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丽琦 发自北京

　　“在‘五一’等关键节点，各级党委更要积极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种好自己的‘责任田’。”4月4日，在中纪委召开的新闻宣传通气会上，中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许传智如是说。

　　4月8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在首页开通了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引导群众积极举报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问题。

　　很快，各地开始积极响应，利用新媒体技术，发动全民反腐。4月23日，重庆网络问政平台发布“五一”小长假反腐征集令，号召广大网友通过微博、微信、APP等方式曝光各类新型腐败手段和利用新型腐败手段行贿受贿的实例。

　　“以往，普通老百姓很少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反腐工作中来，现在这些举措，说明反腐已经常态化、全民化，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反腐败的主角。中纪委作为最权威、最科学、最有影响力的部门，开门反腐，建立一个反腐的正规渠道，搭起和百姓沟通的桥梁，提高了人们反腐举报的积极性，也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监察协会副会长李成言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反腐倡廉方面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信，也意识到了网络信息平台的重要性，官方网络接受群众举报将对反腐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所主任任建明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但如果没有制度支撑，恐要流于形式。”

　　发动网民揪出隐形腐败

　　对于吴玉林(化名)来说，刚刚过去的“五一”过得并不轻松。

　　吴玉林是黑龙江省某地级市税务系统的一名科级公务员。“五一”期间，因为私事，他带着妻儿回到800公里外的岳父母家。以往，他都是开单位的车，但这一次，他只能向朋友借了一辆车。

　　“真查呀！在高速入口就看到有纪委的人在查车。”吴玉林向时代周报记者感叹，从前6个多小时就能走完的路，这次走了8个小时，“开私车和公车的感觉肯定不一样，万一刮蹭和违章都得自己负责。”

　　吴玉林最担心的就是群众举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人家一拍，立即上网，找啥关系都没用。”

　　“从去年的五网合一，开通举报平台开始，可以看到，中纪委非常重视网络的力量。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腐败形式开始发生变化，从公开腐败到隐形腐败，在这一方面，如果能充分利用网络，将会为反腐打下夯实的群众基础。”李成言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实践证明，抓住重要时间节点刹风肃纪，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中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许传智说。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后，摘发了部分网友有关揭开“四风”问题隐身衣的留言。留言反映了“‘化整为零’，领导孩子结婚，上级不是不让大操大办吗？有的就今天请两桌，明天请两桌，反正该请的也都得到场。”、“电子礼品卡、预付卡，送礼收礼花样在翻新”、“‘嘴上腐败’改换门庭，奢侈享受更隐蔽”、“公车换身份，公费养私车”等四风问题。

　　“很显然，隐形腐败增加了查处的难度。群众的眼睛总是雪亮的，只要是在利用公共权力和职务便利谋取私利，就有被曝光和举报的可能。因此民间力量在反腐中具有他者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任建明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对腐败必须零容忍，中央的态度非常明确。从这个角度，现在中纪委邀请网友参与揭露、治理隐形腐败，其中传递的恰是对腐败零容忍的信息。”

　　全民反腐成纪检重要补充

　　中纪委开门反腐，让陕西省三原县的白建军尝到了“甜头”。

　　2013年，白建军与三原县公安局副局长孟晓锁在共同经商中产生经济纠纷。同年4月8日，白建军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被人用专用器械将双腿打断三截。他怀疑是孟晓锁指使人所为，遂愤而举报对方涉嫌非法经商的问题。但屡次上访一直没有结果。

　　就在白建军一筹莫展之际，赶上了五网合一网站的开通，中纪委开始公开接受群众举报。

　　很快，陕西省咸阳市纪委开始介入调查孟晓锁的问题。此后，三原县人民政府决定免去孟晓锁三原县公安局副局长职务，并立案调查。

　　“以前一直觉得反腐败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不这么看了，我一个老百姓也能为中国的反腐败做一点贡献。”白建军向时代周报记者庆幸地说。

　　全民反腐时代的来临，也让纪检委工作人员有了深刻的认识。 “网络反腐可以聚集较大的社会力量，就现阶段反腐斗争而言，各级党委政府只有正确认识和对待网络反腐，才能更好发挥出网络反腐的正能量。”一名地方纪检工作人员说。

