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有着这样的一群人：白天，他们在街头游荡，衣衫褴褛；晚上，他们隐匿在角落，没有人知道他们从何而来，也没人知道他们走向何处。他们选择在自己的世界中流浪，或为了家的重塑，或为了精神的幻想。然而随着“井底人”的报道，生活在阳光下的人们开始关注他们，甚至于正视他们，于是“井底人”王秀青的生活改变了。但是，其他人呢？

　　与王秀青不同的是，年过六十的河南籍“井底人”全友芝流浪北京仅是为了给自己和儿子攒钱。井底生活曝光后，当地政府改变了她的生活：接她回去、帮她体检、给她安排工作……政府的这种介入是否能够让她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

　　就当人们还在关注着“井底人”人生命运的时候，北京青年报记者又发现在朝阳区亮马河的水闸上有一间小木屋，在那里还在延续着流浪者在北京的故事……”

　　“井被封了后，当天夜里我又回去看过”。在河南民权县北关镇张道口村，自己的老家，全友芝说起住了多年的那口地下井。在她的回忆中，选择从河南农村来到北京，只因此前寻子时曾到过此地。

　　不过，现在从北京回到河南农村，却是因为媒体对她的报道后，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接她回乡。在这个县城的广场上，全友芝讲述着自己在河南与北京之间游走的故事，旁边站着的是老家村子里的工作人员。

　　“一个人操持家，又在外打工挣钱，还想着帮大儿子娶媳妇。”全友芝的邻居说她是一个“能干”的人。

　　养病的老太 头发“变”黑了

　　12日，河南民权县县城广场，有风。

　　全友芝穿着防寒服，坐在那里，脸上没有了流浪时的污泥，精神也不再困顿，而最为明显的是原本花白的头发，已经染成了黑色。

　　她的右手背上还粘着止血棉和胶带——回到河南以后，她一直住在医院里养病。经历了媒体的采访，接着井被封死，“搞不清状况”的全友芝自称受到一些惊吓，身体不舒服。家乡政府工作人员来北京接人时，她正在一家诊所里输液。她说，自己早年患有心脑血管疾病，井口被封后，一度头昏。

　　全友芝说回来的时候，原来的衣服没有来得及带走，已经永久地留在了北京。她现在这身衣服是回老家以后自己花钱买的，总共100多元。

　　说话的时候，全友芝总是有意无意地向左边看——大约10米以外，还有一个人，手里拎着材料，那个人是村子里的工作人员，材料是她看病时的病历。

　　村里工作人员说，考虑到她年纪大，住井多年，身体可能有些问题，所以安排她进行体检。目前的体检结果显示，全友芝身体并无大碍。只是因为曾患过心脑血管疾病，加之来回奔波，身体有些不适，现在就等她养好病，然后就工作。

　　旧身份证没了 新身份证在补办

　　早在决定接全友芝回家时，当地政府部门已对她未来的生计进行了商议。出于各种考虑，他们最终决定在乡镇的一家敬老院给全友芝提供一份食堂做饭的工作。

　　全友芝并没有太多的生存技能，体力也不比年轻人，食堂帮忙的工作较轻松，离她的村子不远，又能管吃管住。全友芝告诉北青报记者，对于新的工作，她很愿意接受；但目前，她要先养好病，然后再上班。

　　全友芝说自己以前的身份证已经丢了。在她的嘴里，身份证对于一个流浪者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无论是拾荒还是捡瓶子，都是不需要用身份证的。而这次她能登上回老家的火车，也是当地政府给她办了一个临时证明。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当地政府联系了相关部门，正替她办理新的身份证。

　　根据户籍登记信息，全友芝的年纪是61岁，但她口中的自己属猪，今年已经67岁，接近古稀之年。由于她的身份证已经丢失，至于最后她到底“身份”如何，只有新的身份证补办出来后才能明确。

