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我参观了公安部举办的禁毒展览，看到了毒品对青年人的毒害和给多少个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危害，了解了全国各地为禁毒进行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我回想起抗日战争时期，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中共地下党组织曾经领导爱国进步学生发动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毒运动，也自然回忆起那场运动的领导人厉恩虞同志。

　　那场清毒运动发生在1943年冬。当时，我与恩虞同志同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他念外国文学系，已是高班四年级的学生。我进大学不久，是电机系的低班学生。这时，我们相互还不认识。我作为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学生参加了那场运动。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我们几千学生高呼禁毒口号，游行到夫子庙一带，冲砸了所有的鸦片烟馆，把醉生梦死的吸毒者揪了出来，其中不少是敌伪官员，还抄出了大量鸦片、毒品和烟具。我们在国民大会堂广场前焚烧收缴的鸦片、毒品和烟具，同学们围着熊熊的篝火，齐声高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在我们后面，日本宪兵队持枪列队，虎视眈眈地对着我们。大家悲愤满腔，情绪激昂，毫无畏惧。其情其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唤起了群众的觉醒。那个时刻，我不禁想起了鸦片战争的历史，想起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想起了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心情十分激动。记得恩虞同志当场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深深打动大家的心灵，令人久久不能忘怀。当时，我对为什么能在日伪统治下开展这样的运动并不了解，后来知道是由于我们地下党组织巧妙地利用了日伪机构的内部矛盾。

　　抗战胜利后，我到上海交大读书，一直未与恩虞同志见过面。1946年冬，我的入党介绍人王嘉猷同志找到我，说恩虞同志从苏北根据地来，要在上海隐蔽一段时间，希望能在我姨妈家住下。他讲明我只照顾他的生活，不负责同他进行工作上的联系。后来，有位“老徐”同志来同他联系。直到解放初，我才知道这位“老徐”就是贺崇寅同志，当时任上海总工会秘书处长。那时，我是穷学生，但我尽可能在生活上接济恩虞同志。大学生有联合国救济总署发放的一些物资，如面包、牛奶粉和罐头等，我常带点回来给他。有时，他就在我姨妈家吃饭。他给姨妈的儿子福宝辅导功课。后经我介绍，他在青年会职工业余学校也兼点课。我深深记得，他博览群书，记忆力特别强，有相当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由于他在清毒运动中的声望，我们不少进步同学都与他有接触，他在我们中间是老大哥。这些同学在那次运动以后都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11月，他撤退回苏北根据地，我到车站为他送行。到根据地后，他改名叫陈震东。

　　后来我们天各一方，忙于自己的工作，直至50年代末才又相见。我默默之中感到他心情并不愉快。起初我以为他有什么家庭问题，后来知道是因为过去的一段经历受到误解。尽管他内心深处是痛苦的，但他从未在我面前发过牢骚，总是显得很乐观，并始终勤勤恳恳地工作着。他的党性是很强的。我根据自己较长时间同他相处的了解，政治上是信任他的。对他的生活和健康，我和贺崇寅同志也一直很关心。1977年，他患了晚期肺癌，我曾写信安慰他，鼓励他同病魔作斗争。他不幸于1978年6月27日过早地逝世了，时年59岁。恩虞同志过世后，我们对他的家属继续予以关心。

　　在几十年的革命过程中，有多少无名英雄为革命贡献了一切。由于一些复杂的历史原因，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临死还背了包袱。我们活着的人只能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当年为革命奋斗的人们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做好党的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也不怕受到委屈。即使受了委屈，也始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抱着坚定的信念。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境界。现在，南京市委已为恩虞同志作了正确的政治结论。这是我们党坚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为党和人民作出贡献的老同志们采取的十分负责的态度，也是对历史采取的十分负责的态度。

　　（原标题：忆厉恩虞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