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简政放权的几个问题

　　本刊评论员

　　简政绝非怠政。简政的宗旨是要强化市场，而非在形式上追求“无所作为”或“拒不作为”

　　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简政放权成为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工作。近日，在就任以来第三次由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共同参与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更是明确提到了对民营企业家“不仅信任，还要依靠”。

　　简政之核心，在于降低因为政府的参与而造成的过高的市场交易费用。

　　合理的交易费用可以维护正常市场秩序，对交易的达成甚至有润滑或促进的作用。但是，交易费用过高会侵蚀企业利润，降低企业投资意愿，尤其是降低对利润信号更加敏感的民营企业投资水平。

　　一些繁复的行政措施，理应在清理之列。

　　举例来说，路政及交通管理部门为维护道路交通设施和保障行驶秩序收取适当的费用，或对违规行为予以处罚，这有利于行驶的安全。可前几年被揭露的公路收费站过于密集，已经到期的收费公路超期继续收费等现象，以及近日央视报道的商丘等地交通执法部门为了用100多公里道路的罚款来养活200多人而随意执法胡乱罚款，甚至让司机冒险跨越公路护栏去交钱，这些“行政行为”的目的及后果已经与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完全背离。这样因人设政造成的交易费用畸高，须坚决简掉。

　　但应强调，简政绝非怠政。简政的宗旨是要强化市场，而非在形式上追求“无所作为”或“拒不作为”。

　　正如李克强总理反复强调，“‘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简政下的“管”，是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灵活性与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来管，政府无法直接有效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通过向市场采购的方式来提供。这不仅强化了市场的功能，还能让政府节约和集中有限的行政资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彰显、公序良俗的维护、环境安全的实现等关涉民众根本利益的重大事项做好“托底”工作。

　　放权有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比如原先由中央审批的事项下放到省。二是政府向社会放权，比如取消审批项目，由市场与社会主体自行决策和备案。截至2013年11月初，国务院已下令取消或下放334项行政审批。

　　放权的基本逻辑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往许多审批权限集中在中央部委手中，目的虽然是为了加强对地方行为的监督，避免地方政府盲目的投资冲动以及由此造成的重复建设和浪费，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央部委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不如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只能通过地方政府自己的上报来了解。

　　在作横向比较时，其决策的依据难免出现“异化”，诸如，“哭声大的有奶吃”，以及所谓“跑部钱进”的现象。

　　审批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推卸责任的过程，地方政府在拿项目时积极性高且受益大，但运作项目失败的责任，部分却要由处于信息劣势但作出审批决策的中央部委来分担，因而地方政府有动机去选择性地忽视长期风险而着眼于短期好处，造成过度投资。

　　放权的同时还要定责。放权不是说中央放弃对地方的监督。恰恰相反，由于地方要承担更重的责任，中央在进行事后监督、评估乃至处理时，可以更加客观和坚决。

　　定责之后，还应加强地方权力机构对政府职责的过程监督。地方人大和政协等机关，相比于中央部委，拥有更多地方性的知识与信息，有更便利的条件开展好过程监督。

　　政府向社会放权，也是为了让市场和社会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拥有更大的决策自主权，从而具备更大的活力。今年以来全国各类企业登记数比去年同期增长25%，其中民营和个体企业增长37%，带动了民间投资以23%左右的速度增长，放权的效果可谓已初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