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近日表示，一些地方仍不同程度存在司法行政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判审分离，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工作内部层层审批，权责不明，错案责任追究难以落实；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行政化报批，影响审级独立。

　　佛山中院从去年年底开始改革审判权运行机制，选任35名审判长，由一名审判长和两名合议法官组成固定团队，在审判长主导下对案件审理和判决，对案件负责。

　　此举旨在去除“行政化”干扰，审判合一，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这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不谋而合。

　　舆论认为，佛山中院的改革，可以为接下来的法院去行政化改革，提供可参考的样本。

　　改变“审的不判，判的不审”

　　专家表示审判分离导致错案追究责任不明；“审判长负责制”让法官更职业

　　做法官10多年，陈智扬感觉，现在是自己“最接近职业法官”的时刻。

　　今年年初，陈智扬被选任审判长之后办理的第一个案件，是一宗涉及土地的民事诉讼案件。陈智扬带着书记员，亲自去现场调查取证。

　　“改革之前没有必要去现场。”陈智扬告诉记者，因为案子对法官来说只是“养子”，审了也不一定是自己判。

　　这源于之前的判决书“审签制”。按照法院内部惯例，合议庭草拟的判决书，要给更高级别的庭、院领导签发，层层地走行政审批程序。

　　“如果领导不同意签署，合议庭就要重新研究复议。”佛山中院院长陈陟云说。

　　而掌握最终签发权的人，并不在审判席上坐着，他们基本不参与案件审理，也不需要见原告和被告，只需要翻阅法官递交的案件材料。

　　一位庭长说，签发判决书的时候，“会感觉底气不足，非常担心案件质量”。

　　此外，由院长、庭长和资深法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作为法院的最高审判组织，对于死刑、有分歧和检察院抗诉的重大疑难案件，同样拥有决定权。

　　这被称为“审的不判，判的不审”。事实上，院长、庭长审签判决书，在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

　　公开资料显示，这一制度形成于人民法院建设初期，目的是加强党对司法的领导。

　　陈陟云注意到，拥有签发权的领导，能够通过行政手段改变案件定性，而不用承担错案责任。

　　在陈陟云看来，“很多暴露出来的冤假错案，不少承办法官是能够发现问题的，却因为没有定案的权力，身不由己地办错了。”

　　在浙江“萧山错案”中，曾任案件二审审判长的张德宝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尽管自己是审判长，但案件判决是由审判委员会决定的，他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在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教授樊崇义看来，审判分离，导致出现冤假错案司法不公后，错案追究时责任不明。

　　“现在所有的案子都是‘亲生的’，合议庭自己审理自己判决，出了问题自己担责。”陈智扬说，“一点儿都不敢懈怠。”

　　法院院长要参加政府的会

　　不少人错误认为法院是政府部门，法院审案常受行政部门压力，改革可为法官创造好环境

　　上个月，陈陟云接到市里的通知，被要求去参加一个会议。到了才知道，会议的主题是行政机构改革，是一个纯粹的行政性会议。

　　“不少人错误地认为，法院是政府的一个部门。”陈陟云说，这种观念在政府和民众中都存在。

　　佛山一名基层院长对此也有体会。区里所有的行政性会议都会要求法院派有一定行政级别的领导参加。“包括我在内的院领导，经常不是在政府开会，就是在去政府开会的路上”。

　　而行政力量对法院的影响，不仅在此。

　　去年广东“三打”期间，公安机关破获一起欺行霸市的案件，抓捕30多人，佛山检察院对20多人进行起诉，但法院认为这些人都是打工者，不是欺行霸市的主谋，如果全部判刑会增加不稳定因素。

　　“我们最终还是顶住了压力，依法判决。”陈陟云说。

　　此外，对于缠访闹访等行为，有的地方政府会通过有关方面出面协调，出于维稳的考虑，希望法院能予以重判。

　　有一个案件让陈陟云至今印象深刻，当时的一名副书记，先后给了他两个批示，这两个批示，一个让他帮原告，一个让他帮被告。

　　陈说，这两个批示相隔一段时间，这个副书记自己都忘记了。如今，这个副书记已经被判刑。

　　佛山中院希望通过改革，给法官审判创造一个好环境。

　　领导不再签发判决书，法官们也不必担忧领导会过问案件。佛山中院一位法官告诉记者，改革以前领导过问案件，“会揣摩领导心思，是不是暗示我偏袒哪一方？”

　　改革也让领导多了一个“挡箭牌”。“我会告诉找我的人，找我没用，因为我没权签发判决书了。”陈陟云说。

　　拥有了签发权的审判长，也开始学习抵御“干扰”。

　　“案件办不好，审判长就要担责，说情送礼没用。”佛山中院民一庭副庭长、审判长梁绮云告诉记者，院里实行“过问案件登记”制度，凡过问案件的，都会一一登记在案。

　　让庭长重回审判一线

　　行政职务曾是唯一晋升途径，陷入“提拔一个庭长，减少一个资深法官”怪圈

　　2013年以前，做了8年法官的郭赟一直是助理审判员，不能独立办案。

　　不能担任审判员，是因为审判员是副科级，而助理审判员是普通科员，这与他的级别相符。

　　虽然自认为能力、资质、阅历和品行完全可以胜任审判员，“但是法院的行政编制已满，在没有空缺编制之前，只能担当助理审判员。”郭赟说。

　　实际上，除了行政级别，法院系统还有一套法官职务等级。而行政职务往往决定法官等级的高低。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是首席大法官，每月的审判津贴为340元。基层法院的初任法院一般为五级法官，每月津贴180元。从五级法官到一级法官，每晋升一级，每月津贴涨10元。

