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里克脑袋发热，不知道哪里来的意念，突然扣动扳机补火。他说：“别人都开了枪，我不开枪，不是显得我太胆怯了吗？”“哒、哒、哒”！他手中的轻型冲锋枪向着河中远去的知青开火，把前面4个人吓一大跳。事毕，大家按原路返回，都不说话。中途，只有杨里克哼了一句：“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武斗忏悔者杨里克：开枪是为了掩饰胆怯

　　文_本刊记者 刘霄

　　西昌铁路退休职工杨里克，始终记得多年前管理学校化学实验室的一名校工，领着一群学生，大声教唱“工人阶级是硬骨头”的场景，“那张脸对我印象太深刻了，坚定得很”。杨里克一边说，一边不禁在空中打起了拍子哼唱着，示范起那个40多年前的动作。没过多久，这名校工泼浓硫酸自杀，原因是自己家庭出身太差，无地自容。这样的事情：自杀、战死、误伤，在之后的三年，不断重复上演，像是翻拍剧。退休后的杨里克靠上网和打球度日，最常去一些讨论时事的网站，还加了几个探讨时政的qq群。在廉政瞭望记者面前，他点了一根烟，伏坐在茶几前，喃喃地低诉，应该是已经太久没有人面对面地和他讨论那些陈年往事了。

　　“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

　　西昌高中同学聚会，老同学之间，最多的是相互寒暄，对于1967至1969年的那段“兵戈时光”，像是集体失忆一般，缄口不提。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次年，西昌地区“造反派”掀起了武斗狂潮。“造反派”分裂成两大阵营。杨里克参加的一派被称为“地总”，对立派则被称为“打李分站”，两派互相争斗，但他们都声称保卫毛主席和共产党。双方从最开始的大字报、大辩论、肢体冲突、扔石头、棍棒、钢钎、籐帽，最后发展到真刀真枪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在凯迪网上，杨里克发过一个热帖，他写道：杀鸡时，左手抓牢鸡翅膀和鸡头，右手扯去鸡脖子上的细毛，找准鸡的颈动脉，稳准狠的一刀下去。待鸡血喷涌时，将鸡头朝下，滴干净血。 杀鸡和杀人的方法差距其实不大，围绕在杨里克脑海里的就是这样一幅幅画面：开枪、挣扎、哀求、嘶吼、而后血水尽、气数绝。60年代末的西昌，夜色像泼开的墨，比今日更为浓重和漫长。杨里克一派5人，赶着一个对立派的成都知青，在齐腰深的荒草中，缓缓走向海河。那知青起初拼命哀求他们，饶他一命，说家里还有一个孤苦无靠的老母亲。说着说着就停下，死活不走了。他们威胁他，不走就当场打死。知青乍一抬起头，望着一片漆黑夜空，犹如将死的猎物，发出一声哀鸣：“难道今天是我活在世上的最后一天吗？”说完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有任何反抗举止。来到河边，知青一个人站在海河岸边，身后是4名武斗队员。杨里克站在一群人后边几米远，呆望着。 没有人发布命令，没有人说一句话。突然，“砰、砰、砰”，枪声划破寂静长夜，知青身中数弹，落入水中。他身体慢慢浮出水面，顺流向下游飘去。杨里克脑袋发热，不知道哪里来的意念，突然扣动冲锋枪扳机补火。他说：“别人都开了枪，我不开枪，不是显得我太胆怯了吗？”“哒、哒、哒”！他手中的轻型冲锋枪向着河中远去的知青开火，把前面四个人吓一大跳。事毕，他们按原路返回，都不说话。中途，只有杨里克哼了一句：“这年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容易！”在文革中，杨里克只管迎头而上，杀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和杨里克一派的，有一名武斗人员，和女友玩枪，没拉住扳手，女友被面对面击中。临死前，她只说了一句话：“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而其父在亡女追悼会上说：“可惜她没有死在文攻武卫、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火线上。”杨里克狠狠捻灭了一支烟头，有点激动地说：“那个年代，现实比戏剧还要荒诞。”武斗中，有人传言把被子用水浸湿，裹在身上可以防弹。许多人信这个话，和湿被子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思想的化学效应

