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内力主改革者”，多年来王长江始终在各种不同场合表达着同样看法，目前中国当务之急，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与路径规划。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他是险礁之上的守望者

　　文｜《小康》记者 罗屿

　　2013年3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的王长江在参加全国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份提案——《建立中央改革委员会，加强对改革的设计和统筹》。提交上去后，有一栏需填写提交单位，王长江一时想不好，觉得直接报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都不合适，于是此栏就空了下来。过了两个月，中央编办打来电话，表示提案到了他们那里，但王长江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他们所能解决的。

　　“这样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不应该只是某个部门的事情吧？但最后却被归口到了中央编制委员会。你可以想象，结果是什么，只能不了了之。”王长江之所以在2013年8月参与“首届中国政治学30人圆桌会议”时提及两会时经历，是想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路径缺少自觉，已成为阻碍改革的大问题。

　　作为“党内力主改革者”，多年来，王长江始终在各种不同场合表达着同样看法：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目前当务之急，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与路径规划。

　　改革应是冲破惯例与常规的应急机制

　　去年8月的圆桌会议，王长江的发言题目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自觉问题》。他指出，对于改革的思考有一种惯性，不是把改革当做一种改变现状的事情，当做一种特例来对待，而是把它当做政府常规运行的一项内容。“上边布置下来，一声令下，具体到各个部门，然后各个部门分头去干。”“改革恰恰是要打破既有权力格局。从这一角度而言，改革应该是一种冲破惯例和常规的应急机制。”

　　近些年，关于改革的争论甚嚣尘上。有人大力呼吁，认为现在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时期；但也有声音，反对政治体制改革。

　　王长江显然属于前者。在他看来，反对之声的出现，源于有人不满意改革后的一些结果。“在改革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尝试也遇到瓶颈、障碍，但不能误以为中国不该搞政改，不能因为改革效果不尽如人意，就因噎废食。不是改革本身错了，而是改革的路径出了问题。”

　　在王长江看来，现有政治体制改革路径带来若干消极后果：第一，部门利益做大，即使过去没有权力的一些部门，现在也拼命扩权；第二，损害改革的权威，使人们对改革产生质疑；第三，降解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权威下降也会影响整个政府的权力；第四，部门绑架中央的政策，使得中央和地方关系处于一种潜伏危机状态。

　　不久前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很多人发现，三中全会公报多次提到“市场”二字，外界因而有一种声音，认为改革是“政左经右”。

　　王长江则表示，此种看法过于片面。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各种问题盘根错节，已经很难分清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或是社会问题。而改革释放市场的能量，人们自然要去追求利益。追求利益之后就会产生物质之外各方面的诉求，包括要参与政治、社会活动、良好的环境、受人尊重、价值体现等。“后面这些就是政治诉求，需要从政治制度上给予安排，不然会阻碍经济发展。”

　　在他看来，“若按照‘政左经右’的说法，政府只管经济发展，打压和抑制政治诉求，结果就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但公信力丧失。”

　　警惕政改“麻木症”

　　多年来，作为为政治改革大声疾呼之人，王长江面对思想界、知识界任何关于拒绝改革，尤其是政改的思潮，都竭力提醒世人，应对其保持一种警惕。

　　2009年初，由于此前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让国内出现一些声音，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已难以为继，而中国能够在此次危机中处于主动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中没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更有人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很好，无需改革。

　　对此，王长江专门在《南风窗》上撰文，表示要警惕政改“麻木症”。在他看来，这种“麻木”是一个不良信号，不但影响民众，也可能影响高层。

　　王长江将这种“病症”形容为，“自我感觉良好，”“把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变成了一种自娱自乐、自我陶醉，拒绝吸收一切他们认为‘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然更拒绝使用国外学者发明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排斥一切、拒绝任何变革的心理。”

　　而对于国家拿出4万亿元资金应对金融危机，王长江则表示，这不光是对党和政府调控能力的考验，更是对政治体制的考验。“没有一套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权力寻租。”以王长江看来，需从体制上保证广大公众和人民代表对政府和部门人权、财权、事权的监督，否则“谁能保证若干年后，围绕这4万亿，不会有腐败案件浮出水面？”

