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上海再推“大象屁股”

　　目前垃圾分类做得较好的，并不是高档小区，而是老公房。

　　记者｜姜浩峰

　　“98.9%的市民愿意进行垃圾分类，不愿意的仅占1.1%。” 11月29日，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公布了一份《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状况调查报告》。调查通过对上海市100个居委小区随机抽取100名居委干部、200名保洁员和2000个居民获得数据。

　　数据显示，67.6%的市民表示，上海已具备相应条件推行垃圾分类。但调查还显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准不一，市民对垃圾干湿分类意识较差，垃圾混装运输打击市民分类积极性。为此，报告建议政府加快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步伐，加快对垃圾末端处置的投入，加大垃圾分类宣传教育，提高市民垃圾分类意识。

　　另一份调研数据——上海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完成的《关于优化本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机制的若干建议》，这个数据则显示——在上海市部分小区，60%的垃圾分类是靠专职人员的二次分拣完成的，居民主动参与分类的热情不高。

　　在此之前，11月20日，上海市政府法制办组织听证代表，举行《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草案)》立法听证会。这次听证会议题包括：关于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关于非住宅物业和公共场所分类收集容器设置，以及关于生活垃圾分拣员辅助分类制度等。紧接着，12月9日，上海市人大代表年终集中视察活动中，从环境保护视察小组传出消息——上海有望在今年年底出台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

　　在上海今年新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小区，垃圾分类到底执行得怎样？遇到什么困难？垃圾分类在全国各大城市做得怎样？《新民周刊》记者走访调查的结果显示，喜忧参半。当年，上海废弃物回收面之广，曾得到过联合国专家的表扬。时过境迁，要重新走上垃圾回收之路，谈何容易。当然，垃圾分类毕竟在前进的道路上推进。今年以来，截至11月15日，上海市新增参与垃圾分类者，计369个菜场、229个机关、866个企事业单位、1097所学校、89座公园，新增覆盖居民98.8万户。

　　怎么分，有点乱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镇樱花苑小区2013年6月开始进行垃圾分类。居委会书记徐培英做过几次统计，比如6月5日到7日，小区平均日产垃圾808.2公斤，其中湿垃圾分拣率是36.2%。在垃圾分类推行一个月后，7月16日至18日再做统计，由于夏日的到来，小区平均日产垃圾上升到949.2公斤，可湿垃圾的分拣率也上升到42.7%，这些分拣出来的湿垃圾，被统计在该小区的垃圾减量里。随之而来的，是樱花苑小区之前的8个垃圾投放点减少为3个。

　　上海的垃圾分类推进工作，可不是从2013年才开始的。早在20世纪末，上海就已经开始探索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方法，这一时间起点，与台北市几乎同步，走在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前列。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上海生活垃圾末端处置方式基本确定以焚烧为主，垃圾分类的标准，也逐渐与垃圾焚烧厂的要求匹配。

　　比如从2007年开始，上海在居住区实行“有害垃圾、玻璃、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四类分的方式，对应的垃圾筒颜色分别为绿色、红色、蓝色和黑色。那时候，扔垃圾有两种办法：一种如同做“连连看”游戏，把自家垃圾分门别类分成四种，分别扔进绿、红、蓝、黑四色垃圾筒，而一些老年人因为不识字，或视力欠佳，根本“答不对”；另一种“游戏”是“你猜猜”，因为一些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识知之甚少，往往将有害垃圾和剩菜剩饭、果皮等垃圾混在一起投放到垃圾筒内，形成了“乱倒和混收”的局面，使分类垃圾筒形同虚设。

　　2010年世博会后，借鉴台北案例，结合上海实际，上海从2011年开始在一些居住区推进以“干湿分类”为基础的“2+X”模式。

　　目前，上海市内各个小区垃圾分类的标准，收集容器的颜色、形状和标志等尚未统一。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通过走访100个居委小区发现，其中，9个居委小区垃圾分为两类——可回收物、不可回收物，28个分为三类——干、湿和有毒有害垃圾，60个分为五类——干、湿、玻璃、旧衣物和有毒有害垃圾，还有3个分为九类。“干湿分类”为基础的“2+X”并未通行沪上。