　　曾经去过 所以记住了北京

　　之所以选择到北京流浪，全友芝说只是因为自己曾经去过北京，在那里寻找自己丢失的儿子，于是她记住了北京。

　　而这段寻儿之旅，在全友芝的嘴里富有曲折性和故事性。据全友芝说，20年前，她的长子告别父母外出打工，但长子离开后，就再没有传回消息。村里人说，孩子肯定是丢了。

　　全友芝不愿意在家苦等，开始了外出寻子之路。全友芝去过郑州和商丘，没有任何结果。然后，她将寻子的网络扩大，从东北到西北。她说，自己去过很多城市，哈尔滨、齐齐哈尔和包头。

　　2001年，丢失的长子最终被找到。被发现的地方，就在距离村子近200公里的一座城市。“18岁他走丢，丢了8年”，全友芝说自己大儿子失踪的原因是“被黑砖窑控制”，8年多的时间几乎都在砖窑里卖苦力，现在已经38岁了。

　　也是在此期间，她来过北京，后来打工也就把目的地选择在了北京。在全友芝的介绍里，她的大儿子智力有问题，而之前她曾说过自己大儿子的精神状况不是很好。

　　住在井下之前 曾经有固定工作

　　全友芝曾在北京对记者说，她在井下生活了20年；现在她所说的与当时并不一样。

　　早在2006年之前，全友芝便已经来北京打工了，那个时候她并没有住在井下，而且她还有了一个固定工作。刚到北京，她去劳务市场找活儿，一个远郊区县的绿化队需要人手，她答应了，跟着一群人过去。“把土装进花盆，撒下种子，培养花。”全友芝说，绿化队里的工作多是培育花草，有时候她也负责修剪和浇水。

　　但绿化队的活儿并不是每天都有，工资也是按天发，一天70到80元。没活儿的时候，她就坐车来城区一些繁华的路段捡拾别人丢弃的瓶子。

　　2006年左右，全友芝来到了丽都公园附近，附近一所学校的外籍校长不忍她生活艰苦，安排她打扫学校的操场，包吃包住，她做这份工作近一年。

　　据全友芝说外籍校长离开学校后，她也离开了这所学校。最初她住大桥下，也曾经住过街边。夏天的时候，没活儿就来到城里捡瓶子。她走累了，就在路边休息，夜里就找个天桥，寻一个合适的地方睡一觉。有一家24小时经营的餐馆，食客多时，她就坐在里面休息，等人少了，她就找机会趴着睡一阵。“没有人赶过，”她一度觉得住在这家餐馆是最好的日子。

　　井底，省钱的驿站

　　后来，全友芝在丽都花园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自己临墙搭了间小屋，材料都是用她捡来的废旧广告牌和塑料布。住在自己盖的小棚子期间，一个来自哈尔滨的老太太和她住在了一起。

　　2007年前后，棚子被拆了。她自己注意到路边的地下管道，打开井口看，里面挺干燥，就下了井。“就考虑暖和，没想那么多”，全友芝说，无处可去后，她选择住井，既能省钱又暖和，对于住井可能有的危险，她却并未考虑。

　　住井下时，全友芝尽量不引起周围居民的注意。早上5点多起床出门，夜里9点多，街上人少才回来。“周围的清洁工和保安问我干吗，我就随口答，是要饭的，别人就不搭理我了。”她说。

　　此前住过多年的哈尔滨老太太也跟着她下了井。后来，哈尔滨的老太太回了家。一个月前，一起在绿化队工作的一位老太太打听全友芝住哪儿，为了省钱，那位老人跟随她也住进了井里。井被封的前夜，有人来通知过她，井里不让住人了，全友芝担心，次日凌晨带着一些她认为值钱的东西离开了。“井被封了后，当天夜里我又回去看过”。井被水泥封死后，全友芝趁着夜里没人，又悄悄回去看过井口，她说，绕着几个井口转了几圈，然后还是离开了。