　　关于“4万亿”的讨论，刚好引出王长江很早便提出的观点：“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在他看来，“民主的办法”是和“集权(或行政)的办法”相对的。他曾举例：如果给基层政府收税、审批的权力，又不让它寻租，怎么才能做到？民主的办法就是大家决定，限制权力，而非乱用了审批权，就把它收回来，变成到上一级政府去审批。“这样一级一级往上收，等于把腐败的主体向上、向高层转移，不但不能解决腐败问题，反而使腐败的级别越来越高，数额越来越大。”

　　加强顶层设计是政改中的关键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在王长江看来，政治领域的腐败现象，归根结底是和公权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公权力运行的必然伴生物。正因如此，遏制腐败，就必须把权力约束起来，加强反腐制度顶层设计。而反腐制度的顶层设计，又不应依赖于政府部门进行。“政府部门是常规执行机构，顶层设计恰恰是要打破原有行政管理布局，超越部门眼界进行统筹。”

　　王长江在多个场合，以及他所撰写的很多文章中都提及，加强顶层设计是政治改革中的当务之急。

　　在参加2013年全国政协会议时，他在发言中也特别举出几个案例，表明顶层设计的迫切性。比如，他记得自己曾在西部看到一些所谓农田，地处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亩产三四百斤就算不错，还不如撂荒了变成自然植被，还能保护生态。但不行，必须种庄稼，因为它们在18亿亩红线划定的范围内。结果是耕地指标保持了，却对解决国家粮食问题几无贡献，反而使水土流失更加严重。

　　王长江说，类似案例反映的不只是农业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顶层设计不足。”

　　在他看来，顶层设计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而是要明确目标，制定政策、原则，划定边界，然后在边界清楚、目标明确的基础上，让地方放开手去探索。

　　“中央的政策还是从实际中来，但前提是鼓励地方创新，给地方创新提供更大空间，降低他们的创新风险。而不是挥舞大棒，动辄叫停。”王长江表示，唯有上下形成良性互动，才能克服中梗阻，推动整个改革的前进。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经过多年呼吁，终有一个顶层设计机构，对此王长江充满期待，但依其设想，顶层设计机构还必须整合整个社会的力量。“成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做过全面工作的领导和退休老同志；第二，是能够从全局把握问题的学者、专家。第三，是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

　　总之，在王长江看来，强调改革顶层设计，强调改革进入打“攻坚战”的阶段，就是要“攻”调整利益格局、遏制既得利益膨胀这个“坚”。“尽管调整权力和利益格局、触动既得利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尤其是来自体制内的阻力，但执政党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冲破这些障碍和阻力，改革才会有光明的前景。离开了这一点，无论谈改革，还是谈顶层设计，都没有实质性意义。”

　　致敬辞

　　他致力于推动执政党民主改革创新，多次参与中央有关政策的讨论和制定，参加党章和重要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他是王长江。当改革进入深水区，他是险礁之上的守望者。

　　声音

　　“今天的改革已然到了一个关节点：不去触动权力配置背后的利益格局，对既得利益作出明确限制，很难取信于民。这几年公众中开始出现对改革失望的情绪，既非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够快，也非老百姓没有得到任何实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改革在不少方面不是限制、而是加强了既得利益的地位。”

　　——王长江

　　十年大事记

　　作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党内力主改革者”是王长江对自己的定位。

　　当外界出现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时，王长江表示，不能因为改革效果不尽如人意，就因噎废食。不是改革本身错了，而是改革的路径出了问题。

　　2009年，他还曾专门提出，在改革进入打攻坚战的阶段，应警惕政改“麻木症”。

　　多年间，王长江始终在为改革发出自己理性、专业的声音。他先后在媒体发表《邓小平的政治智慧》、《靠什么化解干部任用上的社会质疑》、《反腐需加强制度顶层设计》、《党内逐步开展“竞争性选举”的时机已成熟》、《莫让“顶层设计”走了形》等文章。

　　2013年两会期间，他提交了《建立中央改革委员会，加强对改革的设计和统筹》的提案，建议建立中央层面的改革主导机构——中央改革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