有，只有大刀、马刀之类的。平时种地，腰里都别着刀，一有情况就得立马上战场。”因为敌人频繁“围剿”游击队，参加红军没几年，潘西顺就钻到山林中打游击。“一离开照金，战斗条件更艰苦，饭都吃不上，也不敢生火，怕烟和火光被敌人发现。干粮没有了，就吃点生土豆，甚至吃过直接从麦穗上捻下来的麦粒，嚼一嚼就着冷水咽下去。”

　　“习仲勋等人在陕甘边区总部，情况会不会稍微好点？”记者问道。

　　“一样艰苦！比我们好不了什么。”潘西顺一边回答，一边低声叹息。他回忆，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将总部设在照金的薛家寨。相传薛刚反唐时曾屯兵于此，因而得名。一片深山老林中，5个寨洞被一道山梁贯穿相连，周围都是悬崖峭壁。在这些寨洞中，红军先后建立起兵工厂、被服厂、医院、仓库等基地。

　　记者随后到了薛家寨，离山门还很远，就看到壁立千仞，密林深深。即使现在修建了阶梯，也非常陡峭，最陡处险象环生，看得人心惊肉跳不敢迈步。而当年，红军是在山间羊肠小道中穿行，危险可想而知。

　　潘西顺还记得，“别看当年薛家寨里面没多少人，却是我们的大后方啊，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他们经常在4号寨子里开会，3号寨子是给我们修枪支、造武器的。用麻线把装着火药的弹壳绑起来，就成了‘麻辫手榴弹’。还有自制的手枪、土地雷、炮筒子……”

　　有了这个大后方，照金的红军更加壮大，陕西苏维埃运动发展迅猛，令国民党政府极为恐慌。他们屡次前来“围剿”，都被红军和游击队击退。1933年10月，趁着主力红军前往甘肃战斗的空虚期，国民党又一次对照金发动大规模“围剿”。10月15日夜，在叛徒的带领下，国民党部队攻上了薛家寨。之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转移到甘肃南梁地区，习仲勋也转战南梁。红军队伍走后，革命战火并未熄灭，潘西顺等当地人仍然坚持战斗，一直到抗战胜利。

　　上世纪30 年代，陕甘游击队用过的刀械。

　　在边区严惩贪腐

　　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主席。他虽然年轻，但在建设根据地方面有清晰、成熟的思路。

　　据《习仲勋传》记载，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头等大事。习仲勋带头执行工作人员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公文草拟所需的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政委员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放，形成“以艰苦为荣”的良好作风。当时还制定了这样一个法令：凡一切党军干部，如有贪污10元钱以上者执行枪决。有了这条警示，根据地工作人员中没有发生过贪污案件。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注重自身建设的同时，还组织领导经济建设。他们发行了边区货币，建立集市贸易，稳定和繁荣了经济，不仅保障了根据地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水平，还为游击战提供了物资支援。习仲勋经常走村串户，了解政府政策的执行情况。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曾回忆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都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

　　此外，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还在何家门办起第一所列宁小学。教材独自编写，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很受乡村儿童欢迎。不久，很多村庄都办起了列宁小学和成年识字班。现在，南梁地区一些老人还记得政治教材上开头的两句话：“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两导师。”

　　在刘志丹、习仲勋的领导下，陕甘边区的军民与陕北红军紧密配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两次“围剿”，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使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合并成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任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这一时期，位于江西、福建一带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曾几次召开会议讨论落脚点，却因种种原因没有定论。1935年9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甘肃南部地区，从当地一张国民党报纸上获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并高兴地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10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翻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陕北少数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在不同场合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

　　原来，在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的前夕，陕甘边区正笼罩在极端错误的肃反运动阴影下，很多同志被错误逮捕。有人劝习仲勋暂时离开，躲一躲。习仲勋拒绝道：“不能走。（走了）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的名声）。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叫回来的，我怎么能走呢？”没过多久，包括刘志丹、习仲勋在内的一大批主要领导干部也相继入狱。他们在狱中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有的甚至被杀害。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毛泽东得知错误肃反的消息，立即下令制止，并召开平反会，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才得以释放。

　　“尽管在狱中受了磨难，蒙受不白之冤，但习仲勋在政治上更成熟了。” 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西北大学教授梁星亮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说。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参加西征。8月，习仲勋受中共中央委派再赴关中，从此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他组织领导关中分区的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戴。

