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厚黑’，是阳光”—作者们谈官场和“官场小说”

　　王跃文常用湖南方言中的“不懂味”来形容自己，意思是“不识时务”。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对那些太识时务的人，我内心是蔑视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特约撰稿康佳、王晨仿、李潇雄 | 北京、长沙报道

　　和领导打牌为什么领导总是能赢？

　　个中道理远不是故意输牌那么简单。朱怀镜从副县长调任市政府办公厅副处长后的很多年，他也想不很明白。直到后来他陪着皮市长打过一次麻将，他终于懂了。懂了，也就能跟市长走得更近了。

　　牌局开始前，皮市长秘书方明远特意交代几位牌友，市长平日工作辛苦，难得休息一回，陪他打牌是让他高兴。方明远有个秘密一直瞒着皮市长：打牌时他站在市长后面，市长缺什么牌他会做暗示。鼻子表示万，嘴表示条子，下巴表示饼子，一个手指放在鼻子上，表示皮市长需要一万，依此类推⋯⋯

　　这是小说《国画》里的一个情节。

　　“我写的是主旋律”

　　《国画》作者王跃文浸淫官场多年，小说中诸多类似的情节总会激起读者探究其是否“写实”的兴趣。

　　1984年，王跃文大学毕业后先是去了老家湖南溆浦县政府办公室工作，此后仕途还算顺利，先调到怀化市政府，再到湖南省政府。在作家中，他是官员；在官场中，他是作家。只是，按王跃文自己的说法，“我是边缘人，什么都不算。”

　　王跃文常用湖南方言中的“不懂味”来形容自己，意思是“不识时务”。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对那些太识时务的人，我内心是蔑视的”。

　　如今，《国画》正式出版已经十数年了，中国社会有了巨大的改变，现实官场是否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读者并不因为这部小说描写的生活过时而觉得小说过时了。”王跃文说，他还坚信一个规律：同一政治文化影响下的不同地方，尽管山隔千重水隔百渡，其社会政治生态都是相同的，衍生出的社会生活形态和人性面目也都是相同的，“小说固然要反映真实的生活，但文学毕竟不同于新闻报道，真正的文学超越时空而存在。”

　　而黄晓阳说他的《二号首长》“就是个哲学”。

　　他对本刊记者介绍，《二号首长》一开始就设计写三本。第一本的哲学核心词是“破”，省委书记赵德良到一个新的官场，需打破既有规则才能进入；第二本是“稳”，破了之后一定会对原有机体产生损害，这就需要维护和修复；第三本是“立”，也就是要建立你的思想、形成你的体系，思考给整个社会能留下什么东西。

　　“如果大家能看到第三本，会更加确定我写的是主旋律。”黄晓阳说，他的“主旋律”是他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领悟，“立的是党的威信，立的是文化的标杆、文化的传承。”

　　写于看守所中的《青瓷》

　　巧合的是，王跃文和《青瓷》作者浮石，以及《沧浪之水》的作者阎真等多位以“官场小说”知名的作家，均是湖南人。黄晓阳尽管籍贯湖北，但自2006年起一直生活在湖南。

　　生于湖南常德的浮石，原名胡刚。曾经在湘潭大学工作，1990年代初下海辗转海南多地，1998年回到湖南开办拍卖公司。在当年的湖南，拍卖行属一个时兴的行业，浮石经常跑各家法院进行“业务公关”。浮石曾公开披露，为了和法官混熟关系，他经常请他们吃饭、钓鱼、洗桑拿。这为他后来创作反映拍卖行内幕的小说《青瓷》积累了最原始的素材。

　　浮石为此还差点招来牢狱之灾。2004年6月，震动一时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振汉受贿案发，湖南法院系统有上百人被立案或查处，浮石牵涉其中，因涉嫌行贿被羁押近一年后获准取保候审。40多万字的小说《青瓷》就写于他被关押在看守所的这段日子。

　　《青瓷》没有沉溺于对官场单一层面的叙述，更多侧重于商人与官场的关系。浮石的分析是，湖南的商业社会并不发达，而官场掌握着最多的资源，“聪明的人就会往官场上追”。

　　这种现象并非湖南独有。但由于小说的缘故，难免有读者将这些湖南籍作家笔下的小说情节和湖南官场对应起来，这一度给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带去了压力。2009年初，湖南作家魏剑美在《长沙晚报》连载小说《步步为局》，讲述高官境外赌博的故事，连载到第九天时，据称因有“影射”之嫌而中止。

