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关系

　　医患关系或许已成为当下最危险的一种社会关系。袭医、杀医以及医护人员收红包的报道此起彼伏。

　　每一个生命都应该是有尊严而且被善待，包括医生和他们的患者。医生和患者本不是天生的敌人，但如今何以成为“生死仇敌”？当医患关系被简单理解为消费关系时，双方的角色都发生了错位。

　　很多医生护士都非常“怀念”非典，在那种人人自危的特殊时期，“空前的危机使所有人变得简单，很多医生都感受到了空前绝后的职业荣誉感和价值，而医患关系几乎没问题”。

　　怎么办？

　　2012年4月28日，湖南衡阳第三人民医院南院发生杀医惨案，一名33岁的女医生被病人捅28刀致死。一年半后，异样的“仇恨”并未在两个家庭中磨灭：没有忏悔，也没有道歉，双方在各自的生活中艰难前行。这，只是中国医患关系紧张下的一幕缩影。到底是谁错了，又是谁让医生和病人成为生死对头？

　　在妻子被28刀捅死之后，一年多来，廖崇舟常常会从噩梦中惊醒，痛哭失声。每天早晨上班，他会习惯性地打开妻子的QQ号，用手摩挲着那个笑容依旧灿烂的头像，就像她从未离去。

　　“活”——这是他为妻子改的签名，一个具有复杂含义的名字。廖崇舟说：“我知道，她想活着，她不想死，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可是，那个凶手依然活着，这让他感觉很愤怒。那个名字，每次提起时廖崇舟都会狠狠地握紧了拳头，然后长舒一口气，再缓缓松开，说：“他不死，我无法面对死去的妻子。”

　　33岁女医生被杀 从未被遗忘的阴影

　　那一天，是2012年4月28日，星期五。廖崇舟起床很早，他拍了一下还在熟睡中的妻子，说：“小懒猪，还不起。”妻子迷糊中，答应了一句：“老公，再见。”然后就埋头再睡了。

　　这永别的一幕，在廖崇舟的记忆中流转了千百次。他们曾是朋友眼中的榜样：1999年认识，2000年开始谈恋爱，2004年结婚，2006年生下女儿珂珂，结婚8年，这对南华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夫妻，本来拥有别人艳羡的幸福。

　　然而，幸福在4月28日中午时分破灭。廖崇舟先接到了岳父的电话，说妻子在医院里被人捅了很多刀，让他赶紧来。颤抖的声音中，岳父报错了抢救医院的名字。十几分钟后，在路上的廖崇舟又接到了第二个电话，是妻子同事打来的，只有一句话：抢救无效，她去了。

　　等他到达时，警方已经在妻子工作的住院部门口拉起了警戒线。像大多数惨案的处理方式一样，警方在没有询问廖崇舟的意见之前，便把遗体送到了殡仪馆。

　　4月29日凌晨，他和岳父母一起，短短地见了妻子最后一面。那一瞬间，这个身高1.8米的男人的精神世界坍塌了。

　　继之而来的是愤怒，廖崇舟想到的两个字是“报仇”。可他能怎么做呢？凶手逃脱了。3天后，警方抓获了这个叫王运生的年轻人。近一年后，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运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运生提起上诉，目前二审尚未开庭。

　　一年多过去，廖崇舟仍无法平复内心的愤怒。他的妻子只是个医生，没有罪过，谁也没有权力夺取她年轻的生命。

　　怀疑医生治疗不力 病人连捅医生28刀

　　廖崇舟的妻子名叫陈妤娜，是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南院)的一名医生。2001年毕业后参加工作，生前在该医院工作了11年，遇害前，为医院住院部十二病区主治医生。仅仅一年半时间，那场杀医惨案在这所医院已经变得淡漠。11月6日中午时分，第三人民医院内只有一名保安坐在门边，打着瞌睡。陈妤娜遇害的病区人来人往，几位护士都是案发后才调来的，原有的医生和护士们，大多离开了这个曾经充满暴戾的地方。

　　据当日值班护士描述及警方的审讯记录，2012年4月28日下午2时许，陈妤娜正一个人在办公室写病历，其余四名护士因查房和备药均不在办公室。

　　一名戴口罩的男子来到办公室，见陈妤娜一人在，便从裤子口袋中掏出折叠式尖刀，朝其背部捅了两刀，陈惨叫一声，转脸看了王运生一眼，起身朝办公室门口跑，才走了两步便跌倒在地，王跟上去朝其颈部、头部、胸部连刺20多刀，致陈妤娜当场死亡。

