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蒋铮（发自山西）

　　山西乡村教师张双兵寻访当地慰安妇21年，悲见近50名当年受害者抱恨离世，当年找到的123名受害者中，目前在世的仅剩19人……

　　10月24日，张双兵替刚刚做完胆结石手术的妻子办理了出院手续，搭车回到山西省阳泉市盂县西潘乡的家。“过两天我还得出趟门，看看赵兰英，否则总是不放心。”

　　赵兰英，女，长治市武乡县农民，今年90岁。半年前张双兵探望她的时候，她已经中风偏瘫。

　　武乡和盂县两地相距200多公里，但60岁的张双兵还是打算骑摩托车过去，这样便能省下总共200多元的车票钱。家里不宽裕，能省即省。

　　“是命运找到了我。”张双兵习惯性地紧锁着眉头。赵兰英是张双兵寻访的日本侵华期间“慰安妇”中的一位。1982年，当他听说第一位慰安妇时，还是一个不足30岁的帅小伙子，如今头发早已灰白。

　　在山西农民李贵明、张德英、王跃平、曹安北、刘英、韩玉英的帮助下，张双兵在山西的盂县、阳曲县、武乡县、沁县、太原市，河北的平山县和井陉县一带陆续寻访到123名慰安妇。这许多年来，他眼见其中近50位陆续抱恨逝去，积攒了70年的委屈至今得不到公正的判决。

　　“她们痛恨这个字眼，什么叫‘慰’，什么叫‘安’？那是两个温情的字，却被日本人用来自我粉饰和美化！她们明明是被掳掠当了性奴！她们更愿意说自己是‘日军侵华受害女性’。”

　　张双兵已经不记得有多少位老人咽不顺最后一口气、抓着他的手叮嘱：“双兵，我等不到那一天了，事就交给你们，我死了，你要为我讨回公道。”

　　作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张双兵这位普通的山西村小老师，从1992年开始，陆续带着三批慰安妇勇敢站出来，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他只会说带着浓烈山西腔的普通话，却7次前往日本，为老人伸张正义。

　　在中日律师的帮助下，官司从日本地方法院打到最高法院，铁证面前，日本法院从最初不承认基本事实到承认受害事实，取得初步胜利；但让人扼腕的是，日本法院一方面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另一方面却以“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宣布原告败诉，迄今未作任何道歉和经济赔偿。

　　老人们正在逝去，和羊城晚报记者核对完最后19位在世者名单的张双兵，叹了口气：“给她们讨回公道，已经不是个人的力量可以完成，只希望还有人能活着看到那一天到来。”

　　她们，正在一个个离去……

　　张双兵访问的部分慰安妇名单（盂县进圭侵华日军据点）

　　周润香 早年去世

　　侯二毛 早年去世

　　赵变梅 早年去世

　　侯玉桃 早年去世

　　陈喜云 早年去世

　　胡壮娥 1944年卒

　　韩银梅 1965年卒

　　张二妮 1989年卒

　　冯壮香 1990年卒

　　刘二荷 1990年卒

　　柴玉花 1993年卒

　　侯冬娥 1994年卒

　　张小妮 1995年卒

　　侯金良 1996年卒

　　周变香 1997年之后卒

　　侯巧良 1999年卒

　　陈计连 2003年卒

　　邢三妮 2006年卒

　　武春林 2008年卒

　　刘面换 2012年4月18日卒

　　周喜香 2012年11月卒

　　郭喜翠 2013年7月23日卒

　　万爱花 2013年9月4日卒

　　（整理：实习生 尹珏文）

　　李秀梅 尚在

　　陈林桃 尚在

　　张改香 尚在

　　曹黑毛 尚在

　　刘银爱 尚在

　　侯冬娥

　　如果不知道“盖山西”，张双兵也许不会成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

　　1982年，张双兵第一次听闻“盖山西”的悲惨身世，让当时还不满30岁的他难以释怀。

　　“我调到盂县的高庄村学校教书，别人告诉我，有个老妇叫侯冬娥，因为年轻时长得美，人称‘盖山西’，日占时期被掳掠被迫当了慰安妇后，过得好可怜。”