　　“不是‘厚黑’，是阳光”

　　和王跃文、小桥老树等人不同，黄晓阳没有在官场呆过一天。

　　他对本刊记者说，《二号首长》的主旨是他后来印在封面上的另外三句话：王者伐道，智者伐交，武者伐谋。尤其是“王者伐道”，黄晓阳说这是他理解的最高政治智慧，意即顺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很多人认为《二号首长》中大家玩政治手段，其实这只是属于‘阴谋’的成分，不是我的主流，我弘扬的主流是赵德良的‘王者伐道’。”

　　一个机关单位有两个副主任，两人之间必然会发生竞争，这是黄晓阳笃信的官场规则。他说，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竞争形成良性互动，这就需要“掌握平衡”、“政治艺术”。

　　“这不是潜规则，是显规则；它不是‘厚黑’，是阳光。”黄晓阳说，他是把这些问题想明白了之后才清楚要写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我写的不是‘三十年官场现形记’，我希望让那些真正想了解官场规则的人明白哪些是显规则，哪些底线需要去信守。”

　　在黄晓阳看来，官场是最集聚政治智慧的地方，也是聚集最多精英人才的地方；而在浮石的眼里，“规则存在了要懂得守护；同时规则又可能是不好的，那么每个人都有职责和义务去改变它。”

　　抗拒“官场小说”标签

　　“官场文学”概念的横空出世，更多是出版商出于市场目的制造出来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特约撰稿康佳、王晨仿、李潇雄 | 北京、长沙报道

　　在出版5年后，小说《大清相国》大火了一把。

　　“大火”源于2013年底某杂志一篇题为《王岐山脸谱》的报道，文中提及王岐山曾向下属推荐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大清相国》等书。

　　这不是王岐山推荐《大清相国》一书的说法首次见诸报端。按该书作者王跃文的说法，早在《大清相国》2007年出版后，就曾有北京某家媒体报道过王岐山推荐该书的消息，王跃文家乡的长沙媒体还进行了转载。

　　王跃文的多部作品均将关注的焦点对准官场，故而他常被称为“官场小说”作家。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关注的也是官场，只不过王跃文将视线对准的是三百多年前清康熙年间的官场。

　　这不是王跃文第一部描述官场的小说。早在1999年5月，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出版后即引发反响，半年之内先后加印5次。此后，《青瓷》《驻京办主任》《侯卫东官场笔记》《二号首长》等一批小说获得追捧。

　　不受欢迎的标签

　　对包括王跃文在内的诸多被冠以“官场小说”的作家而言，他们大都并不喜欢“官场小说”和“官场小说作家”的标签。

　　2006年出版的小说《青瓷》封面印有“中国式关系”几个字，在作者浮石眼里，这是他抗拒被归类为“官场小说作家”的态度宣示。浮石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为“社会关系小说”。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总会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如果仅是因为揭示出某些官场规则就被定义为“官场小说”，“那是不太严密的。”

　　任何人都可能有多重角色。浮石说，作为一个省长、市长有其职务性的一面，但他同时也可能是一个人的老公，一个人的父亲，另一个人的孩子，等等。“为什么我的书不能简单地称为‘官场小说’？因为我在书中把官员的职务属性当作一个生存的环境、一个角色的定位，而我更多地是展示他(她)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个社会人的那一面。”

　　因为《国画》的风行，作者王跃文曾经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 但他同样向本刊记者鲜明地表达了对“官场文学作家”的抗拒，“任何文学作品都不可以简单地贴标签。一纸‘官场小说’的标签贴上去，作家同作家之间的区别没有了，作品同作品之间的区别没有了。”

　　尽管一些作者抗拒“官场小说作家”标签，近些年的出版市场贴上“官场文学”标签的文学作品风行，也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的官场小说，是类型小说中最为行销的。”知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对本刊记者说，传统文学题材分类并没有“官场文学”一说，“官场文学”概念的横空出世，更多是出版商出于市场目的制造出来的。