　　有业内人士认为，上海在地域范围、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素质等客观条件方面都与台北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制度设计、执行效果、执法成本等都会有较大区别。未来，上海的垃圾分类工作，即便采用干湿两分的模式，细节上的制度设计该怎么做，实该仔细考量。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陆月星近日介绍，上海力争在今年年底出台《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确立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工作架构，明确管理部门职责，建立垃圾分类标准和投放规范，探索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推进模式以及责任人制度。

　　在此之前，“上海发布”微博发出《上海市促进垃圾分类减量办法(草案)》听证会的议题。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提到，要将上海的垃圾分为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果皮、(湿垃圾)、其他垃圾(干垃圾)。

　　对此分类，尚有不同的观点。“上海发布”提到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垃圾分类应该更加细致，由于市民文明程度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分类应该尽可能细化，比如直接将可回收物细分为塑料类、玻璃类、纸类、金属类等，有害垃圾分为灯管类、电池类、过期药品类等，如此才能更好体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另一种观点认为，四类的基本标准已经过于复杂，由于需要改变市民长久以来形成的混合垃圾投放习惯，所以起步阶段垃圾分类应当尽量简单，以便于市民识别。

　　成功取决住户认同度

　　《新民周刊》记者调查了解到，小区垃圾分类是否能推行下去，与小区人口结构、小区规模、社区干部工作方式等诸多因素有关。比如上海闸北区引以为傲的“扬波模式”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早在2011年底，上海闸北区永兴路58弄建造于2000年的两幢18层商品房——扬波大厦，其垃圾分类已达11种之多，垃圾中80%以上的可回收资源得以回收。“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扬波大厦现有159户，住户主要为教师、干部、知识分子和七浦路市场企业主等。小区只有两幢楼，由业委会自我管理，没有物业公司。”谈到扬波大厦为什么会自2011年以来在垃圾分类上取得突破，民营非企业单位“爱芬环保”的宋慧对《新民周刊》记者列出了上述数据。

　　上海闸北区宝昌路的广盛公寓，在居委会主任龚伟龙的带领下，克隆“扬波模式”，垃圾分类的居民参与率达到90%，垃圾减量率在2012年10月达到75%。普陀区的樱花苑、静安区的万航公寓等，都在垃圾分类上尝到了甜头。这些小区的共同特征是——老小区、规模不大、人户分离现象少、社区干部得力。

　　同是垃圾分类推广，在上海嘉定区江桥镇，情况就很不令人乐观。江桥镇今年以来，相继在在嘉城、嘉川、嘉航、金旺、嘉豪等六个社区试点进行垃圾分类。这几个小区，大多是2005年以后交房的商品房小区。社区干部也开展了宣传工作，可是效果如何呢？

　　新航域社区比较大，有2000多套房，相当于扬波大厦的十余倍。据小区物业提供的数据，有10%以上为非法群租，甚至还有在小区内非法开水果店、超市的现象，物业向嘉定区房管部门多次抄报，一直以来无法解决。“群租户是不可能管什么垃圾分类的，他们不进行高空抛物就谢天谢地了。”物业表示。

　　新航域小区由于居住者成分复杂，居委会在管理上颇有力不从心之感。“你能让群租客、二房东来听垃圾分类讲座？”一位居委干部说。

　　再来看新航域小区以东5公里的普陀区绿洲公寓，也是个大型社区，房屋数量相当于新航域的一半——近千户，其垃圾分类工作，也是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在2012年才有点苦尽甘来的味道。