　　1980年，峨影厂拍了一部反映文革武斗的影片，名为《枫》，外景几乎全部在西昌拍摄。有一处取景地，名为白楼，是四川林学院的教学楼。据凉山州史志办编撰的“大事件”描述：1969年7月，西昌“地总”打回西昌，19日四川林学院白楼被炸毁，打李分站死27人。随即攻下西昌城。此后，白楼像一个虚弱的残疾者，在历史的风雨中瑟瑟地站立了十几年，80年代末才得修复。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杨里克：那个年代的人，包括自己，为何那般疯狂？他第一次拿到枪，不是畏惧，而是兴奋。一次，学生们去领枪，男生给女生递枪，因为太过激动，一男同学把枪扔到女同学身上，打碎了女同学的肋骨。西昌地区的武斗时间很长，势头也很猛烈，直到1969年底，省里来人下达命令，方得终止。杨里克在武斗中属于“革命小将”，仅被关了十天，被释放时，公安人员对他说：“回去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再犯错误。”然而，他始终无法摆脱这段经历对命运的操弄。1975年，中央反击右倾翻案风吹起。两年后，杨里克以“现行反革命”入罪，他在武斗中杀人的旧事也被拿出来一起清算，被判刑4年。当时，杨里克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做错了，觉得自己是以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的名义参加武斗，最后却反进了劳改营。他心中好像有什么东西坍塌了，武斗中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英雄，而今他才明白，自己不是想象的那样。在劳改营的日子里，他不断申诉，对于在武斗中被控诉的罪行，他这样写道：“当时，各方都是把对立派当做国民党反动派来打，何罪之有？”1978年，中央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政治气候开始发生变化。杨里克申诉成功，被释放了出来。之前他的妻子带着才1岁多的儿子，等了他两年，组织上多次劝其离婚，她都不愿意。谈及那段岁月，她说：“认准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我都等他。”思想剧变的化学效应发生在80年代，那段时间各种新的思潮袭来，杨里克在工作之余，广泛接触了一些读物，加之自己的特殊经历，进而开始反思人生轨迹。但是他找不到一个地方，把这些都摊开来讲，更找不到一群人听他讲，因为当事者的“集体静默”。杨里克有一名关系颇好的高中同学，现在是一名大学教授，他们一起参加过武斗。他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和杨里克没有顾忌地探讨当年事的人。在老同学的推荐下，他去了一些时政类的网络论坛，开始倾诉历史之殇。在不同年代不同身份的变化，红卫兵、武斗狂人、知青、“反革命罪犯”等，让他的故事充满了戏剧色彩，探讨热度骤然而升。

　　默默无语是最大的残忍

　　杨里克和老伴坐在客厅里，两人讨论着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因为年份太久远，互相挑指着对方的记忆盲点。一个说武斗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是谁谁谁，另一个说你记错了吧，好像是另一个人。杨里克回忆，1967年武斗初，自己还是有怀疑和不安的。他和一帮同学准备逃往云南，半路被截回，这才投入了浩荡的武斗队伍。他叹了一口气：“形势比人强，随大流而已”。起初，议论当年的人是少之又少，杨里克说：“大家默默无语，没有议论，没有叹息，这才是最大的残忍。”他很愧疚，希望可以给自己，给那些逝者一个交代。后随着网络的兴起，更多的人站了出来，走到历史的台面前，开始讲述、反思和道歉。 去年宋彬彬等一批“红二代”们纷纷站出来，为文革中自己的过错忏悔，给了杨里克一些鼓励，他还曾联系过一些作家，想出版口述史。但让他苦恼的是，因自己在网络上发的忏悔贴，一些网友骂其是杀人犯、刽子手，要让他血债血偿。杨里克反问，在那个年代，你能分得清谁是迫害者，谁是受害者吗？他记不起自己伤害了多少人，很多都不认识，也不晓得到哪里去找那些人的亲属。但他说，如果遇到，我一定要向他们道歉。从个人道歉到集体忏悔，再到更深刻的反思，参与进来的当事者还只是少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被问及忏悔的意义在哪里时，杨里克说：“忏悔倒是第二位的，那是对于个人良知而言的。在我心里，还原历史是第一位的，让学者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让下一代更客观的了解历史，避免悲剧的重复。”杨里克很喜欢鲁迅，他喜欢鲁迅的一句话：“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但平静之水下，总有波澜。当年，在一场进攻对方武斗据点的“战斗”中，一颗军用手榴弹在杨里克身边爆炸，他身上多处受伤。最大的一颗弹片，打断他指甲刀的三层钢片，穿过两层军用皮带，再进入肚皮表层。他大难不死，被手术医治。后来他感觉左手掌心还有一颗弹片，手术当时没有发现。医生说，影响不大，害怕伤到神经，就不必再开刀取弹了，直到现在。这颗在他身体里停驻了40多年的弹片，仿佛提醒着他，如他自己在网贴里说的那样：“经历过昨天，方才知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