　　1943年1月，毛泽东为习仲勋书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同年2月，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做出了很大成绩。

　　1934 年，陕甘边区发行的布钞。

　　土改中勇于纠“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开辟东北解放区。32岁的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习仲勋具有为群众负责的精神，敢于承担责任。1947年，在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中，他及时发现并纠正‘左’的偏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梁星亮说。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以“没收地主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的政策，代替了过去“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大纲》下发到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召开。康生、陈伯达在晋绥地区土改中搞的让“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左”的做法，成为系统经验在会上流传。这让习仲勋疑窦丛生，忧心忡忡。

　　习仲勋随即对土改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他发现，凡是动起来的地区，都是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一些群众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把已经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和富农又拉出来斗争。有的地方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有的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

　　正在这个时候，习仲勋接到了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通知。他如实地向毛泽东谈了自己对边区土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回答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问题。在会议闭幕时，毛泽东肯定了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的方针是正确的，在对待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上要纠“左”。

　　会议刚开完，习仲勋就得到汇报：有两个地方土改斗死了80多人。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再次强调陕甘宁边区中农多，贫雇农少，平分土地对我们不利，应该以抽补的方法解决少数农民少地或无地的问题，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毛泽东看到信后，提议让习仲勋前往各县巡视一下土改情况。1948年1月，习仲勋根据实地调查情况，再次致电毛泽东，指出：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实际上已不是贫农，而是中农；边区很多人勤苦劳动，但因有余粮被批斗；2/3的地主富农实际上已自己连续劳动7年以上，不要再算老账，不要扩大化。毛泽东次日即复电习仲勋：19日来信完全同意，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

　　习仲勋发现和纠正“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仅消灭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也发展了边区经济，保障了解放战争的后勤需要。他关于土改的诸多思想观点和建议，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赞赏和采纳，不仅在当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中，也起到了借鉴和指导作用。

　　1953 年10 月，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图为毛泽东（右一）、刘少奇（右二）、朱德（右四）、周恩来（右六）、陈云（右八）、郭沫若（右七）、习仲勋（右三）、周扬（右五）等步入接见场地。

　　安排护送十世班禅回藏

　　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局又面临一个新问题：西北地区幅员辽阔，政治复杂，民族众多。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他当时解决民族矛盾的方式。曾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曾经说过：“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习仲勋对民族工作作出的贡献。

　　据《习仲勋传》记载：生活在青海省西宁市东南（今尖扎县）的昂拉部落，有藏民千余户，3700多人。昂拉部落的千户（世袭官职）就是项谦。解放初期，藏族人民对共产党不了解，项谦更是心存疑虑。原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代主席马步芳的残部拉拢项谦，怂恿其叛乱并出任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此后，项谦发动叛乱，四处劫掠，攻打区、乡政府，杀害干部和解放军官兵。项谦的所作所为激起一片喊打之声。

　　“不能打！”打项谦的计划被习仲勋断然否定。当时，18军要进军西藏，国民党残留分子正在大造“解放军要杀藏族人”的谣言。习仲勋清楚，如果在青海对项谦动武，正中敌对势力下怀。他前后数十次派人接触项谦，项谦一度归顺，但又反叛。后来，习仲勋委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去做项谦的工作，几经周折，终于使得项谦在1952年7月11日向人民政府投诚，此后再未反叛。时任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了和平解决项谦问题的详情。后来，毛泽东见到习仲勋，开玩笑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习仲勋处理的另一件民族大事，便是安排护送十世班禅返回西藏。达赖和班禅，是在西藏宗教中占统治地位的黄教始祖宗喀巴的两位弟子，几百年来各有其地位和统治地区。后来，由于英帝国主义的挑唆，两位宗教领袖失和。1923年，九世班禅因惧怕达赖噶厦的加害而出走内地，十世班禅即位后，也就未能回到西藏。在这种情况下，做好对十世班禅的统战工作，有利于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实现祖国统一。1950年10月，中央把这一任务交给了西北局。

