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50年变迁

2013年11月18日03:19  南方都市报

  调查·病史

  11月12日,台风海燕突然来袭,广州气温骤降,一夜入冬。大量身体机能失调的城市人,对骤然变化的天气丧失抵御能力,涌进了广州市的大小医院。广州市卫生局统计信息显示,2012年,全市医疗机构提供了1.27亿人次的门诊、220万人次的住院服务。照此计算,每天全市数万名医务人员需要提供门诊服务的人次超过34万,每逢天气变化、传染病盛行时,全市日门诊量将达到40万-50万人次。这些数字的积累,每日午夜12时后清零重计,周而复始。南都记者走访老中青三代医生,听他们讲述不同时期的行医经历,以期还原医患关系变迁史。

  A和谐年代

  动荡年代里的信任

  1964年就从医的李佛保是中山一院的骨科泰斗。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荡、贫瘠的岁月里,医生的社会地位很有保障。岭南民间俚语称之为“医生、司机、猪肉佬”,这三类不会挨饿的人,在市民中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

  那时候大家对医生都挺尊重,“大家都穷”,但也会将一些并不寻常的鸡鸭鱼肉送给医生。

  1966-1976年动荡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医务人员群体也在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之列。即便在那黑白颠倒的时代,批判大会上一片打倒、肃杀之声时,每有医务人员被揪斗,台下却总会有群众高呼“不该杀”。

  “为什么?因为医生治好了群众的病”,李佛保表示,那时的患者对医生充满感激和信任。病人不少,医生的工资水平跟其他行业一样,都不高。他觉得“那会儿要求比较低,家里也过得去”。

  医德在那个讲求奉献的年代,也是没得说,“任何天灾人祸,医疗队都会上阵。”李佛保认为,医德,在绝大多数的医生身上,依然得到了保留和继承。现在发生自然灾害后,冲在最前面的依然有医务人员的身影。

  限号规定下的平和

  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医疗领域市场化,计划经济时代下由政府统包的医院需要向市场要效益时,全国的医疗机构都曾有过相当长时期的茫然、无所适从。有的医院开始拓展院外三产,有的医院开始办印刷厂、被服厂解决全院职工的生存问题。但当时基层医疗机构承担了相当部分的医疗任务,没有出现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医患关系还是和谐的。

  带着对医生职业的喜爱,高聪1982年从中山医科大学毕业后,来到刚刚挂牌成立的广医二院,称为一名神经内科医生。

  当时,国家卫生部专门出台相关规定,限定挂号数量,半天门诊限定的号数是15个,每个号的诊疗时间得到充分保障。

  病人前来看病,手上拿着记账单,基本不用掏什么费用。三级医疗制度也还完善,小病小痛的,在基层街道的卫生院就能解决。到大医院就诊的都是相对严重的病号。“医生不用去考虑患者欠费、逃费的问题,工作比现在单纯得多”,高聪说,当时工作也很辛苦,但医患关系是和谐的,行医环境是安全的。

  B医患失信

  分诊制度的崩塌

  随后,医保覆盖面扩大了,分诊制度却崩塌了。上大医院看病的病人越来越多,半天门诊,患者数起码都在100人以上。不少老病号是过来复诊的,更多的新病号从外地涌入广州。出诊时,高聪得带上一个出诊团队进行接诊方能应付。真正需要经过专家来鉴定、诊断、收入院治疗的患者比例越来越低。大医院的医务人员越来越辛苦。

  今年,高聪科室的护士走了好几个,医生队伍相对稳定些。

  李佛保认为,医患关系明显变差发生在最近这十几年。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医疗体制不健全,政府卫生投入过少,医疗保障不完善,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的没落,诱发了“看病难”。

  他的家乡梅州五华县县医院,曾经医疗水平并不低,很多大手术都可以做,但最近他回家乡义诊,却发现这些手术都做不了了。“为什么呢?有些人走了,有些人老了”,他说,县医院的工资水平跟不上,有才能的人都跑到大医院去。继而,为了追求更好的医疗效果,百姓会更愿意去上级医院求诊,造成三甲公立医院更拥挤、看病更难……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李佛保感叹,“广东都如此,那更偏远的地区呢?”他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一步就是提高基层医院医护人员待遇,加大财政投入,帮助基层提高诊断水平。