　　一向喜欢写作、还在当地创办了“乌河文学社”的张双兵听说后，便前往拜访侯冬娥。

　　侯冬娥的家，穷得让农家子弟张双兵也瞠目结舌，“住着石窑洞，炕上铺着很破很破的席片，两个很小的铺盖卷，地上一个当凳子的木头墩子、一个木头柜子，其他什么都没了。”

　　侯冬娥当年已经61岁，由于长年凄苦，面相显老，但依然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不是说眼睛特别大、或者鼻子特别挺，但就是长得很协调，挺拔、苗条，皮肤很白。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侯冬娥一身收拾得干净挺括，家里一尘不染。村子里很少能见到这样的人家。”

　　原本有儿有女、有丈夫的一个好女人，如何被“慰安妇”三个字毁了一生？

　　张双兵慢慢地聊着家常绕着弯子，最后才问起当年的经历，侯冬娥认真听完，苦笑了一下，“没有用，说出来让人笑话。”

　　不谈。

　　一周后，张双兵又去拜访侯冬娥，半天过去，侯冬娥还是苦笑着说：“你的心我明白，但是我自己不能说……”张双兵理解老人的心意，后来，他依然常常去她家聊天，但慰安妇方面的话题，始终没有触及。

　　这样足足过了10年。1992年6月，张双兵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战争赔偿的报道，“我立即去她家转告，她却不敢相信；过了20多天，我又拿着北京学者童增的来信，再次说明可以为她申冤雪恨，她还是不敢相信！”

　　张双兵带着妻子上门再跟她解释，最后，侯冬娥相信了同为女人的张妻的话。沉默十年后，侯冬娥终于重启记忆的阀门，痛哭整整一天之后，她开始详细地讲述自己的受害经历——

　　作为一位共产党员、村妇救会主任，侯冬娥如何被伪村长出卖；如何被三次掳掠到日军据点炮楼充当慰安妇、并因此失去生育能力；两个月大的女儿如何因为无人哺乳而夭折；逃生后如何遭到第一任丈夫的抛弃、亲生儿子也被带走；由于第二任丈夫早丧、已经10多岁大的养子如何又被对方家族带走；为了活命，不得不再跟了因为生梅毒、连鼻子都烂掉了的第三任丈夫……

　　侯冬娥最终成为第一个站出来、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的中国女性受害者。

　　1992年提出申诉后，侯冬娥开始眼巴巴地盼望公正的裁决。年复一年，她始终没有等到，但并不后悔：“总算借这个机会，让我把埋在心里的怨恨吐了出来，让人们知道日本侵略者的无耻行径，知道我是被冤枉的，是被刺刀和大枪强迫屈从的。”

　　1994年，侯冬娥结束其贫病一生，悄无声息地死在山西盂县高庄最破烂矮小的窑洞里，死时膝下无儿无女、无人送终。

　　万爱花

　　“我还不想死，因为我是证人，我还要等到日本政府赔礼道歉那一天。”这是84岁的万爱花生前时常念叨的话。她不怕死；但她不愿意死，因为还没有看到公正判决的那一天。

　　正好2个月前的2013年9月4日，这位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实名指证日军性暴力侵害”的勇敢女人，也抱恨离开人世。

　　和侯冬娥一样，万爱花也是抗日老战士，也没有逃脱被强征的命运。14岁起，她曾3次被日军抓走，遭受非人虐待、性侵。

　　万爱花逃出日军魔掌后，整整3年时间只能躺着无法动弹，等能下床后，整个身体都变了形：站不直，胯骨和肋骨骨折，手臂脱臼，颈部陷向胸腔，腰部陷入骨盆，160多厘米的个子萎缩到了140多厘米，被日兵扎打过钉板的头顶凹陷进去。5年后，她的生活才可以完全自理。

　　2012年，年事已高的万爱花重病入院。曾为万爱花主管医师的闫小娟说，老人求生欲望很强，积极配合医生，曾熬过至少两次《病危通知书》。在她身体状况允许看电视的时候，她喜欢看抗日题材影视剧。

