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民：将法治变为信仰

　　作为中国法学界的中坚力量，长期坚持用科学、理性推进法治进程。2013年发表《宪法政治：开万世太平之路》，用对法治的信仰影响着青年学生。

　　作为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经常受邀飞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去给外国的学生讲授中国法律制度。每年一次，每次两周。对王振民来说，给老外上课不仅饶有趣味，还能从中受到启迪。

　　比如去年10月，他给学生布置了一篇论文：如果中国选择资本主义道路，结果会如何？几天之后，交来的作业让他大吃一惊。学生们分析了中国的历史传承、人口状况、自然环境，认为这些都是影响政治走向的客观条件。其中，还有人从粮食、水、石油等资源入手，写道：中国如果像美国、加拿大那样享受生活，一个地球的资源都不够用。

　　王振民笑了。通过这次作业，大家竟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拜托中国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然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活路了。”

　　那次经历，对王振民触动很大。国外的学生们不仅思维活跃，即使对于枯燥的政治制度，也能坚持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最初，我们觉得中国科学不发达。后来，又说经济太落后。现在，差距最大的是政治学和法学。”王振民说，“应该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去研究政治和法律，否则，国家很难进入科学治理的轨道。”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2013年的盛夏，对于中国法学界，注定是一段不平静的日子。

　　恰在此时，王振民公开发表了一篇长文。这篇15000多字文章，运用古今中外的大量例证娓娓道来，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咄咄逼人的诘问。除了对英美等国的宪政历程和中国历史剖析、解读，还大幅引用了几代中共领导人的讲话。

　　“我想让人们了解，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每位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曾多次肯定宪法的作用，或对落实宪法提出要求”。

　　通过这些引用，王振民想让决策者和普通公民都能明白，宪法与党的领导绝不是对立的。二者就像鱼和熊掌，但必须兼得。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既然我们认准了一个东西是真理，就要把它讲出去啊。”在他看来，一个宪法学者在这样的时刻如果不发声，可能会受到后代人的指责。“他们会问，你们当时干什么去了？”

　　数月后回想起来，当初的担心似乎有些多余。因为论文的发表过程非常顺利，编辑部仅对文字做出一些技术性修改。

　　这样的结果，或许正是得益于文章中客观、真实的论据，以及严谨且不失策略的论述方法。王振民的学生，国家法官学院副教授李纬华说，王老师向来“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每提出一个论点，都要搜集大量资料，小心论证。虽然文章数量不多。但每一篇都很谨慎，都经过了深思熟虑。

　　抹不去的“政治”乡愁

　　对于政治的兴趣，很早便在王振民身上显现出来。

　　1985年，19岁的王振民高考第一志愿便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从小立志从政的王振民希望由此顺利走向仕途。但阴差阳错，他最终进入郑州大学法律系学习。1989年，王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专业是与政治最为接近的宪法学。

　　那年的法律系新生，入学前全都要求在北京印染厂劳动一年。王振民记得，当时的研究生宿舍是四人间，大家每晚卧谈的内容，不是国家改革的发展方向，就是重大案件的法理分析。有时，还会因为观点不同激烈辩论，直到每个人口干舌燥，面红耳赤。说起当年的豪情，王振民颇为感慨：“那时候的大学生和现在不一样，很少在意物质上的东西。大家都想干出一番事业，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服务国家，服务社会。”

　　硕士毕业后，王振民放弃了国务院法制局的工作机会，留在人大继续深造。但政治一直是他学术研究中抹不去的“乡愁”。

　　读博期间，他远赴香港研习很少有人触及的特区基本法。由于研究资料极其有限，他把能够翻找到的所有书籍、文字拍照留底。几年后，二十余万字的专著《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一种法治结构的解析》付梓出版。

　　他在书中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对特区《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特区终审法院行使具体案件的最终裁判权。这个观点，成功解决了香港普通法与国家法律体系之间的冲突。

　　毕业后王振民选择从事法律教学，他发现，现在的大学生，大概很难理解他那一代人的理想。随着学生们知识、技巧的与日俱增，对法律的激情却不断衰减。

　　怎样才能激起当代年轻人对政治的兴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年复一年地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上强调法律中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导向，鼓励学生担起肩上的责任。他告诉自己的学生：美国的43位总统有27位是学法律出身、49位副总统有37位是学法律出身。有时，他甚至激动地“威胁”说，“如果你们仅仅想要一份很好的生活，实在没必要占用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名额。”

　　相形之下，王振民算不上一位“严师”，生活中，学术上，皆是如此。两周左右一次的读书会上，学生们按照各自的兴趣和研究方向选择题目，阅读、交流。如果有人问他，“王老师，您看我这样行吗？”这时的王振民总是脸上带笑，“行啊，可以这样试试。”

　　以学术影响制度

　　王振民始终坚持把精力放在特区基本法和违宪审查问题上，最近又向台湾问题的方向延伸。

　　“一个国家，总要有一批法律学者研究现实问题。而宪法学者，更应该帮助执政者找到一套最佳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和治理体系。”王振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学术对制度产生实质影响。

　　在中国，一名学者想要推动这样的影响，不外乎对社会公开发声、参与国家的专项议题或到党政部门挂职锻炼三条路径。已担任法学院长的王振民对此了如指掌，他一方面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和评论；一方面利用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平台，与多个国家机关密切合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最新的三中全会《决定》，大量吸收了近几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比如废除劳教，比如司法体制改革⋯⋯”王振民说。

　　这激发了他的演讲热情，11月22日，一个寒冷的夜晚，他特意在清华大学西阶报告厅开了一次“法治改革与中国未来”讲座。不大的报告厅挤进了三四百名学生，不少人坐在地板上、站在过道里听完了两个多小时的讲座。

　　当晚，王振民穿着一套深色西装，戴着精致的金丝边眼镜，语气不疾不徐，“过去，清华出了不少国家领导人，以后肯定还有不少。不过，未来的领导人，学的肯定是不同的专业、来自不同的学院⋯⋯”台下，受鼓舞的学生开始哄笑、鼓掌，而讲台上的王振民依然语速和缓，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  ★

　　简介：

　　王振民，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研究宪法基本理论、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