  在李佛保看来,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全国范围的通盘有效解决,是造成目前看病难问题的症结所在。

  举证责任倒置的激化

  20世纪初,医患矛盾开始涌现。“整个社会、民众都处于急功近利的浮躁状态”,高聪认为,目前的医患矛盾并不比其它领域的矛盾更突出。

  2002年,为了应对开始出现增长苗头的医疗纠纷。我国出台了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倒置的相关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催化了医患之间的矛盾。因为发生纠纷后,患者可以提出质疑,医生要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没错。

  医患间失信的大背景下,医生在应付100多个门诊病人时,只能尽可能全面地进行排查,把程序上的正义做充分了。

  “医患失信,损害的肯定是更多病人的利益。而辱医、伤医,肯定影响的是当天其他病人的利益。”高聪表示,一个医生一大早被病人一通乱骂,看其他病人时的水平都会受到影响。

  即便是医院同事公认最和蔼、最没有家长作风的医生,高聪也要开始面临病患、家属的恶语相向、人生攻击。一个老人康复出院了,费用比其自行计算的多出几百块钱,老人家就动怒了,张嘴就是医生‘冚家铲’。31年来,有精神病症状的患者诊疗过程中一言不和,一把推开她;有患者向她挥舞过拳头,有的甚至拿起了棍棒,但那毕竟是少数。

  C矛盾升级

  一道难言的面试题

  从医15年的宋兴旺,2006年来广州求职,医院面试的一道题目,就是关于医患纠纷的处置。

  2007年,还处于全院轮转的他,就在急诊室里遭遇到自己生平第一次医患冲突。一名30多岁严重脑出血女病人被送到医院急救。一个满身文身的男子冲进急诊室,一把揪住正在进行抢救病人的他,看了他的身份标示牌后一通叫嚣。

  宋兴旺随后知道这个男子是被抢救对象的丈夫。没太理会这场无厘头似的闹剧,宋兴旺继续抢救病人,但心情糟透了。患者最终被送进ICU继续治疗,病情过于严重最终死亡。那个丈夫留下一堆医疗欠费走了,费用得医院、科室、医生来承担。

  “当了医生,得习惯以前的同学、朋友收入、社会地位比你高出一筹。但做医生的职业成就感,还是要比其它行业领域要强得多。”

  宋兴旺还是很喜欢医生这份工作,“整个社会都欠缺信任,医患之间并不比其它领域更差。”

  医患失信和整个社会的信任缺失有关,也和媒体不无关系,宋兴旺认为,“不能到需要医生的时候,说我们是白衣天使,需要攫取眼球时,就一味将同情、关注的重点放在患方,应该理性、科学地处理。”李佛保也认为,部分媒体存在没有得到医院解释,或出于同情弱者而歪曲事实的情况。

  一次不能释怀的被打

  20年前报考大学,张宁把所有志愿栏都填上了医学专业。从医15年后被打,张宁已听不清水银血压计的声音。

  2012年盛夏,张宁在急诊室坐诊。下午3时,一对姐弟推门而入。姐姐名叫阿玲,有多年癫痫病史,“老病患,好些科室的医生都认识她”。

  几分钟后,因为一个“青霉素到底需不需要皮试”的问题,阿玲和张宁争辩起来。阿玲越骂越凶,导医进来帮忙解释。担心刺激到阿玲,张宁上前提醒导医:“她有癫痫病史,别跟她吵”。这句话被患者认为暴露了隐私,张宁立马遭到一顿毒打。

  张宁似乎已经遗忘了当时被打的场景,“只感觉到一个黑影过来,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全身多处软组织擦挫伤、脑震荡、左鼓膜穿孔、右眼球结膜损伤———这是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伤病诊断鉴定书。这次经历,除了让患有心脏病的张宁当时出现心脏室颤外,还造成她左耳听力下降,“水银血压计的声音总是听不清”。而据张宁的同事回忆,“当时她后脑勺撞到玻璃上,玻璃变成了Y字形。搞不好就扎到颈动脉”。