　　全友芝回忆，在住井期间，有人来问过她是否需要救助。去了救助站，她最终还是选择离开，捡瓶子和绿化队打散工都能给她带来收入，她需要这笔钱。

　　至于为何来北京打工，又为何如此地省钱？全友芝只是说，几年前自己因心脑血管疾病做了手术，欠下2万多元的债务。此外，丢失的长子智力有缺陷，还未结婚，她又替这个儿子着急。

　　原来的家里盖起了新房

　　在全友芝的叙述中，除了自己就是儿子，她的老伴几乎未被提及。问起几次后，全友芝就回答“我们都看不上对方”，住不到一起。事实上，她被接回老家农村后，她的老伴仍然在北京打工，没有陪同回来。

　　此前全友芝曾抱怨过小儿子对她不好，但再次的对话中，她试图解释，小儿子结婚时，自己没钱，没能提供什么支持，因此小儿子一家对她有些怨言。

　　全友芝这次回河南，目前还没有回张道口村。张道口村是一个行政村，而全友芝所住的是张道口下面的刘庄村。北青报记者走访刘庄村的时候看到她原来住的院子里新盖起了四间平房。

　　当时，新房大门紧闭，屋内无人，没有什么家具，几把椅子杂乱放着，一张床摆放在角落，堂屋里看不到什么像样的家具家电。由于常年在外打工，周围的邻居说，平房由全友芝长子找来的亲戚住着，夜里帮忙看家。

　　在新修的平房边，两间破烂的土坯房还留着。一间房的木门耷拉着，没有上锁，屋内倒放着一辆没轮的自行车。一张大长桌子上铺着棉被，枕头留在上面。全友芝说，她回家就住在这间屋里。

　　“她是一个能干的人”

　　无论全友芝还是她在老家的邻居都说全友芝的大儿子有智力缺陷，但是在全友芝的嘴里，新盖的房子是大儿子攒钱盖的，“修房的钱都是我儿子自己攒的”；而在她的邻居嘴里，这四间房子总价8万元人民左右，“这几间房子老人也是出了钱的。”

　　其实，邻居们并没有恶意，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全友芝是一个“能干”的人：“一个人操持家，又在外打工挣钱，还想着帮大儿子娶媳妇。”

　　“都以为在外打工”。全友芝的邻居告诉北青报记者，这些年她也曾回过家，但问起她在外做什么，她只回答在外打工。曾经碰到全友芝出门，邻居问去哪儿，她不回答，有时候也说走亲戚。

　　村民告诉北青报记者，村里很多人都外出打工，主要去浙江，职业多为建筑工地工人、装修工人或者车间工人。一些人也会选择农忙之后，外出打短工，按天算工资，没活儿就换工作。

　　“90%的劳动力都选择外出打工。”村支书说，全村有人口近2000人，青年和中年劳动力都选择外出打工，春节再返家。对于村里人出去干什么，当地的工作人员说，统计难度很大。

　　“住井这个是我们村里的啊？”从浙江打工返家的李先生从手机上看到了新闻，但得知她居然与自己同村后，多少有点惊讶。

　　文并摄/本报记者 罗京运(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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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荒女安家在亮马河水闸上

　　东直门外大街和春秀路的十字路口附近，是亮马河的一处水闸所在地。水闸上面是一个简易屋。如今，这个悬在水闸上的小屋成了一个拾荒女人的家。

　　拾荒女水闸安家 自称“工作需要”

　　从远处打量，这座水闸屋被四根水泥柱子架在半空中。透过凉席包裹着的“窗户”，能隐约看见女式白色短袖衫、衣架等生活用品。附近居民介绍，由于不对外开放，从河堤上通往这处水闸屋的两条路径均被铁栅栏封住。想要进屋，只能翻越栅栏，再攀爬一段坡度约为60度的狭窄楼梯。

　　当日晚上10点左右，一位中年女子头戴帽子、身穿黑色双排扣薄呢大衣，出现在简易屋铁栅栏外。她一步踏上河堤，抓着铁栅栏将身子悬在半空转了360度后落地，踏上一米宽的楼梯，拆开凉席进了屋。“冷，没办法，工作需要。”被北青报记者问及住在水闸屋内的感受时，这位自称姓胡的女人表示，住在这里的确很冷，周围认识她的人对她很好，送了她被子，但她还没有厚衣服。