　　习仲勋后来撰文回忆第一次与班禅会面的情景时说：“我第一次与班禅大师见面是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那时他率领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赴京途经西安，我代表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到机场迎接。当他走下飞机时，一个活脱脱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在飞机舷梯下，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心情激动地对我说：我们是专程去北京向毛主席致敬的！我要把藏族人民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良好祝愿亲口转达给毛主席。”

　　同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式签订。其中一条规定，维持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把护送十世班禅入藏的工作交给了习仲勋。习仲勋从西安飞抵兰州，又乘车赶到十世班禅所在的青海塔尔寺，陪同其一路到达西宁。在安排好一切进藏事宜后，十世班禅及随行人员由西宁启程返藏。经过4个多月长途跋涉，1952年4月28日，十世班禅终于顺利到达拉萨。结束了达赖、班禅长达29年失和的状况。

　　十世班禅后来回忆说，返藏前，习仲勋向他介绍了西藏内部的形势，讲解了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提醒他可能遇到的困难。那时，十世班禅才13岁，有些话还不能完全理解，但习仲勋亲切和蔼，反复耐心地跟他解释，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回到西藏的头几年，十世班禅一下子遇到大堆难题，每次他都会立刻想起习仲勋的话，觉得那么深刻，那么符合实际情况，于是心中有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习仲勋在西北局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1952年初的一天，薄一波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汇报工作。这时，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发来的工作报告。毛泽东就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薄一波脱口而出：“年轻有为。”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1951年12月，习仲勋（中）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青海西宁为即将返回西藏的十世班禅（右）送行。

　　“像这样大兴土木，大可不必”

　　1952年9月，习仲勋从西北局调往中央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他在国务院工作长达10年，兢兢业业，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被誉为国务院的大管家。

　　在这期间，习仲勋依然保持着从实际出发、坚持真理的工作作风。据《习仲勋传》记载：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大跃进”运动开始。当时，人们只看到运动轰轰烈烈的一面，还没认识到其中出现的问题。为了解真实情况，当年8月，周恩来指示习仲勋带领考察组到西北地区看看情况究竟如何。

　　在陕西礼泉县烽火公社，习仲勋见到一块小麦“丰产田”上满是小土堆，好奇地问：“这是干什么？”当地负责人回答，这是根据北京一位科学家的“发明”，实施一种新的农作物栽培方法，能够增大土地接受阳光照射的面积，从而提高产量。习仲勋怀疑地蹲在地上，用手扒开土堆，只见禾苗的根系非常纤弱，便说：“你们看这土堆的表面似乎扩大了面积，但底下的根仍然只集中在一小块，有了阳光，而土壤和肥料有限，怎能增产？”

　　到达兰州后，习仲勋又了解到一个“引洮上山”的项目，要把洮河水从陇南山区引到陇东黄土高原，全程1000多公里，目的是变旱地为水浇地，还要利用落差发电，更要在山上行船，使其成为超过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的山上运河。工地上，数万名精壮农民用镢头挖土，身背肩挑，独轮小车来来往往，生产方式极为原始。而大批劳力集中到工程上，对农事造成极大影响。当年甘肃丰产，但没人去收割，丰产却难以丰收，损失极为严重，却还谎报增产粮食30亿斤。看到这些情况，习仲勋痛心地对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这样搞法不行呀！将来老百姓是要吃亏的！”

　　在其他几个省份，习仲勋也发现了违背科学、违背经济规律的问题。回到北京后，习仲勋把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向中央一些领导汇报，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反对不切实际的做法、反对铺张浪费是习仲勋在工作中秉承的一贯原则。1961年4月，习仲勋到河南长葛县调查。长葛在“大跃进”中出了名，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前任县委书记滋长了骄傲情绪，脑袋发热，铺摊子、摆阔气。在县城搬迁过程中，新县城仿照北京长安街设计，有一座像人民大会堂那样的礼堂，县委大楼、邮电大楼、武装部大楼等分列在宽阔的马路两旁，占用了大量农田。为了建设新县城，还强迫农民拆迁，甚至动用民兵武装强制推行。习仲勋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像这样大兴土木，新建一套，大可不必，不搞只有好处。难道旧县城里还住不了县级机关？你们花这么多钱，占这么多地，修那么多房子，有什么好处呢？脑子里没有群众利益，只有个人利益，这样的党员就不够格！”