　　“功利主义文学与文化的集中反映”

　　白烨认为，当前所谓“官场小说”的前身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改革小说”、“反腐小说”—代表作包括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张平的《国家干部》、陆天明的《省委书记》，等等。白烨对本刊记者分析说，这些作品大多注重“从保守与改革、营私与为公、腐败与反腐败等多种矛盾冲突的展示中，写出了正面力量的英气与这个时代的正气”。而现在的“官场小说”更多聚焦于不同观念与不同利益的官员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特别是基层干部在官场规则、政治文化中的适应、纠结与感受。

　　这也正是当前“官场小说”引发争议的关键所在。

　　与早期“新改革小说”和“反腐小说”中总能读到浩然正气的主旋律不同，当前的“官场小说”因为更注目于官场生存之道而被一些人称为“官场教科书”。以近年热销的《侯卫东官场笔记》等“官场小说”为例，笔墨聚焦于中下层公务员，着力描写的是这个群体身处官场的身心挣扎和官场应对。

　　2010年6月，《侯卫东官场笔记》正式出版，延续了早先在网络连载时受追捧的景况，迄今已出版到第八部，作者小桥老树累计写了超过800个章节。加上遍布全国大街小巷的盗版，无人知道该书的真正发行量。一个可以参考的数据是，某机构2011年11月发布的“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小桥老树以235万元的年度版税收入位列第17位。

　　在“榜样”的激励下，大量打着“官场小说”旗号的书籍跟风而起。根据白烨的调查观察，其中比较好的并不多，坏书也不是很多，大量的是中间状态。

　　白烨认为，好的作品在描述官场现实时，侧重于正与邪的博弈，并带有一种自省意味，对人们认识现状、反观官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一些质量欠佳的作品可能滞笔于对各种腐败现象的展示，难以提供正面的意义；至于“等而下之的作品”则把官场描写得漆黑一团，有意鼓吹所谓“厚黑学”。

　　“官场小说”所以受到追捧，在白烨看来，有文学的因素，更有非文学的因素。文学的因素在于，直面现实一直是当代小说的一个重要取向，当然会常常涉及官场；非文学的因素在于，这一题材的不断盛行，适应了一种务实性的阅读需求，这种务实性需求“包括身在公务员体制之中想借以认知现实的，或为准备进入公务员队伍而了解情况的，当然也不乏想看看官场与官员的热闹的”。

　　“究其根本，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与权力崇拜意识在暗中主导，基本是功利主义文学与文化的集中反映。”白烨说。

　　“不同的小说会呈现不同的真理”

　　官场始终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这也是浮石等人不愿意被归类为“官场小说作家”的原因之一，但官场确又是一种客观存在。 “当权力的运行机制跟每个人都发生某种血肉关联的时候，作家不去写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浮石说。

　　并不是人人都想“当官”，但人人都期待能进入社会的主流。在小说《二号首长》作者黄晓阳看来，追求进入主流是人生追求的根本性冲动。“社会主流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在中国，离不开官场。”黄晓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他看来，中国官场集中了社会“最精英的人群”，这是现行的社会规则和分配方式自然形成的。

　　不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北京、上海等地的多个出版商均证实，2012年以来“官场小说”的出版有收紧的趋势，近一年的时间图书市场基本未再有新的“官场小说”出版。知名出版商“凤凰联动”总编辑李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证实，《二号首长》一、二部风靡全国后，黄晓阳的《二号首长3》迄今仍留在编辑的电脑里，正式出版尚无时间表。

　　宣扬潜规则、影射官场，这是一些人对《二号首长》的批评。对此，黄晓阳表示明确反对。“我写的不是潜规则，我写的是规则。”

　　王跃文的《大清相国》也曾被批评“灰色格调”。

　　“我更想说我的小说底色是真实的。”王跃文非常赞同美国作家海明威1937年一次演讲中的说法：作家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要向读者描述真实。

　　“海明威同时表示，描述真实的时候要以揭示真理的存在为前提。我同样赞同这个说法。”王跃文说，不同的小说会呈现不同的真理，但如果在小说里先验地植入某种虚妄的真理，小说会变得非常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