　　“不过等我的领导给我送衣服来，我就可以圆满完成任务回黑龙江的家了。”原来，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国际运输港的工作人员，由于工作需要才必须驻扎在港口车站处。而这处水闸屋就是她心目中的“车站”，“你们不是干这行的，认不出来。”

　　她认为，领导不会不管自己，因此只要耐心等待，新的厚外套总会有的。她说，自己今年50多岁了，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但都不在北京。自己确实是住在河另一头的桥底下，后来搬了过来。

　　冬天越来越冷 居民为她担心

　　“她精神有点不正常。”水闸旁边十字路口处卖水果的摊贩说，自己2008年的时候就在附近摆摊，那会儿就见过这女人，那会儿她还住在河另一端的桥底下。多年来，她一直以拾荒为生，没事就背个包在附近捡东西，到了晚上才会回到自己的落脚地。

　　附近的几位老居民均在这儿生活了几十年了，说起水闸屋中的女人，大家都认识。但具体到她最初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谁都想不起来。

　　“太冷了，那地方没法住人的！”宁先生是水闸屋对面停车场的工作人员，看着最近越来越冷的天气，他有点为水闸屋的女人担心。

　　他说，两年前，他在冬天曾因为好奇登上过那个水闸屋，但很快被冻下来了，“在河上面，屋子四面又都敞开着，特别冷，没法呆。”如今，这个女人的唯一保温措施就是将原本四面敞开的窗户洞和门洞挡上凉席。由于凉席不够，有一个窗户还只挡了一半。

　　河的附近 曾不只住了她一个

　　“这女的以前住在桥底下，比这环境还差。”居民郭大爷指着水闸屋说。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周围其他商户和居民的证实。

　　附近烟酒店老板说，这女人以前住在水闸北边的桥底下。后来，河水涨了，她就搬到了南边的海油大厦门口的另一座桥下的东边。

　　其实，这座桥下的西边，曾是另几位拾荒者的住处。烟酒店老板介绍说，此前，有一位50多岁的男子在桥下的西边居住，后来西边又来了一个看着30岁左右的男子，两人也都靠拾荒得来的瓶子卖一些钱，还会相约一起来烟酒店，买的一般是最便宜的大前门牌烟，2.5元一包。买完就坐在店门口喝酒抽烟。不过，最近这两人已经搬走了。

　　北青报记者观察到，西边的桥底下仍保留着生活痕迹，如今只剩下四五个衣架和靠在墙边的一把木椅。文/本报记者 孟妍 桂田田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记者观察

　　救助流浪者 尊重自由为前提

　　“井底人”的报道见诸于媒体后，朝阳区救助站工作人员也曾去了现场，寻找并劝导住在井里的流浪人员接受救助。但工作人员发现，住井的人曾经到过救助站接受过救助，但后来离开，又开始了原来的生活。

　　市民政局救助中心主任王昌伦曾公开表示，面对这些流浪人员，救助之困的成因有多种，其中之一就是宣传不到位。王昌伦提及，救助制度是从以前收容遣送制度转变过来的，很多人以为还是强制性的、收费的，会限制人身自由和强制遣送回家，而事实上，救助站遵循的原则是，自愿求助、无偿救助、来去自由。

　　据统计，一年内到北京救助站接受救助的人次达到17000，每天在各区县救助站以及其他救助机构里接受救助的人数在2500人左右。由于流浪乞讨人员流动性较大，难以精确统计数量，上述的数据并不是来京的流浪乞讨人员的全部。

　　然而，一些来北京的流浪人员因以拾荒为生，部分人员自认为可以自食其力，主观上不愿意被认为需要接受救助。这也成为北京针对流浪人员难以开展救助工作的困因。

　　文/本报记者 罗京运

(原标题：井底老人全友芝 生活因谁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