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主流社会不应被极端民族恩义观挟持

　　要妥善处理同亚太邻国关系，建立和平稳定的国际地区秩序，日本主流社会和民众当对极端民族恩义观有所警觉

　　文/王卫星

　　近年来，日本政治右倾化进一步显现：对内，谋求修改“和平宪法”、重整军备，试图解除战后维系日本和平发展的自我约束；对外，企图以片面订立的《旧金山和约》取代《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打破战后形成的东亚秩序，挑战国际社会的公道良心。

　　对此情形，不仅国际社会必须予以高度关注，而且日本主流社会也需要摆脱右翼势力的挟持，包括摆脱早已不合时宜的极端民族恩义观的“魅影”。

　　不要被极端民族恩义观绑架

　　展阅日本近代史可见，右翼势力极端的民族恩义观，是以“皇国史观”为基础、带有功利主义特征的伦理道德观，一旦侵入主流社会，特别是执政层，就必然会在其内外政策中表现出来。

　　日本右翼势力极端的民族恩义观往往会使道德观、价值观、交往观发生扭曲：

　　在道德观上向“重利轻义”倾倒。这种道德观认为，“利”是实实在在的，“义”是虚无缥缈的，当“利”与“义”发生矛盾冲突时，立即选择见利忘义、舍义取利，或是假仁义之名、谋一己之私。

　　人们不会忘记，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时，嘴上宣扬的是所谓“为了让各国人民‘摆脱愚昧’”、“帮助各国人民‘驱逐欧美’”、“与各国人民‘共存共荣’”，实际上却到处烧杀、掠土劫财，为日本一己的畸形发展，肆意扩张，进行血腥的原始积累。

　　在价值观上向“唯利是图”倾倒。这种价值观认为，只要对己有益，道义、原则都可以抛弃。

　　人们不会忘记日本近代思想启蒙家福泽谕吉的那句话：“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真理，争到了利益就是争到了真理。”这位印上日元钞票的“日本伏尔泰”之言，并非其一己之见，而是日本国内一些势力集团行为的集中反映，不要指望这些势力会设身处地替人着想，他们只会根据自己的需要立身行事，乃至恣意妄为、不择手段。

　　交往观上向“趋利附势”倾倒。这种道德观信奉的是“与强者为伍”、“结势利之交”。外界可以相当直观地看到，日本的一些势力集团在对外交往上的这一条不变的“战略公式”。当对自己有用时，即使是旧仇宿怨，也会曲意逢迎、贴身依附；当对自己无用时，即便是旧情宿恩，也会弃如敝屣、视同陌路。

　　人们不会忘记，在日俄战争前，日本与英国结盟，借英国之力量打败了沙皇俄国。而在战胜俄国后，则又转而与沙俄订下密约，联手与英美争夺在华利益。

　　如果日本主流社会受到这种扭曲的道德观、价值观、交往观的摆布，甚至以此为行事准则，那么日本执政者的处事就难言光明，得利难言磊落，政客们可能盆满钵满，最终受伤害的还是广大日本人民。

　　不要迷恋并不光彩的发家史

　　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长期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大化改新，鉴真东渡，日本从中国辉煌的古代文明中汲取了不少养料。然而，日本走上富国强兵道路后，一些政客的行为再次使其所秉持的“恩义”的虚伪狭隘显露无遗。

　　人们不会忘记，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迫使清王朝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澎及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台湾附属岛屿，赔款2亿两白银。再加上中国“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白银，中国直接赔付日本2.3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日本年财政收入的3.5倍。

　　按李鸿章估计，甲午战争，日本实际所耗军费不过1亿日元。即使根据日本方面公布的夸大数字，也不过2.1亿日元，约合中国白银1.4亿两。据日本学者伊原泽周研究，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海陆军军费支出总计为2亿日元，中国对日战争赔款及赎辽费折合共计3.65亿日元；除补偿军费之外，日本可净赚1.65亿日元。

　　在日本军国主义大发战争财的同时，中国付出了惨重代价。甲午一战，中国直接损失达3亿两白银，加上其他经济损失，保守估算有五六亿两白银之多。这一数字相当于清政府六七年的财政总收入。

　　甲午战争后，日本利用这笔巨款扩充军备，筹划下一轮扩张战争。日本还得以采用金本位制，实施了工业立国和贸易兴国战略，给日本带来了经济繁荣。直到今日，在《马关条约》签订处，日本还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公然炫耀这段血淋淋的暴富发家史。

　　人们也不会忘记，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危机，终结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经济的畸形繁荣；1923年东京大地震，又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失业人口持续攀升，整个日本国内已迫近社会动荡的边缘。