　　宋慧告诉《新民周刊》：“绿洲公寓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展过垃圾分类工作。这个小区的多层区域，是普陀区率先实行垃圾分类的小区。1999年第一次试点，区里为其配备过一台当时技术相当先进的厨余垃圾处理机；2008年第二次试点。这两次试点，后来都不了了之了。”

　　宋慧认为，绿洲公寓是个体量较大的社区，如果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同度不一，自然难以收到效果，前期的人力、物力投入都将白搭。2012年5月，爱芬的工作团队开始再一次推进绿洲公寓垃圾分类工作。这一次，吸取了之前政府部门和居委会的经验教训，用时6个月，爱芬进社区宣传、动员，并进行硬件改造，随后于2012年11月12日才正式启动垃圾分类工作。1个月后，该小区垃圾分类参与率也只不过达到70%，垃圾减量率提高到46%。再过了6个月，垃圾分类减量率提高到了59%。

　　记者从相关市容部门了解到，目前垃圾分类做得较好的，并不是高档小区，而是老公房。“因为高档小区内有许多保姆负责扔垃圾，不清楚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一位工作人员如此回答。

　　上海长宁区芙蓉江路103号的芙蓉小区，是上海第一批试点垃圾分类的小区之一。 “现在小区里大概有三成居民能做到正确的垃圾分类，其中绝大多数是老人。中青年人不是嫌烦嫌脏，就是根本搞不清怎么分类。每隔1小时她就要到小区里的2个垃圾厢房巡一圈，将干湿垃圾分开，间隔时间稍长就不行。”一名保洁人员说。

　　“分到底”仍是难题

　　《新民周刊》了解到，垃圾分类比较成功的社区，其实与社区志愿者的付出密切相关。绿洲公寓就是个典型。2012年底一批60名志愿者，一直坚持在宣传、推广和维护垃圾分类的岗位上，其中只有2013年春节期间休息了两个月。即便如此，绿洲公寓的居民仍然向记者抱怨：“由于物业实际上不支持垃圾分类，保洁员怕费事，根本不参与，这造成了对垃圾分类很不利的恶果——垃圾箱房的管理、二次分拣、分类清运这些细节没做好，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居民的积极性。”

　　据记者了解，绿洲公寓的几栋高层大楼的垃圾分类工作，刚刚于2013年10月20日启动，评估数据显示，其高层湿垃圾除袋率达到50%-60%。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绿洲公寓的高层居民的垃圾分类工作，比多层居民最初的情况要好。

　　作为“2013中国垃圾减量与分类论坛”的组织者，宋慧以手头的案例材料分析认为：“垃圾减量与分类工作，不仅是环保工作，更是社区工作。民间组织常用在公共环保领域的手法和技术，用于社区往往不奏效。‘推不动的社区’成为很多民间组织、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的共同感受和共同困惑。此时，民间组织往往需要重新审视垃圾分类工作的本质和特点：垃圾分类是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切入口，由此入手，可以带动整个社区的活力、参与度、认同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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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与台北垃圾分类比较

　　垃圾的定性与管理不同。

　　台北市垃圾管理工作由市政府主导，对垃圾的定义包括“一般垃圾”和“资源垃圾”。台北垃圾减量的成效，主要集中在对“资源类垃圾”的回收再利用，并通过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逐渐推进。而上海市生活废弃物传统上分为“废品”和“垃圾”两大体系。其中生活垃圾的管理主要由政府部门承担，运输处置由政府主导，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委托有资质的企业承担。而“废品”未纳入“生活垃圾”范畴，回收利用由市场主导。

　　机制设计不同。

　　上海市垃圾分类的机制设计不够完善，导致市民观念仍停留在“你要分类”，而不是“我要分类”。台北对分出的玻璃、有害垃圾、报纸等不收费，分不出的则需收费，最终市民越分越细，从而使整个机制得以良性循环。而上海市短期内征收居民生活垃圾处置费的条件尚不成熟，正在积极探索以正向激励为主的推进机制。(根据《新民晚报》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