　　1953 年，习仲勋在中南海。

　　“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康生利用一些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习仲勋“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及妻子李建彤，“授意”他们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称习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给毛泽东写了张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李建彤要写《刘志丹》，习仲勋是知道的。他对此表示担忧，因为他深知陕北根据地党的历史问题十分复杂，虽然1942年底在延安由西北局专门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对过去的历史问题做了决议，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现在要写刘志丹的小说，势必涉及当时各方面有关人士，写不好就会重起纠葛。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马锡五劝说习仲勋支持这部小说，时任监察部副部长的刘景范也对习仲勋说：“陕北的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

　　被卷入《刘志丹》小说案后，习仲勋被停职审查，从此失去自由长达16年。但习仲勋从未放弃理想和信念。他对周恩来说：“总理，您放心。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1965年，他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文革”爆发后，他又被揪到西安，此后身陷囹圄。1968年1月，在看到习仲勋被揪斗的照片后，周恩来派飞机把习仲勋接回北京，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实际是把他保护起来。此后，习仲勋度过了近8年的监护期，1975年又被流放到洛阳，在一家耐火材料厂里工作。“文革”结束后，中央对习仲勋遭受陷害的事进行重新审理，为其彻底平反。小说《刘志丹》也于1979年10月由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

　　1980 年，中央为习仲勋平反的文件。

　　“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

　　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习仲勋传》及《习仲勋主政广东》的执笔者之一卢荻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中央选习仲勋南下，主要是叶剑英元帅提名的。叶帅在延安时就认识习仲勋，对他比较了解、信任，认为他是能干大事的人。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问题又比较复杂，还有大量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叶帅觉得习仲勋能稳得住阵脚，身体也好，希望他到广东来落实政策。”

　　习仲勋到广东不久，就遇到“偷渡外逃”这个老大难问题。解放初期，广东的经济水平和香港差不多。后来，广东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错过了经济发展机会，香港抓住世界产业经济调整的机遇，变成“亚洲四小龙”之一。

　　1978年7月，习仲勋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轻车简从，乘坐一辆七座面包车，前往“逃港”现象最严重的宝安县视察。时值仲夏，烈日当空，加上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进入宝安，只见路旁杂草丛生，耕地丢荒。据张汉青回忆：“7、8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习老看了心里很不好受。”

　　那一天，习仲勋一行来到宝安县城的收容站。收容站主要收容了大批偷渡外逃时被抓回的人员。在那里，他问外逃人员：“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有人回答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一两年家里人就可以盖起新房。这对习仲勋触动很大。

　　习仲勋意识到制止偷渡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当时，偷渡被当作是敌我矛盾，偷渡的人被称为“偷渡犯”。习仲勋严肃批评道：“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后来，他经常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是深圳福田公社渔农生产队，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近年来，挖鱼塘，开展小额贸易，迅速发展经济，1975年以后没有一个人外逃；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沙头角镇外逃了1053人，其中1977年上半年还外逃了73人，1977年下半年以来，大搞来料加工、小额贸易和家庭小手工业，生活显著改善，不仅没有人外逃，而且还有几户人要求回来定居。习仲勋说，从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只要搞好生产，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制止外逃才有可靠的保证。

　　在习仲勋的反复教育和引导下，广东省委常委最后统一了思想认识，实现了“偷渡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观念的转变。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去港澳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

　　1979 年，习仲勋和齐心在广州。

　　“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

　　“习仲勋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者，他参与创办了经济特区。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走的这一步意义非常重大。”卢荻如此评价习仲勋主政广东时的贡献。

　　1978年12月，中央决定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考虑，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广东却不行？经过深入思考，他认为，如果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广东人民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

　　1979年4月5日，习仲勋和省委书记王全国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向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习仲勋郑重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习仲勋还石破天惊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他还具体提到一些措施，比如，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1979年3月，宝安县、珠海县分别改为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汇报时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邓小平听说对“合作贸易区”的名字大家意见还不一致，不假思索地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