　　2013年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8年纪念日。万爱花突然说想回家看看，看完纪念节目播出后，老人以微弱的气息托付养女李拉弟：“和日本政府打官司，让他们道歉。”次日凌晨，老人在睡梦中与世长辞。

　　“如果我死了，我女儿要接下去，一定要讨回公道，要回尊严。”万爱花生前曾多次表示，日本政府不敢直面历史，承担责任，这对所有受害者是不公平的，对日诉讼要一直继续下去。

　　“我会继续坚持对日诉讼，帮母亲完成她最大的心愿。”养女李拉弟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等到日本政府道歉的那一天，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在万爱花的葬礼上，张双兵念到：“21年7次到日本，她站在日本的法庭上，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为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取公道做出了贡献。”

　　张双兵

　　作为一位民转公的农村教师，凭着“公粮”，张双兵本可以过着在当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安康日子，“慰安妇”三个字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没有财力、也没有地位，但他坚守了21年。

　　穿着化纤的外套，张双兵的旧鞋上沾着土，消瘦的他语调低沉有礼，但总是不自觉地锁着眉头，“家里不支持我，老是吵架，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个事情我既然担起来了，就要扛下去，不继续做这件事，无法给这些老人一个交代。”

　　张双兵有一女一儿，妻子多病，上面还要赡养两位老人，多年来都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但由于他把大量的精力和金钱都投入到为慰安妇奔走的事业中，家里缺人干活，妻子累得受不了，就和他闹别扭。到2000年，虽然全家省吃俭用，还是欠了四五万元的外债。

　　好在1996年后，张双兵转为公办教师，收入每个月有几百元，儿女也陆续长大了，一直到这几年才慢慢还清欠债。但由于寻访常常需要请假，学校有意见，有30多年工龄、已经内退5年的张双兵至今还是初级教师，收入比同辈低一截。

　　“是命运找到了我。”张双兵抓了抓头发、嘴角往上弯了一弯。

　　难找中国律师无奈用日本律师

　　和羊城晚报记者谈及15年的申诉之路，张双兵只有无奈，“我们民间能做的，已经都做了，现在这个结果，老人们和她们的亲友非常失望，但是也没有办法。”

　　1992年初，时任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指出：逼使妇女充当慰安妇“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亚洲犯下的可耻罪行之一，有报道说，在中国妇女中也有受害者。我希望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我们在注视这个问题”。

　　同年7月，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国政府通报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初步调查结果，他们承认，调查结果表明日本政府参与了慰安妇的征召和管理。中国外交部立即表明了立场：“无论今后日本采取什么措施，希望日本把中国与韩国同样对待。”

　　看到了这些消息的张双兵，立刻找到了他认识的受害者们。在他的牵线搭桥下，1992年7月，5位受害女性——侯冬娥、刘面换、冯壮香、刘二荷、陈林桃，还有两位男性劳工，把积聚了50年的怨愤凝集成一纸申诉书，作为中国第一批申诉者，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申诉，要求日方公开道歉、并支付每人最高至12万美元的赔偿，但日本毫无反应。

　　1994年，日本律师以胜诉后收取代理费为前提找到张双兵，一起在山西调查取证。数名中国慰安妇表示愿意出庭作证、起诉日本政府，日本律师随之接受委托。1995年，日本法院正式受理了首批4位中国慰安妇的索赔请求；1996年，第二批两人起诉；1998年，第三批10人起诉。时隔50多年，有的老人在初见日本人的时候，还会恐怖得昏厥过去，但她们依然坚持了下来。

　　随后从1996年到2007年，几乎每年张双兵都会组织受害老人赴日开庭、开控诉会。但遗憾的是，无力自筹经费的他们一直只能依靠日本律师、日本经费，“我开始找过中国律师，觉得还是花自己的钱体面。但很遗憾，没找到。”张双兵说。

　　虽然铁证如山，但经过3次判决，三批老人全部败诉。2007年3月18日，张双兵和老人们等来了日本方面“最后的判决”。日本法院最终的判决承认历史罪行，但不予赔偿。张双兵至今不能理解：“不予赔偿，就是不想承认罪行，而且没有道歉。”

　　由于屡屡败诉，日本律师方面也不愿意再接受新的委托。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虽然后来又有三四十人愿意提出起诉，却无人代理。

