兑现改革承诺就是兑现中国未来

　　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的首次中央政务会议。这次会议的内容很丰富，其中最为关键也最引人注意的表述，是强调“必须兑现已部署的各项改革承诺”。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未来改革做出的总体部署，可视为这个国家与未来的一份约定。履约的意义之大，难以用只言片语来描述，关系的是一个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倘若没有正确的改革目标，许多事情很可能会南辕北辙。但光有承诺却兑现不了承诺，则无异于空中画饼，难以充饥。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兑现改革承诺的强调，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必要性无须多言。称其“及时”，是因为高层洞悉改革现状，以及对未来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某些问题有担忧、有警惕——故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即提出要求“兑现承诺”。

　　前些时候，媒体对政令不畅问题多有报道和讨论。舆论之所以聚焦这一问题，不是凭空制造议题，而是现实如此，令人无法忽视。政令不畅的原因，是相关政策触动了一些部门或个人的利益，于是，抵制政策的执行成了一些人的本能。推动改革的难处由此可见，改革承诺能否真正兑现，全在于此后的努力。

　　自1978年始，当代中国的改革历史已有35年。这个过程中，有许多的经验，也有不少的教训。教训之一，即是一些改革任务既定，却没能得到很好的实施。其结果，有的是错过了改革的最好时机，有的则是在各种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中踟蹰不前。改得过慢或改不动，伤害的都是这个国家的整体利益。

　　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则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如何能起“决定性作用”呢？其中要义之一，就是要厘清政府职能，去除政府之手对经济运行的不当干预。

　　其实，去除扭曲的干预已经讲了很多年，但改革成果一直不如预期——对于此前改革的承诺而言，这算是没有真正兑现，也说明了“自我革命”之难。审批权在手的人，哪里舍得轻易放弃审批权力呢？在权力即意味着利益的特定环境里，改革容易受阻，再正常不过。因此，在深层次里，改革不仅要改目前可见的目标，还要改变权力即利益的某些不合理环境。

　　国企改革的迟缓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中最为人诟病的问题之一，就是不合理的垄断。也正因此，关于“非公经济”发展的政令一再出台，但结果一直不尽如人意。民企的“玻璃门”至今仍是现实问题。症结在哪里？就在于既得利益主体对改革形成了阻力，而一些改革任务的实施者，既没有勇气，也缺少智慧和魄力去消解这类阻力。

　　从过往的教训可以看出，倘若有目标却缺失执行，有承诺却不能兑现，那么代价往往会很大。其一，改革本身失败或不到位，就是重大损失；其二，民众对改革信心会受挫，对改革前途或会产生失望感——而信心是何等的重要；其三，政府的公信力建立于对承诺的履行，改革承诺兑现不了，自然也会伤及公信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下的基调是全面深化改革，并提出到2020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改革的任务相当艰巨，是为一场“大考”，也意味着兑现承诺的责任相当重大。这既要求政令畅通，党政系统上上下下皆要知行合一，勉力为之。同时，也要借助期许改革改变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一起监督推动各项改革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