　　当天，本不是陈妤娜值班。日志显示，她和同科室另外一名医生属于临时调班。廖崇舟解释，他们原本打算第二天去给姨夫过60岁大寿，所以找了同事换休，可却造就了一场躲不开的“宿命”。

　　去年4月29日，凶手仍然在逃，盛怒中的廖崇舟及家属拉横幅堵路，要求第三人民医院“给个说法”，其间，一名出租车司机向家属提供了重要证据：28日下午2时许，一名双手沾满鲜血的青年男子拦车，但因为车里有其他乘客而没有搭乘。经该司机指认，警方认定，现场戴口罩杀医男子即为王运生。

　　“医院骗我住院，随便停药、减药，之后，又说治不好了。治不好了，我就想报复他们。”一审法庭上，王运生振振有词。他没有一丝忏悔，让廖崇舟再一次濒临失控，他不明白，一个无辜的人被杀害了，凶手为什么觉得杀人有理？

　　“难道，这就是一名医生的下场？”妻子遇害后，廖崇舟果断地离开了供职十多年的医院，去了和专业毫不相关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

　　他说：“以前我会同情弱者，现在不了。这个世界让我越来越看不懂了。”

　　杀人者王运生 丈母娘眼中的他很老实

　　可身处衡阳市第一看守所的王运生，依然执着地认为：曾经，他掉入了一个“陷阱”，现在，他杀了医生，成功逃离了这场“陷阱”。在他眼中，医生让他住院、花钱治疗，最后成为不治之症，这是一场彻头彻尾为了赚钱的骗局。

　　王运生，在衡阳杀医案后，让所有医生闻之色变。可在王周围人眼中，他曾是一个恭顺的年轻人。

　　11月7日下午，本报记者探访王运生的家乡衡南县栗江镇上伎村塘家组。附近的村民很少记得起来这个叫王运生的人，可提起“杀医案”，却几乎无人不知。他的岳母郑啓红提起这个女婿，依然掩饰不住悲伤：“他是个好人，只是被病折磨得没办法。”

　　上伎村位于衡南县南部，群山环绕，出行不便。在这个1000多人的村庄里，王运生度过了孤单的童年。5岁时，父亲因为重病跳河自杀。之后，母亲带着他和姐姐改嫁到现在的家，妹妹则过继到亲戚家。

　　继父原本有3个孩子。新组合的家庭虽然人员众多，但王运生并没有感受到快乐。

　　11岁那年，王运生的母亲、姐姐、继父都外出打工。他的家，成了他一个人的世界。他得给自己做饭吃，做得最多的是蛋炒饭。有一年，他吃了半年继父为他种下的包菜。这样的生活维持了4年。15岁时，王运生初中毕业，他走出村子，外出打工。

　　王运生小学六年级班主任王一宋形容那时的他，是一个内向、个头不高、成绩中上等、上课不爱发言、不与同学打架的学生。岳母郑啓红的印象是：听话、内向，是个老实人。

　　郑啓红家离王家的房子也就500米左右，7年前，两家孩子都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就定下了婚事。“结婚后，两口子关系一直很好，从来不吵架。”郑啓红说。先后生了两个孩子，现在大的6岁，小的也已经5岁。

　　2010年9月开始，王运生的肺结核病成为这个家最大的麻烦。话不多的王运生就更少话了。“他一直觉得很内疚，成了家人的负担。”郑啓红说。虽然有新农合，但多年在外打工的王运生几乎没用过。

　　2012年4月17日王运生开始离家出走，电话一直打不通，直到4月21日，妻子帮丈夫交了50元话费才打通他的电话，王接通电话就挂了。随后，妻子央求王运生姐姐打电话问他在哪里，王运生讲“我在天上”。

　　在农村得重病就是判死刑 杀了人等于又判了一次

　　王运生说的“天上”在哪儿，郑啓红和女儿不知道。只是，她第一次感觉到了危险。印象中，王运生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曾说过：“如果我的病治不好，那个医生也别想好！”郑啓红劝他说：“哪有医生不好好看病的，你别乱想。”

　　其实，女婿的固执郑啓红是理解的。从小家里穷，打工挣点钱不容易，可是，一场疾病让这个25岁的年轻人陷入了绝望。“治这个病花了将近5万块钱，最后说做手术还要花3万元，这个钱实在是没有了。”郑啓红说。

