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读书已经小众化的时代，他倡导读书；在这个真话稀缺的年代，他以身作则，敢说真话；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他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回到启蒙的原点：在全社会培养平等、理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及习惯。

　　作为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理事长，他开创了精英读书与民间启蒙互动的新格局，并以两年来的蓬勃发展证明：中国并非没有理性与独立思考的土壤，缺的只是告诉人们“你可以这样”的推动者。

　　任志强：启迪民智的行动派

　　2013年12月23日晚，按照预先安排，中国金融博物馆迎来了41期读书会。这一期读书会的主讲嘉宾是学者易中天以及读书会发起人之一的任志强。

　　旨在启迪民智的书院读书会，兴办两年半以来，影响越来越大。一时模仿者众，外地邀约也越来越多，甚至有其他组织者想挖书院秘书长渔童。作为书院的理事长，拥有1500万粉丝的大V，任志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乐观地估计，读书会直接、间接影响了上亿人。

　　41期读书会，任志强凭借近水楼台的优势和意志上的坚持，参加了整整40期，也做了整整40次总结讲话。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位知名地产商一改在地产问题上咄咄逼人的说话风格，谈起读书、金融、历史问题时平和客观，展现给到场听众一副启蒙导师式的伏尔泰面孔。

　　书院启蒙

　　2013年夏天，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出版了新著：《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此前数年间，王巍有感于民众对金融颇多误解，就在天津、苏州、北京三地各办了一个金融博物馆，专司金融启蒙。

　　这个想法在2011年的夏天被任志强和酷爱读书的图书出版商渔童扩展到了读书领域。既然金融可以颠覆历史，任志强说，读书和讨论，也就是读书会，能够帮助人们洗清之前一些错误的理解，比如，对历史教科书的偏听偏信。

　　因此，每期读书会的两位嘉宾，有两项固定的任务。其一，介绍自己读书求知的经历；其二，以书院阅读导师的身份，向听众推荐几本对自己影响大的图书。2012年4月26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读书会现场看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向听众郑重推荐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7个月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亦向公众推荐此书。

　　在任志强新近出版的自传《野心优雅》中，他谈到，直到如今，王岐山也动辄在夜里给他打电话，依旧称呼他“老四”。他俩曾在同一所中学就读，高中生王岐山是初中生任志强班上的辅导员。“文革”开始后，两人又一起在陕西下乡当知青，情谊自是不浅。

　　由于到场的嘉宾均非等闲之辈，当马云、柳传志、秦晓、马蔚华、俞敏洪、吴晓灵、易纲、周其仁、张维迎、曹远征、王波明、戴小京、沈志华、袁伟时、朱学勤等名流娓娓道来自己的求学经历之时，仿佛给地下一层的读书会现场打开了一扇窗，让听众看到了别样的精彩人生。

　　书院导师们均系社会各界的精英人物，意见不同自然正常。陈志武在受邀主讲时，挑选了许知远一同前往(主讲嘉宾有权挑选另一位嘉宾)。孰料，许知远在诸多认知上与陈志远相左，一场读书会几乎变成了舌枪唇战的辩论会。有人不解，觉着读书会还是平和为好。但任志强不以为然：“就是要让人们看到，我们意见不一致。”

　　任志强读史多年，之前是俄国史和中国史，后来是欧洲史和美国史。每期读书会后，作为书院理事长，任志强拥有一个5分钟左右的总结发言机会。利用这个机会，他多次谈到，这个社会，一定会有“往左的”和“往右的”，“我没有标准答案，你要学会独立思考”。

　　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声名鹊起之后，《读书》杂志原主编贾宝兰致电王巍，遗憾自己多年来办一个类似读书会的想法，20年未成现实。

　　两段觉醒

　　回首人生，任志强说，有两段怀疑，促成了自己的觉醒。一段发生在年少懵懂时期，另一段则在知天命之年。

　　第一段的怀疑，始于“文革”之初，1966～1967年间。任志强这一代“红二代”，原本都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只信毛主席，对集体主义一度狂热地盲从。但是，当许多老革命，包括自己的父母，甚至国家主席刘少奇说倒就倒了，他开始怀疑一切。