　　一些民间组织开始帮助她们

　　“现在我能做的，就是尽量多看望、找人帮帮她们。”这些年来，张双兵几乎每周都会挨个去看看老人们，“她们遭遇不幸后，80%以上都会被丈夫抛弃，被迫二婚、三婚的也很多。这辈子太委屈、太孤单、太苦，有个人愿意跟她们说说话，也是好的。”

　　张双兵认识的这些老人，大多数因为当年的惨遇而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经济收入，除了低保，就只能依靠别人的怜惜和施舍度日；有些人甚至失去生育能力，到了老年无依无靠，得了大一点的病，就几乎没有康复的希望，只能等死。“大多数女人只活了50多岁就过世了，能活到现在的，是很少一部分。”

　　即使是相对长寿的老人，生活状态也堪忧。目前尚在的19位中，年纪最大的3位老人——张改香、陈林桃、曹黑毛，同为91岁，全都疾病缠身。

　　张改香这几年已经患上老年痴呆，虽然还能认出张双兵，但说话已经没有条理。由于双腿疼痛，老人已经半年下不了床，但因为没有医药费、住不起医院，只能靠本身也患有慢性病的女儿照顾吃喝，全家只能勉强温饱。

　　曹黑毛三四年前就聋了，只能看着口型对答，最近腿总是疼，但村里诊断不出病因，本应到县里看，因为县里医药费无法报销，自己又出不起钱，便只能在疼得受不了的时候，到村里卫生所领点止痛药。而即使是这样，由于农村医疗一年只能报销百把元钱，止痛药都得省着吃。去年，曹黑毛还能下地拾柴，现在已经无法下地，全靠养女赡养。

　　陈林桃则患上了白内障，基本上眼睛已经瞎了，不能自理。幸运的是她还有儿有女，能被晚辈照顾。

　　“这些老人太需要关心！”北京红枫妇女服务热线的志愿者、心理咨询师姚悦去年曾探望过老人们，她至今难以忘怀：当和尹玉林老人告别后，老人为了能尽个礼数、送送客人，竟然不顾腿脚不便，以手代足，爬出院门！“太让人心酸了，她们受尽了委屈、太渴望温暖。”2012年10月12日，尹玉林老人逝世。

　　每次张双兵的看望，都成为老人们的节日。“她们找不到其他说话的人，跟我聊聊，心情会舒畅一些。”只要双兵来了，即使家里再不宽裕，老人们也一定要留他吃饭，擀面、烙饼，还要加个肉菜。“若是长时间不去，她们还会托人捎个口信来，让我去见见。”

　　在张双兵的努力下，一些民间组织开始帮助这些老人。香港惠明基金会每年给每人送去3000元的慰问金；北京红枫也会不定时地探望老人，送油送米送钱；日本一家民间支援会也曾在去年、今年给健在的老人各送上2000元慰问金……但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总额有限，老人们主要还是依靠每月一二百元的低保维生。“如果自己能种得动粮食蔬菜，这钱还够日常开支，但一生病就不得了，所以基本上她们都不去看病，因为看不起。”

　　链接

　　中国究竟有多少慰安妇？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认为，由于只要日军侵占的地方就有慰安所，而日军往往按照1:29至1:37的比例配备性奴隶，因此中国至少有数十万名妇女被强征去当慰安妇。

　　根据张双兵在山西的部分调查，每个日军据点平时至少有5、6个女人，最多时候超过10个女人。同样，日军战犯住冈义一在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交代材料中，也承认他在南温川据点一次就抓了10名女人。据调查，那时候被日本兵抓去的女人，少的关押10多天，多的关押一两个月，以每一据点每次抓捕5、6个女人，每20天轮换一批计算，一年内在一个据点被抓的女人预计超过百名，按1个县10个据点计算，1年1个县就有超过1000女人受害。据不完全统计，侵华期间日均占据过中国至少1000个县城的区域（其中仅山西就被侵占过80多个县），如此计算，在中国被强征为慰安妇的妇女人数恐怕更加惊人。

　　蒋铮

　　（原标题：慰安妇，不能愈合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