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轮驱动”打破“过剩怪圈”

　　必须真正打破“有形之手”的不当干预，才能从源头遏制“过剩怪圈”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何欣荣杨毅沉陈钢

　　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已经出台月余，针对当前我国部分行业供过于求矛盾突出，提出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四个一批”化解产能过剩的思路，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地方政府正摸排情况，陆续开出药方，遏制产能盲目扩张。

　　国际上衡量产能过剩一般采用产能利用率指标。部分欧美国家将79%～83%的产能利用率视作正常水平，产能利用率低于79%表明存在过剩现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所有工业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为78.6%，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一些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工业平均值。

　　在北京、上海、山东、福建、湖南等省市调研采访中，基层干部和企业界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相比于单纯的“压指标”，“四个一批”力求“长短兼顾”，思路正确。但部分受访者担忧，如果没有进一步的细化措施，“四个一批”在落实中会否因为过度“计划”而变成“拉郎配”？

　　如何尽可能运用市场化手段将政策落到实处？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认为，应遵循“市场形成的过剩产能由市场化解，非市场因素形成的过剩产能由政府主导化解”的原则。从长远看，为避免陷入“过剩、干预、再过剩、再干预”的怪圈，必须真正打破“有形之手”不当干预，从源头遏制“过剩怪圈”。

　　产能过剩存三大争议

　　从上述产能利用率指标来看，产能过剩在我国工业领域普遍存在，在部分行业比较严重。采访调研中，记者了解到，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产能过剩引发的“阵痛”已显现，由此形成的经营压力仍在进一步加剧中。

　　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行业来说，怎样算是产能过剩，社会各界的看法并不统一，有些方面甚至争议较大。

　　有的认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不必惊慌失措；有的认为当前产能过剩问题是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最棘手问题，如同洪水猛兽。目前各界关于产能过剩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产能过剩到底“谁说了算”？有专家认为，当前对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程度，缺少统一的数据支撑判断。比如钢铁产能方面，有关部门与行业协会各有一套数字；新兴产业方面，相关统计未区分规划产能和实际产能，不能反映实际情况。此外，部分“上位企业”宣扬产能过剩，其动机是为了阻止别的企业进入该行业。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说：“在一些领域，由于政府实行审批制，一些‘挤上车’的企业老是喊产能过剩，而没挤上车的企业还看到车里有空位呢！”

　　对此，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提出，未来将建立全国统一的投资项目信息率，充分发挥信息化在市场监管中的作用。

　　二是绝对过剩还是阶段性过剩？典型者如重卡行业，根据规划“十二五”末我国重卡产能将达到280万台，而目前的最高年销量不过130万台，很多人为此惊呼重卡产能“严重过剩”。但潍柴动力执行总裁张泉对重卡的过剩问题表现坦然：“从以往经验看，重卡的需求波幅是GDP的两倍。高峰时潍柴一个月的订单达到7万台，低谷时只有1.7万台，企业到底按照哪个数字准备产能呢？我们相信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国经济消化重卡现有产能不是问题。”

　　上海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也认为，与传统产业不同，一些新兴产业属于阶段性过剩，资本进入并储备一定产能，说明产业存在突破发展的可能，如果国内需求真正打开，“今天的过剩将成为明天的希望。”

　　三是过剩的产能是包袱还是财富？压力之下，一些人视过剩产能为社会包袱，相关行业受到“歧视”。上海一家光伏企业负责人反映，该公司今年一季度在日本市场的销售额是去年全年的2倍，但银行仍然不断收缩信贷，今年上半年就压降贷款规模7亿元。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产能过剩是“财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当前累积的巨大产能，是数十年投资的成果，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财富”。考虑到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向实体经济回归，我国更不应该轻易否定已形成的产能优势。比如我国当前的钢铁产能虽然很大，但人均钢铁存量只有美国的1/5，继续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以及国防现代化，都离不开钢铁这个硬通货，化解产能不应矫枉过正、自弃优势。