　　类似的痛苦与彷徨，也发生在王巍身上。“文革”之初，中学生王巍在沈阳市司法系统工作的父母突然变成了“走资派”，下干校之后，好几年没法回家。王巍突然变成了野孩子。那段时期，王巍开始大量阅读，参加私下组织的社会上的读书会，思考，怀疑。

　　这种怀疑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因为弱冠之年的任志强和王巍找不到答案。“文革”中，任志强经历过上山下乡之后回到北京，入伍进了38军，那是林彪的王牌部队。孰料1971年，林彪也垮台了，他很痛苦。另一个风口浪尖的人物邓小平，因为几上几下，政治定论各不同，又让他几多彷徨。

　　即使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任志强的痛苦与彷徨仍在持续。他事后回忆，改革开放30年解决了人的温饱问题，但逐步才认识到要在制度上有突破，“这是一个过程，不是说你一开始就能认识到这些问题”。

　　到了世纪之交，任志强已近知天命之年，终于找到了答案。上世纪90年代，华远与华润合作，到境外上市。上市路演之时，华远董事长任志强“到资本主义社会走了一圈儿”，“比如，我看到了在香港的资本市场中，大家是怎么玩的，为什么这么玩”。

　　任志强这一代人，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改革开放后，开始学的是如何做人，后来学如何管理经济。这两项叠加后才明白，经济学的背景是政治学，经济学在很多时候行不通。“行不通不是因为经济规律不对，为什么别人能行得通，你行不通？因为政治体制限制了你”。

　　精英的转轨

　　一般人知易行难，任志强正好相反。一旦觉醒，他立即身体力行。

　　他资助茅于轼先生搞富平扶贫实验，茅于轼对《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富平遭受无妄之灾输了官司之后，是任志强出面付钱。未几，他加入阿拉善生态保护协会，和马云、王石等诸多企业大佬一样，每年捐10万元。成为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理事长之后，他花费千万，重新装修了华远的演播厅，使读书会的录制条件，逼近央视。

　　但是，他付出的远远不止金钱。作为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执行会长，任志强动辄受邀到各地作报告，价码在30万～40万之间。他自己掰手指头算了一笔账，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企业，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社会，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公益，“如果把做公益的时间用来讲课，可以赚多少钱？”

　　在书院活动之时，王巍有时会开小差，比如去爬珠峰，但任志强几乎每一期都坐在观众席第一排居中的位置上。每期读书会，他都要发出十几条微博，动用大V的影响力，对看不见的民众潜移默化。

　　书院导师、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如果改革开放前30年，是在把经济生活从政治生活中剥离出来，后30年的主要任务，则是要把社会生活从经济生活中剥离出来。而每一次的转轨，都需要社会精英领路。

　　在任志强自传《野心优雅》中，另一位知名地产商冯仑应邀作序。冯仑写到任志强的三个特点：第一，没事找事，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自己的事不当事；第二，口气大，说的都是大词，操的总理的心；第三，大胸怀，大气魄、大哥大，在回敬谩骂的时候语言直率、目光犀利、口才善辩。

　　任志强的伙伴王巍，对他有类似的评价，“老任是红二代，家国情怀使他以天下为己任。”

　　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言语的坦白直率，以及地产商的敏感身份，一度使任志强不为民众理解。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自己划了一道线：“如果在2007年，网上90%以上的人都反对我；现在则不同了。”伴随着书院的声名鹊起，任志强的脸谱，逐渐从一个“人民公敌”(某杂志封面文章，任曾以此自嘲)，变成了王巍口中的“微博大圣”“微博情人”，一个主张法治、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喷薄而出。

　　2013年11月20日，任志强应邀出席了《中国新闻周刊》举办的“2013影响中国”颁奖典礼，并发表了获奖感言。他介绍了他从事的公益活动，包括书院在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读书会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在一个社会不太重视读书，尤其是通过网络化碎片获得信息的时代，更需要用系统化的知识来唤醒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没有这种思考，人们就会依附于某一声音，如果没有了思想的市场，就像科斯先生说的，我们就不会再进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