  事情过去一年多,张宁被调到门诊内科,她的生活逐渐恢复平静。尽管患者本人曾跟张宁道歉,但对于无缘无故挨的一顿打,她仍不能释怀。“在急诊科待了十年,里面的医生护士基本上每人都挨过巴掌。像我这么严重的,还是头一次。有时候想起来还是很气,真想把当初打我的人暴打一顿。不过,这些只能是气话。再遇上那家人?我肯定躲得远远的”。

  一片声讨暴力的声音

  上个月,医院ICU主任熊旭明被打伤,前往探望的高聪把愤怒之情全都转化成了一条微信。与其他医务人员的微博一道,汇集成了广州医务人员声讨医疗暴力的主音。“那时,80多岁的老母亲劝我别干了,她来养我。想想也不可能。”

  感动还不仅来自于家庭,媒体报道中提及到了高聪的名字后,患者、家属纷纷打电话来声援。事发后的第一个专家门诊,一名80多岁的老人走进诊室,不为看病,就为告诉高聪,“谁敢打你,我跟他拼命”。“正是有这么多人认可医生的付出,许多喊苦喊累的医生才能坚持下来。”

  “医患关系应该是一种契约关系,共同应付疾病的契约,但没有医生能承诺一定治好”,高聪表示,生命科学许多未知的领域,注定了医学的局限。“但现实问题是,很多人只看见了生,没去理会人会死亡这一自然规律。当医生尽了力量但救不了病患时,患者及家属需要坦然面对这一现实,也要承认医生的付出。”

  高聪说特别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学医,这里面有医生考评体系上的原因,医疗行业压力过重的因素,也有现实行医安全上的考虑。

  一切还在继续

  11月12日上午7时,广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教授高聪就出现在其管辖病区的病房里。全病区50个病人,早已习惯了这个干练的小个子女主任这个点就到医院查房。如果哪天8点才到,患者会觉得她迟到了。

  一个小时后,广州医科大学另一神经内科病区医生宋兴旺,走向门诊。37岁已然副高职称的他,需面对40个已经挂出的预约号。如果没有托情加塞的病人,结束门诊的时间应该是在中午1时。

  珠江对面,中山一院74岁的骨科泰斗、领导保健专家李佛保,也准备开始专家门诊。现在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患者,削尖脑袋地想找教授看感冒。

  5公里开外,海珠区某公立医院门诊内科医生张宁,也开始了上午的接诊。全天门诊量约170人。

  上午11时,海珠区某公立医院门诊内科。

  “医生,我鼻子为什么是黄的?”满嘴烟味的年轻小伙眼巴巴望着医生,想要得到一个答案。张宁笑了笑,接过病历仔细看了看。

  “平时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有。”

  “应该没什么事,如果不放心,去耳鼻喉科看一下吧!”

  看到小伙满意地离开,张宁开始爆发:“我怎么知道他鼻子为什么黄?连这种事情都来问我!”

  门诊内科是一个相对清闲的科室,它不太关乎人命,但却非常繁琐,“不知道去哪个科室看病的都会挂个号来这里问一下”。对每个前来问询的人,张宁都展开笑脸,“希望能尽量给每个病人满意的答复”。但一脱下白大褂回到家,面对丈夫孩子的笑脸,张宁却不愿再多说一句话。

  8小时,170个病例,平均不到3分钟要看完一个病人。这样的节奏让张宁无法喘息。

  “曾经想过再也不当医生了,但是我放不下这份职业”,20年前报考大学,她把所有志愿栏都填上了医学专业,“那时觉得治病救人很有本事,现在不为什么,就是单纯喜欢当医生”。

  受访医生

  李佛保 74岁

  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从医49年

  高聪 55岁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从医31年

  宋兴旺 37岁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从医15年

  张宁 37岁

  某综合医院急诊室内被攻击受伤后转入门诊,从医15年

  (原标题:医患关系50年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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