　　当时，梁启超、李大钊等人认定，当时的日本经济已伤及元气、国运正趋于式微，而中国则利用一战以来欧美无暇东顾的“黄金十年”，其产能和繁荣程度已超过日本，亚洲的未来必定由中国引领。

　　然而，日本军阀财阀合抱，以“赌国运”的方式，将全部身家押宝于军国主义，对内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力推国民经济军事化，对外奉行侵略扩张政策，通过发动对邻国的侵略战争转嫁国内危机、转移国内矛盾，以侵吞邻国利益、牺牲他国发展、剥夺别国生存为前提，推动日本向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迈进。

　　不能忘却日本在战后赔偿上的所为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失败告终。而对待二战赔偿问题的态度，则又折射出极端民族恩义观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中国死伤人数3500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死亡30万人以上。从关内骗招到东北的劳工被残害致死的不下200万人。此外，还有令人发指的细菌战、化学战。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成为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一页。”

　　按日本著名中日友好人士宇都宫德马所说：“以每年赔偿中国损失10亿美元的话，(日本)则需要100年甚至500年才能还清这笔巨债。”

　　抗日战争结束后，同盟国设立远东委员会，负责日本战后处理问题，国民党政府也成立专门机构——“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并提出日本应以海外资产和国内资产充当赔偿物资，且中国索赔份额应较其他国家为高，在远东地区应在40%，中国境内的日本资产应由中国接收以充抵一部分赔偿。

　　上述赔偿要求，远不抵日军多年侵华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但出于多种原因，在美国的主导下，自1948年1月至1949年9月，中国只从日本运回三批赔偿物资，价值2250余万美元。

　　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提出了“对日媾和七原则”，要求同盟各国放弃对日赔偿要求，逼台湾当局放弃对日战争索赔要求。台湾当局出于政治考虑，拟向日本索取2亿美元的象征性赔偿。

　　即使如此，美国也未允许。日方还放言称：“我国遗留在贵国大陆之财产，为数甚巨，以美金计，当值数百亿美元，以此项巨额财产充作赔偿之用，应属已足。今贵方若再要求服务补偿，实与贵方屡屡宣示之对日宽大之旨不符。”

　　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庇护下，极力摆脱对主要受害国家的赔偿责任，只向韩国、越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印度等国家支付了少量战争赔款，合计6565亿日元。按当时360日元兑换1美元换算，约合18亿美元。

　　日本还采取以本国物资抵偿赔款的做法。因此，赔偿不但没有让日本经济承受沉重负担，反而为日本经济对外发展、占领别国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日建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恢复和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放弃了对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政府赔偿要求。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义举应当唤醒日本政府什么，无疑是世人皆知的东西。世界所有正义的人对此都不会忘记。

　　不要让极端民族恩义观助推右翼势力坐大

　　极端民族恩义观还会反映在日本政府拒绝道歉的“耻感文化”上。

　　长期以来，日本不少政要包括个别日本领导人不时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同时还出现篡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美化侵略历史等言辞和行为。

　　人们已经注意到，在日本右翼势力主导的歪曲历史的国民教育下，日本国内反省力量显见削弱。

　　日本的政治右倾化步伐加快，与美国的姑息纵容分不开。美国先是在冷战时期，因朝鲜战争需要，打断了日本战争反省进程，让大大小小的战犯逃脱惩处；现在，美国又从“再平衡”战略需求出发制衡中国，为当前日本右翼势力的迷梦背书。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日本经济则进入发展瓶颈期，民众焦虑感和失落感增强，保守化和右倾化势头上扬。

　　一是过度渲染日本作为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悲情形象，却在日本侵略战争罪行问题上噤声，刻意回避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恶行的历史反思；

　　二是摒弃“河野谈话”与“村山谈话”，否定侵略历史，否认强征“慰安妇”，鼓动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公然挑战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

　　三是在钓鱼岛、独岛(日称“竹岛”)和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问题上非理性示强，人为制造与邻国的对立与冲突，恶化地区安全环境；

　　四是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陆续架空其实质性的限制条款，企图使日本能够规避“专守防卫”原则、拥有进攻性武器、行使集体自卫权等。

　　面对国内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局，重新执政的安倍政府用强烈的右翼表态来换取执政基础，并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牵引下，继续在修宪、强军的道路上前行。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中江兆民说过：日本没有哲学，“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降低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

　　自知不易，自醒犹难。今日东亚格局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右翼势力想用逆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的做法，打断亚洲共同繁荣和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是无济于事的。日本主流社会应对极端民族恩义观保持更加警醒的态度，推动政府正视历史、正视现实、正视未来，与周边国家一道，共同建立并维护和平发展的局面，而不是做那些相反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