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总理辞职背后的“耻感文化”

　　古代哲人言耻，着眼于善恶，即以恶为耻，以善为荣。在东方国家，“耻感”心理早已积淀成一种文化，同荣辱与人格一样重要。尤其是韩国，长期以来，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经历，促成了韩国人敏感而自尊的个性。

　　刘禾

　　韩国4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岁月”号客轮沉船事故，目前已确认造成236人遇难，66人下落不明，失踪者生还希望渺茫。

　　事故发生后，韩国总统朴槿惠向国民道歉，总理郑烘原引咎辞职，一位获救的副校长因自己带领的200多名学生恐遇难而上吊自杀……，韩国政坛以其惯有的“悲怆”为这个巨大的悲剧性事件埋单，引发国际舆论对韩国“耻感文化”的再度关注。

　　总统道歉，总理辞职

　　4月29日，韩国总统朴槿惠满带悲伤，就“岁月号”沉船事故向国民道歉。“我对不起国民，失去众多宝贵生命，我心情沉痛。”她说，尤其是遇难者多是那些含苞待放的稚嫩学生，这将成为他们父母内心深处永远无法消除的伤痛。

　　这起恐怕是韩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海难事故发生后，初期搜救和善后工作不到位，令韩国当局难辞其咎。就在朴槿惠发表致歉声明的两天前，总理郑烘原已经宣布自己对事故负全部责任并辞职。

　　“我本想早点辞职，但处理局面是第一要务。我认为，在离开前帮忙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郑烘原说，“但是我决定现在辞职，不再作为政府的负担。”

　　有舆论认为，郑烘原宣布承担全部责任并辞职，实际上是为了减轻朴槿惠的压力。在韩国，总理一职常因为缺少实权而被称为“礼仪总理”或“影子总理”，但重大事故或灾难事件发生后，承担较大政治责任往往是总理。

　　此次郑烘原的辞职也被媒体解读为韩国崇尚“耻感文化”的体现。在韩国，当一个官员因过失或丑闻广受批评，强烈负罪感的作用下站出来致歉或承担责任，甚至不惜自残、自杀，用决绝的方式“以谢天下”。

　　韩国当局在处理这起沉船事故中，被舆论指责政府没能阻止事故发生、缺乏恰当的应对措施，郑烘原先前在探访海难安置点时，曾遭受害者家属质问、推撞甚至投掷矿泉水瓶。

　　“岁月”号船长李俊锡在事故发生时，抛下乘客，弃船逃生，被舆论指为“卑劣之极”。他虽然逃过海难，却难逃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

　　船上的一名副校长，300多名高中生的带队人。他在获救后，情绪十分低落，原因是自己捡回一命，而200多名学生依然生死未卜。后来警方发现他吊死在一棵树上，没有留下遗书，没有证据证明，这名副校长应该对“岁月”号学生们的遇难承担任何责任。他的自杀显然是因为内疚，或许，在他看来，作为师长和带队人，没有平安地将学生带回家，是莫大的耻辱。

　　耻辱感，“最后一根稻草”

　　古代哲人言耻，着眼于善恶，即以恶为耻，以善为荣。在东方国家，“耻感”心理早已积淀成一种文化，同荣辱与人格一样重要。尤其是韩国，长期以来，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经历，促成了韩国人敏感而自尊的个性。

　　2009年5月一个清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在警卫人员陪同下，攀登住宅附近的烽火山时坠崖身亡。事后证明，卢武铉是跳崖自杀。

　　卢武铉的自杀被指源于针对他和家人的反腐败调查。就在他跳崖一个月前，卢武铉承认他的妻子权良淑收受韩国制鞋企业泰光实业公司老板朴渊次100万美元贿赂，其侄女婿也承认从朴渊次处收受500万美元。不过，卢武铉一再强调，自己对家人收受钱款的事并不知情。

　　卢武铉自杀后，韩国检察机关宣布结束对他的调查，但并没有结束对他家人的调查。由此可见，卢武铉的死并没有减轻其家人的负担。退一万步讲，即使卢武铉牵连其中并受到审判，也很有可能得到特赦。所以，他选择自杀唯一的解释便是，沉重的羞耻感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一点从他的遗书中，便可见一斑。他在这封简短的遗书中写道：“给太多的人添了麻烦。因为我的原因，好些人受到了太大的痛苦。今后还会有数不清的痛苦。我的余生，只会成为别人的负担……”

　　韩国前副总理兼教育部长金秉准是另一位被羞耻感压垮的高官。2006年8月2日，上任仅13天的金秉准向当时的卢武铉总统提出辞职，原因是韩国有媒体披露他在担任韩国国民大学教授期间抄袭论文并重复汇报科研成果。这一报道在韩国引起轩然大波，反对党马上要求金秉准辞职，同时指责卢武铉用人不当。

　　可能是因为强大压力，也可能是为了不给卢武铉“添麻烦”，金秉准黯然提出辞职，理由是“不希望再给政府运行带来负担。”

　　“知耻”远不够

　　“耻感文化”一词最初是美国学者鲁斯·本尼迪克特提出的。他认为，西方社会遵循的是“罪感文化”，即通过不断增强个人的“罪感”而惩恶扬善；而压在东方国家头上的“大山”是“耻”，通过公众舆论给犯错者带来“耻辱”感来约束个人行为。

　　这就好比，西方女子可以很轻松地谈论堕胎，而不少东方女子在谈论这一话题时就会显得不自然。东方女性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有过堕胎经历，不是因为害怕触犯法律，而是不想因此产生羞耻感。

　　与西方政治的问责文化相比，东方古国历来讲究“以德服人”，追求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换言之，东方人生来崇尚好的“口碑”，财富和权力固然可贵，但赢得百姓的尊重和认同，才是为官者社会价值的体现和最高层次的幸福。如果有一天，这种社会评价如同掉落的水晶球般碎了一地，对于当事人心灵冲击之大可想而知。

　　“耻感文化”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的高自杀率的现象。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文化中，自杀是懦弱和不负责任的表现，但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自杀是一种谢罪形式，是对失败负责的态度，是值得尊敬和推崇的。

　　曾经有这样一个鲜明的对比，2007年5月，卷入财务丑闻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松冈利胜在位于东京的住宅中悬梁自尽。而就在同一个月，当时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在曝出了“女友门”丑闻后，却恳求世行董事会让其继续留任。他在一封公开信中恳求“世界银行董事会的每个人能公正的作出决定，因为这不仅影响到我个人，也会影响到美国和全世界对世界银行的看法。”

　　现如今，随着世界不断交流与融合，东西方文化之间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现象愈发明显，韩国也在反思这种诉诸于极端的“耻感文化”，而是更多地寻求完善机制、防患未然。

　　例如，在郑烘原提出辞职以后，韩国最大反对党“新政治民主联合”领导人之一安哲秀批评这种做法“不仅完全不负责任还很胆怯”。他指出，总理和内阁首先应该全力处理沉船事故，向民众道歉，并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

　　对于为官者来说，辞职也好，自杀也罢，也许能够平复内心的波澜，却无法让时光倒流阻止悲剧上演，也无助于抹平受害者家属心中的创伤。“知耻”并不是坏事，但更重要的是重振旗鼓，避免失误被重复。正如同郑烘原在总理任内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所说：“我希望我们可以以这场悲剧为契机，解决这些问题，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来源：2014年5月14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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