　　佛山法院的法官告诉记者，法官等级在待遇上的影响力并不大。

　　上月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到，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明确各级法院职能定位，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

　　“行政职务成为法官们唯一的晋升途径。”陈陟云告诉记者，优秀法官一旦获得提拔，就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行政事务上。

　　因为副庭长只承办一小部分案件，庭长以上几乎不直接办案，法院实际上陷入“提拔一个庭长、少了一个资深法官”的怪圈，审判精英变相流失，留在一线的资深法官数量捉襟见肘。

　　2012年，怀晓红当上佛山中院审判监督庭庭长。之后，她几乎不用再审案，而是每天参加各种行政会议，然后坐在办公室里审阅再审案件。

　　佛山中院的一项统计显示，真正在一线办案的法官，审判资历平均只有8年，有25名法官任命不足5年。他们认为，这批法官显得“稚嫩”。

　　2012年年底，佛山中院从194名法官中，选出35名优秀法官担任审判长，每名审判长配备两名合议法官担任助手，重回审判一线。

　　这35名审判长，年龄都处在35岁至46岁之间，拥有十年以上的一线审判经验。

　　包括怀晓红在内的26名已经被提拔的法官，也回到一线办案。其中，有9名庭长早已不办案了。

　　现在，佛山中院尝试为分管的副院长配备一名行政助理，管理所有行政事务，让庭长及以下级别的所有审判长，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

　　不需要处理繁杂的行政工作，只需办好自己的案子，怀晓红说，她感到轻松了很多。

　　不当副庭长行不行？

　　领导层担心有政治风险，改革曾停滞不前，内部有人担心改革会使地位降低

　　改革推行不到一年，效果初显：佛山中院每年接收一万多案件，合议庭从40个减少到35个，但是收案量涨了，办案周期也缩短不少。

　　上月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到，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学界认为佛山中院的改革符合三中全会的精神。而据陈陟云介绍，在中央决定出台之前，因为没有上层设计的支持，这样的改革阻力不小。

　　2008年，做了20年检察官的陈陟云调任佛山中院副院长，他发现，“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权被内部的行政管理权绑架，有违司法规律”。

　　陈陟云有了“重新洗牌”的想法：司法去行政化，审判权与行政权分离，让经验最丰富、能力最突出、专业最精深的法官重掌法槌。

　　当时，这个建议得到广东省高院院长郑鄂赞同，也得到佛山市委的支持。

　　但改革却没有了下文。陈陟云介绍，除了因为地方领导换届耽误，还“有消息说，市里顾忌公检法之间、司法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平衡问题”。

　　“一方面是顶层设计没出来，领导层担心有政治风险。顶层设计没有出来，万一改革偏离了中央的方向，怎么办？”陈陟云认为，法院系统内部的阻力也不小。

　　一位上级法院的老领导就提出了质疑，谁会愿意去行政化，自己卸掉手中的权力呢？

　　陈陟云曾找到院里七位副庭长征求意见。陈陟云问他们，如果把你们的级别从原来的副科职提到正科级，是否愿意放弃副庭长这个行政职务，而只做纯粹办案的法官？

　　七人中，有六人反对。他们认为没有“长”不好听，感觉地位低了，庭长在法官们心中的地位不同。

　　有一位副庭长反应特别强烈。陈陟云告诉记者，他后来才听说，这位副庭长的孩子马上大学毕业了，如果没有副庭长这个职务，担心很难帮孩子找到好工作。

　　法院待遇高，别的机关怎么办？

　　行政职务被保留，审判长财产公开遭搁置，改革阻力重重但受上层肯定

　　2012年3月，陈陟云决定抛开保障制度等受到外界牵制的内容，在民四庭、刑一庭和行政庭试运行改革。

　　9个月后，试点庭室工作模式磨合顺畅，2012年12月底，陈陟云在全院召开大会，全面推行。

　　在此期间，这项改革遭到质疑，有人认为此举突破了法院组织法和诉讼法的规定。

　　质疑没有让陈陟云动摇。他坚持认为，他们的改革仍然是在民主合议制前提下，只是突出了审判长在合议庭的主导，最终的裁决还是由审判长和合议法官民主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没有突破现行法律。

　　按照最初设想，审判长由独立的审判长选任委员会选出，选任委员会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教授、律师等人员构成；庭长副庭长当选审判长后，不再担任庭长副庭长职务；待遇提高，财产向社会公开。

　　为了消解内外部的压力，陈陟云坦言，改革的最终方案进行了“妥协”：重回一线的庭长和副庭长，还是保留了行政职务。

　　提高审判长的待遇，也遭到非议。有人问陈陟云，法院审判长拿这么多，市里其他机关怎么办？还有人提出，“法院本身权力就很大，还要给法官涨工资待遇，老百姓能不能理解？”

　　佛山市委政法委一名副书记告诉新京报记者，对佛山中院推行的审判长负责制，政法委在经费上给予了鼓励，并且“已经敲定大幅提高法官薪酬方案。”

　　不过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出台，原计划暂停了，原因是“为了跟中央和省里保持一致”。

　　而曾设想的审判长财产公示，亦被搁置。“主要是因为相应的待遇没有到位，责任与利益不对等。”新选任的审判长郭赟说。

　　虽然争议重重，佛山中院的改革受到了肯定。2013年10月，最高院正式发文，确定佛山中院成为首批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单位。

　　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省高院发回重审的案件同比减少了14件，现任审判长承办的案件只有3件被改判，而且基本与当时的案件质量无关。

　　□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广东佛山报道

(原标题：法院“去行政化”：让审案的人判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