　　2013年7月17日和今年4月，《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两次实名举报央企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称其包养情妇，在收购山西金业资产的百亿并购案中故意放水，致使数十亿元国资流失，已构成渎职罪，并有巨额贪腐之嫌。今年4月17日，宋林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而在此前，最有影响的是被《财经》杂志原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后落马的高官、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此外，重庆“艳照门书记”雷政富、国家档案局政法司副司长范悦、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德增等人，也都因网络举报而倒下。

　　“前有刘铁男，后有宋林，这两期网络实名举报实例让公众参与反腐的热情和能力都得到了认可，也与官方形成了良性互动。”前述纪检工作人员分析说。

　　“网友与网络，作为反腐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在成为制度反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能进一步畅通举报和诉求表达渠道，就能更好地发挥全社会的监督力量。没有一个腐败分子能逃得过全社会所有的眼睛。”李成言说。

　　伴随着全民反腐的趋势，各地纪检部门的工作也开始有了变化。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对湖南省纪委来说，办案周期并没有明显改变，案件也没有增多，但政策开始向办案一线倾斜。对原有的“三湘风纪”网站正进行重大改版，省纪委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网站维护，并收集反腐倡廉网络舆情。

　　“除了宣传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接受群众网络举报也是重要的考量。在当前腐败易发、多发的情况下，形成对腐败的高压态势，有助于增强党内外的信心。”陆群表示。

　　北京市纪委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从中纪委到一些地方纪委内设机构的改革来看，工作上更加聚焦主业，以查办案件为主要工作。各种举措的出台，也是围绕反腐败这个中心来进行的。北京市同样是按照中纪委的统一部署，结合北京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

　　“过去是少数人监督少数人，现在通过网络这个平台可以出现一个监督者倍增的效应。关键是所有知情者的信息都能够提供出来。这确实是当前这个时期我们要很好借助的一个平台、一个载体。”任建明说。

　　制度反腐今年或有大突破

　　“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纪委、监察部成立以来，反腐平台的开放性是无以伦比的，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腐力量和场地。” 李成言说，“中纪委正在用阳光化、公开化的方式推动中国的反腐工作向纵深发展。”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建设的成就和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任建明表示，“但反腐要想形成长效机制，还需要制度和法律的支持。比如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加快反腐败国家立法。香港和新加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就反腐成功，说明反腐败关键在于制度的建设。”

　　“网络只是一个表层的平台，一个表达民意诉求的载体。纪检部门能不能做到有问题就查，机构能不能独立、有没有充分的授权，制度有无实质性的变化，这些做到了，才能让反腐形成一个长效机制。” 任建明说。因此，在重视网络作用的同时，还是要把一些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好，把基础夯实。这样网络作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来，否则就可能行之不远。

　　“网络在目前管理还不到位的情况下具有两面性，就是双刃剑。一方面，网络发挥了人民群众监督、民主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网络也形成了‘网络暴力’这样的问题，甚至现在也有受‘网络黑社会’操纵，短期内形成压力的影响，背后有一个利益链条在起作用。”任建明对此不无担忧。

　　为什么需要专门反腐倡廉的法律制度呢？任建明分析说，腐败是很特殊的犯罪。早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腐败被纳入经济犯罪。后来又被归到刑法的职务犯罪里。其实，腐败犯罪和职务犯罪是两个集合，有重叠部分，但是各自都有特殊地方，不能为对方所包含的地方。所以应该积极地制定针对腐败的专门法律。

　　“制度建设需要一个过程，”李成言说，“未来中纪委的权力将不断被强化和扩大，直到走向垂直管理。”李成言曾参与《建立健全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工作规划》起草专家座谈会，该《规划》明确提出，将在5年内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取得人民群众比较满意的进展和成效。

　　“2014年将延续2013年的高压反腐态势，一批‘老虎、苍蝇’将继续被揪出。同时在下半年，制度反腐或将有大的突破。2014年将进入继续‘治标’和开始‘治本’的关键期。”李成言预测，“通过2013年一年的‘治标’，将会推动2014年‘治本’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