　　找准过剩症结

　　尽管从某种角度来看，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而且，适度的产能过剩，能激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动力。不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说，我国的产能过剩，除了市场竞争外，还有体制机制的原因。突出表现为地方政府因经济发展冲动，以土地、税收优惠和财政资助等方式干预市场，引发部分行业过度投资。

　　工信部产业政策司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认为，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除市场因素外，还有体制机制、管理方式、发展方式等深层次原因。特别是土地、能源、资源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难以有效发挥；集中审批管控竞争行业发展的方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规范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则、环境不够完善；产业集中度低，没有形成由优强企业主导的产业发展格局等。

　　记者采访了解到，非市场因素形成的过剩产能对实体经济危害大，光靠市场难以化解。以钢铁为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所长赵昌文认为，我国钢铁产能已达到10亿吨左右，足以满足“十三五”时期的需求，钢铁工业正陷入严重过剩、绝对性过剩。造船行业也是重灾区。浙江台州100多家中小船厂，正常经营的只剩下40余家。

　　一些新兴行业也因产能过剩遭遇煎熬。曾经“风光无限”的LED企业，去年利润普遍下滑50%以上，成为股市上的“变脸王”板块，广东中山的LED企业主甚至发生“跑路”事件。

　　山东能源集团董事长卜昌森说，由于需求放缓、产能过剩，今年煤炭价格从去年的每吨近900元，一度下滑至600元左右。即便如此，也只能说煤炭行业进入了“深秋季”，“寒冬期”还未到来。因为过去“黄金十年”内大量投资形成的煤炭产能还会继续释放，而美国页岩气革命、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等又对煤炭需求形成了抑制。

　　受市场力量持续倒逼，不少地区已经主动“压指标”，设法消化过剩产能。记者在东部某省采访时发现，该省原有钢铁产能6300万吨，今年计划压缩产能20%。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破解“过剩困局”

　　由于我国产能过剩成因复杂，单靠“有形之手”或“无形之手”都难以解决，宜逐步建立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化解方式。金碚认为，正由于成因复杂，所以化解起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能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浮躁心态。在化解过程中，要吸取之前的教训，通过改革更多地让市场发挥作用。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退出平台和退出援助。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介绍说，包括钢铁在内的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国有企业占比很高，资本流动性差，宜建立适应大宗交易的第三方平台进行产权交易，方便过剩产能退出。山东钢铁集团董事长任浩说，集团旗下的济钢淘汰6座350立方米高炉后，仅富余人员人工费用每年就达10.8亿元。在缺少援助的条件下，淘汰难度越来越大。

　　赵昌文建议，对于产能过剩问题应该根据各行业的发展情况，动态进行政策评估和监督。从长远看，需完善市场体系，理顺政企关系，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只有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职能真正转变，才能防止发生新的产能过剩。

　　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杜绝地方补贴现象。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江飞涛认为，在依靠市场力量化解产能过剩方面，重点是加快要素市场改革，把重要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让位给市场，让要素市场从政府的分割管理状态进入到市场化、规范化的运作状态。比如明晰土地产权，深化土地市场的改革，理顺土地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从根本上杜绝地方政府通过低价甚至零地价供地为企业提供补贴。

　　此外，在产业政策上也需要实现两大转变。一是从当前的“扶大限小”倾向转为对企业研发和创新的普遍支持；二是产业政策由“生产者优先”转为“消费者优先”，通过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与“客户驱动机制”，推动产品质量、功能与附加值的提升，让市场来倒逼生产企业进行调整。

　　改革考核体系，引导地方政府树立科学“政绩观”。地方领导干部的“GDP挂帅”情结是造成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陈文玲等专家建议，要下决心改革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不再将GDP作为提拔干部的主要标准，逐步加大如人均收入、人均绿地面积等民生、生态类指标的考核力度。同时，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为依据，将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科学化、法制化。

　　“需谨防地方政府上马项目是政绩，淘汰项目也是政绩的观念。否则，就会陷入越干预越过剩、力度越大反弹越快的怪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专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