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

　　谈深化改革

　　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

　　公共资源将由此均等 国企上缴更多将会藏富于民

　　蔡洪滨认为《决定》从经济领域来看有五个亮点。首先就是更加清晰地明确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决定性作用不仅是基础性的，还是首要的。这意味着政府的主要作用是保证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而不是代替或者超越市场的力量。另外四个方面的亮点，一是明确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目标；二是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放在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并创新国有资产管理理念；三是将财税体制上升到了国家治理的高度；四是表示要采取措施全面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和土地权利。

　　决定》提到要提高国企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到2020年达到30%，在蔡洪滨看来，这更加体现了国有经济的本质含义，亦即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所有的经济。“国企30%利润上缴公共财政，最直接的作用是国家有更大的财力用于公共开支、社会保障等方面，也可以降低财政从非国有经济和民间汲取的资金，藏富于民。”

　　另外，这次《决定》对国有资本、垄断行业也提出了要求，如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石油、电信等领域实行价格改革，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设立中小银行等，这些都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内容。蔡洪滨认为，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可以用市场倒逼的手段来推进垄断行业的价格改革。这能够刺激国有资本管理水平的提升，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同时这个过程也是民间资本获得公平权利的一个过程，并最终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合理划分事权解决资源错配

　　决定》中提出要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蔡洪滨表示，要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建立和完善基础性财税制度，明确中央事务和地方事务的边界，并通过合理划分事权重新确定财力配置，再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优化税收划分和转移支付制度。

　　但蔡洪滨强调，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并不是将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决定》提出，“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业，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所谓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是要解决财税资源错配的问题，把责任与公共支出更有效率地联系起来，同时更好地保证公共资源的均等化，与权力向中央集中并不是一回事。

　　针对有人担心“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会不会造成地方政府扩大赤字的问题，蔡洪滨也予以否认，称这是一种误解。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的建立主要是为了让地方政府能够更加科学地对财政支出进行合理调配，避免因当年实际支出与预算出现差异时，政府的一些临时性决策所导致的不良后果。

　　城乡差距扩大是转型副产品

　　这次三中全会赋予了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并明确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城镇化的主要障碍。

　　蔡洪滨表示，“城乡差距扩大是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的一个副产品”，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要让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权利，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的流转和入股等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等；二是要积极创造农民参与现代化进程的环境，对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以及大城市的户籍开放区别对待、因地制宜，兼顾政策目标和现实条件，能够扎实地推进城镇化进程。 实习记者 孙文文 J192

　　蔡洪滨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学生，他表示，这次三中全会从六个方面对未来的改革进行整体布局，可谓全面。另一方面，对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市场主体的平等权利、政府治理的科学定位、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等多方面破题是多年来最为具体到位的，可谓深化。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