　　郑啓红家的经济条件要好一些。可是，十年间郑啓红做了两次手术，案发前3个月，丈夫又因为肾病住院治疗，几乎将这个家庭掏空。王运生原本在广州做装修工人，发现染病后，曾在衡南县防疫站取过一些免费治疗肺结核的药物。但服用后经常失眠，他怀疑药物有副作用，便于2011年7月27日到衡阳第三人民医院看门诊，当时由医生陈文明接诊，随后安排陈妤娜做他的主治医生。

　　陈妤娜给王用了二线药物。据了解，在抗结核的治疗中，人们常把首选药物叫做一线药物，把由于某种原因需要更换到治疗方案中的药物，叫做二线药物。随着病情好转，王运生出院了，回广州装修工地继续工作，咳嗽痰多的毛病再次复发，在广州市增城慢性病防疫站检查被诊断为“耐多药性肺结核”，相当于绝症，没救了。

　　2012年春节前，王运生拿着一份在广州检查的单子给陈文明，说自己病情加重了，服药有耐药性了，埋怨陈妤娜用药不当。

　　花了钱，非但没有治好病，反而病情恶化成为绝症——在许多农村人的心中，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结果，“农民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医院怎么能没看好病，反倒看重了？”据警方透露，王运生袭击陈妤娜后，曾在科主任陈文明所住的小区附近转了一晚上，准备报复他。陈文明表示：“他杀人主要是认为治疗方案有问题。”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经衡阳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专家认定，该治疗方案符合医疗常规。

　　“后来病重了，都是我闺女出去打工，挣钱给他看病。再后来，王运生心理压力太大，觉得自己要死，就得了厌食症，连饭也很少吃了。”郑啓红说，“在农村没钱看病，绝症就等于判了死刑。现在倒好，他又被判了一次死刑，能死也是个解脱”。

　　“一个麻木的系统和一群麻木的人”

　　在衡阳第三人民医院的医生们看来，患者攻击医生不是第一次。一位退休老职工告诉记者，前年也有过一场杀医案，后来杀人者投江自杀了。但此事并没有得到院方的证实。同样，王运生杀人后，在湘江边徘徊了两天，他也想过用投江的方式去结束他的生命。至今，他依然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在当年一家门户网站的调查中，一度有4000多网友甚至认为“医生该杀”。这让曾是医生的廖崇舟试图反省：民众以为医生是强势一方，患者是弱势群体；而在医生看来，患者打骂医生，后者却不敢还手担心丢了饭碗，医生更是弱势群体。

　　医患双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廖崇舟眼中，妻子绝对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医生。一次抢救一位咯血病人，陈妤娜直接用手伸入病人嘴里，把血抠出来。“如果病人没抢救过来，家属就会怪医生，甚至有家属把尸体停放在办公桌。我去接她，她被吓得脸色苍白地逃出来。”廖崇舟说。

　　陈妤娜还遇到过与治疗无关的麻烦。因为病房问题，2011年9月一个晚上，一位患者拿着刀冲进办公室。

　　2012年3月，哈尔滨发生杀医案，当时廖崇舟曾给院办公室打电话，建议加强防范。可是，一个月后，妻子死在了办公室里。

　　“这么久了，没有一个卫生部门的领导来慰问过我们。他们只是关心家属会不会闹事。”廖崇舟说。

　　他问记者：“一个公安干警在工作期间，如果被人杀死了那么一定是烈士。可是，医生被人杀了就什么也不是。我的妻子，她可以成为烈士吗？”

　　“2012年以来，杀医案有7例；10年以来，发生了27例。”廖崇舟统计，“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医生活得这么窝囊。”

　　曾经，廖崇舟想呼吁制度改革更多地关注医生，但他现在不这样想了，在他看来，妻子的死没有引起任何改变。这是一个麻木的系统和一群麻木的人，“都只是在挣口饭吃，顾不上其他”。

　　现在，每天早上廖崇舟会送女儿去上学，每天下班后会陪女儿一起玩，这是他一天中的头等大事。一段录音，一个QQ，几张照片……廖崇舟打算为女儿留下来，成为母亲送给孩子的最后礼物。

　　等孩子成年了，他会原原本本告诉孩子妈妈是如何离开的。现在，孩子只知道妈妈去了天堂，她以为那是一个美好的地方。

(原标题：两个家庭 在死亡阴影下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