　　1978 年8 月，习仲勋（中）在广东省惠阳地区调研。

　　给11.2万人平反

　　当时，广东还面临着平反冤假错案的压力。习仲勋不是只看省委信访办筛选后送来的少数信件，而是指示秘书贾延岩直接去信访办查看人民来信，并到接待室里听听来访者的呼声。贾延岩回忆说：“那个时期我去得最多的省委部门是信访办，外出最多的工作是抄写大字报。”有一天，在广州市最繁华的北京路口，贾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的人贴出的大字报所吸引，内容是一件事关数百条人命的血案。贾延岩出于同情和义愤，忍不住出主意，叫他们到省委门口的信访接待室去申诉。他的做法受到同事的批评，同事认为他感情用事，领导的秘书怎能叫老百姓到省委闹事呢！但习仲勋听了贾延岩的汇报后，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能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官在封建社会都不是好官！”

　　平反“李一哲”案，是当时的一件大事。1974年11月10日，一张名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署名为“李一哲”的大字报出现在北京路口，指出林彪反党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反复辟”、“反回潮”的一系列罪行，并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我国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江青说这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4名作者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被判刑。

　　习仲勋来到广东不久，就注意到这个案件。而狱中的李正天听说习仲勋来广东工作了，也两次给习仲勋写信申诉。1978年8月，习仲勋收到李正天的申诉信，十分重视。广东省委数次研究“李一哲”案，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

　　1979年1月24日下午，习仲勋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接见了出狱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习仲勋说：“你们的路还长。希望你们把路子走对，健康地成长。”春节过后，习仲勋感到他们仍有怨气，便在吴南生等省委领导的陪同下再次接见这4人，对他们说：“开始定你们反动大字报，后来又定反革命集团，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责，要对上届的省委负责，因为这是历史上发生、发展起来的，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这次谈话足足谈了3个多小时，双方商定2月5日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

　　但是第二天，郭鸿志、李正天、王希哲3人给省委、习仲勋、吴南生写了一封紧急信，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在广州最大的会场中山纪念堂召开平反大会；二是希望习仲勋参加平反大会；三是强烈希望省委领导接见“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所有成员一次。

　　为了妥善处理此事，2月3日晚上，习仲勋在开完省委会议后，于23时30分至次日2时30分，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三次接见李正天等人。习仲勋苦口婆心地解释和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不是有意缩小影响，平反的消息要见报，要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他不能出席，是因为要赶着去肇庆参加地委召开的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大会，实在抽不开时间。他说：“我和你们多次谈话，我的时间就是那么充裕？我已经是66岁的人，连续4个晚上连澡都没洗，你们要谅解老同志。”习仲勋答应了第三条要求，4日下午，他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会议室，与“李一哲集团”的30人见面、握手。

　　“李一哲”案的公开平反，广大干部和群众反映强烈。在习仲勋的艰苦努力下，不到3年的时间，“文革”中被立案审查的广东11.2万名干部被平反昭雪。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保障了外商投资环境，开创了广东工作的新局面。

　　“不要怕听刺耳的话”

　　卢荻跟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广东省原省长刘田夫曾受习仲勋委托，向广东惠阳地区检察分院干部麦子灿转交一封习仲勋的回信。1978年9月25日，麦子灿给习仲勋写了一封批评信，说习仲勋对惠州两项治水工程的效果评价过高，不符事实；还批评习仲勋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不及时，搞“假把式”。信的结尾写道：“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10月18日，习仲勋回信给麦子灿：“你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政府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

　　后来，习仲勋还在省领导参加的会议上自曝来信，又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机关局以上负责人转发来信。“这封信写得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12月1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特别表扬了习仲勋：“习仲勋同志那种不怕听刺耳意见、鼓励别人讲话、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学习。我们有些同志，嘴里也天天高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对于这种人，我们要劝他们好好看看习仲勋同志的信，读读‘叶公好龙’的故事。”

　　1980年11月，习仲勋调回中央工作。在1981年6月举行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办公，习仲勋在这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随后，为了方便领导，中央书记处还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任组长，习仲勋任副组长，许多日常工作都是由习仲勋来处理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后来回忆说：仲勋同志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拥护者和积极推动者；耀邦同志对他非常信任，把许多大事情交给他办理。

　　回到中央工作后，习仲勋依然保持着爱民之心。1985年11月，习仲勋到江西考察，遇到堵车。前面的开道车鸣起警笛，工作人员从车窗内伸出了两面红旗左右挥动，指挥来往车辆让道。路旁施工的民工和行人、来往车辆上的人，都把目光投向这个车队。习仲勋的脸色立即变得严肃起来：“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拉着警笛，两面红旗左右开弓，这样会吓着群众，也可能会把过往的车辆挤到沟里去的。不要为保证我们赶路，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行。我们是来给老百姓办事的，不是来给他们添麻烦的。”中途停车时，习仲勋快步向警车走去，申明了自己的意见。

　　梁星亮教授说：“像习老那样把群众当亲人、把群众放在心上、融入群众之中，是今天党员干部最需要的东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话好说，做起来很难。现在很多干部不愿意下去，更不敢下去，因为和群众没有共同语言，没话可说。”

　　20 世纪80 年代，习仲勋与家人在一起。

　　习近平一家三口和习仲勋在一起。

　　妻子连港澳都没去过

　　习仲勋平易近人、严于律己的作风，对妻子儿女影响很大。1944年4月28日，习仲勋与齐心在陕北绥德结为革命伴侣。刚结婚，习仲勋就对齐心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陷在小圈子里，今后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顾不了你。”齐心深爱着丈夫，但她更理解丈夫，知道他肩上的担子很重，都是自己克服困难，从没有要求丈夫和组织上更多的照顾。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忙于革命事业，习仲勋与齐心分多聚少，只能鸿雁传书。有一封习仲勋写给齐心的信是这样写的：“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齐心的好友伍仲秋偶然看到了这封信，惊讶而又好奇地说：“这哪里是夫妻通信？简直是革命的‘两地书’呀！”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习仲勋在广东工作将近3年，后来又在珠海、深圳休养10多年，但齐心竟然连近在咫尺的香港、澳门都没有去过，最远也只去过深圳的沙头角。

　　对待孩子，习仲勋也从不娇惯。节假日公务不忙时，他会带着孩子去游公园，或参加友人聚会。有时也和孩子们一起去商店转转，孩子们看见玩具就嚷嚷着要买，因为习仲勋从不带钱，孩子们要不到，就不高兴，他就耐心地讲道理，同时坚决不让别人代买或赠送。几个孩子从小都非常爱学习，特别喜欢看小人书和故事书，习仲勋就带孩子们去书店，让他们自己买。

　　习仲勋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不允许搞任何特权。为了让孩子养成独立的生活习惯，习仲勋让齐桥桥、齐安安、习近平、习远平姐弟四人都在寄宿小学上学，每周回家一次，自己乘公共汽车上下学，从来不用车接送。齐桥桥小学毕业时，报考了北京101中学和河北北京中学（现北京市第五中学分校）。她很想上101中学，但是成绩比录取线差了0.5分。习仲勋试探着问：“要不要我去打个招呼？”齐桥桥知道父亲不会做没原则的事，看似征求她的意见，实际上是在考验她，更不可能为她说情，她明确回答：“考上哪儿就去哪儿。”说完就背上书包去河北北京中学上学了。

　　20世纪80年代，一些干部子女利用父母的地位和影响经商捞钱，有的违法乱纪，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习仲勋对此十分忧虑，他认为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家属做起，端正了家风，才能树起好的党风。有一次，齐心对儿女们说：“家中的小事不能影响工作。”习仲勋听到后却严厉地说：“大事也不能影响工作！”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省长时，齐心给他写信，语重心长地说“高处不胜寒”，嘱咐他更要从严要求自己。

　　习近平给父亲的拜寿信

　　1990年10月，习仲勋开始到深圳休养。他对各族人民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原想在退下来后到处走走看看，但由于身体原因却未能如愿。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305医院逝世，享年89岁。

　　逝世前的2001年10月15日，家人为习仲勋在深圳举办88岁“米寿”寿宴。家人欢聚一堂，唯独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缺席。不是他不想参加父亲的寿宴，而是他公务繁忙，难以脱身，于是抱愧地给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

　　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48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希望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取的宝贵与高尚品质很多，给我最深印象的大约如下几点：

　　一是学父亲做人。父亲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我党同志的普遍尊敬，首先是因为您为人坦诚、忠厚。您曾教诲我，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这正像毛泽东说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二是学父亲做事。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我辈与父亲相比，太过平庸，汗颜不已。但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这才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

　　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在社会上喊我们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父亲。历史已经证明，您是一个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

　　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习仲勋传》记载，在最后的日子里，习仲勋对子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这是一个人能留给子孙后代的最好财富。（《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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