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如何保证好的公共生活

　　你有机会去影响政治结果时不去这么做，在政治冷漠或者激进之间摇摆，没有中间状态，对于民主体制来说很危险，所以政治冷漠在民主体制下可能会导致民主成为专制的外衣

　　文/刘瑜

　　《独裁者手册》这本书，试图在民主专制的话语体系之外，建立一个解释政治的框架。它把政治分为三个维度：民意选择人、实际选择人和致胜联盟。我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理论：不管是在民主还是专制体系里，一个政治家只会去讨好对自己有用的人。但这并不是说作者认为专制和民主没有区别，而是在专制和民主两种体制下，政治家所需要讨好的人不一样。

　　在专制体制之下，政治家需要讨好的是一小撮人，这一小撮很多时候表现为掌握军权的军队或者官僚体系高层。在专制民主体系下，政治家需要讨好的是选民。选民有民意选民——美国所有18岁以上的成年人都是选民，还有实际选民——那些真正参与投票的人，在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率只有60%多，国会议员投票率也许只有30%～40%，所以我们假定平均投票率是50%吧。还有一个所谓的致胜联盟，在实际投票人中，那些选择了获胜的人，也就是一半的一半，这些人是真正的致胜联盟。那么美国的政治家需要讨好的是这一半的一半。

　　反过来说对美国政治的理解，我们要看美国政府如何讨好这些人，它的后果是什么。美国政治好的和坏的方面，都与这种“讨好”有关。“好的”方面就是公共服务的发达。“坏的”就是“美式腐败”。比如，美国政治中很多腐败其实是局部利益和全国利益的矛盾。我以前书里写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一座哪儿都不到的桥。阿拉斯加某个选区人很少，比如说是5000人吧，但由于这五千人掌握着国会某个议员的选票，对于这个议员来说，他不需要讨好全国人，只需要讨好5000人，所以想方设法弄到拨款造了一座桥，这座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非常低，但它还是被根据政治逻辑造出来了。从全国来说，总统不是讨好一个选区而是全国的选民，但也会出现偏差，因为实际投票人和名义投票人有不同。比如美国老年人投票率远远高于青年人，所以美国退休者协会的力量非常强大，在公共政策决策中，政府会一再地向他们倾斜。所以用这个框架，无论是分析中国还是分析美国，都有相当的意义。

　　对选举制度的操控也是缩小致胜联盟的一种方式。比如对于政治家来说，小选区就比大选区好。一个大选区有10万人，在10万人选三个人，那么对于候选人来说，潜在的他要讨好这10万人。但是把选区划小一点，划成三个选区，每个选区选一个人，那么一个候选人所需要讨好的人会减少，只需要讨好3万多人。所以很多政治家尤其是小党政治家肯定希望划成小选区，因为小选区有利于政治家操控选民。这是一个典型的缩小致胜联盟的例子。至于尽量扩大名义选择人，增加名义选择人被替换的概率，这从美国政治来说也有例子。比如对于民主党来说，特别欢迎更宽松的移民政策，因为移民会使外国的尤其是西班牙裔的穷人能够进来，而这些穷人是支持民主党的，他们能替换掉本国对民主党不忠诚的穷人，因为有些美国本地穷人对民主党的忠诚是不稳定的。比如经济一旦改善了，或者由于宗教、文化原因，他们可能投奔共和党，将更多外来移民人口纳入“名义选择人”对民主党是有利的。

　　没有肮脏的政治，只有懒惰的人民。比如前几年，美国加州贝尔市前市长因贪腐被判刑，该市5位前市议会成员也因腐败被指控。为什么会形成这个贪腐局面？因为一个三万多人的城市，只有一千多人投票，正是民众都放弃自己作为一个公民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的责任，给专制者很大机会为所欲为。又比如前段时间乌克兰的事情，人民群众上街把亚努科维奇推翻了，但2010年左右，乌克兰选举中投票率不到一半，你有机会去影响政治结果时不去这么做，等选上你不喜欢的人又非常愤怒，在政治冷漠或者激进之间摇摆，没有中间状态，对于民主体制来说很危险。政治冷漠可能会导致民主成为专制的外衣。

　　我觉得社会科学既是寻找规律的，也是寻找差异的。寻找规律是找到因和果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但还要找到差异是什么。比如财政危机经常会引起革命，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但我们需要找到的差异是，为什么有一些财政危机带来了民主体制，而另一些财政危机带来的是专制体制的循环？美国独立战争跟英国的财政危机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在美国，财政危机带来的是民主体制，而在中国，财政危机引起农民起义，起义后又是专政体制的循环？我们要努力寻找这些形成差异的条件是什么。

　　美国一个经济学家讲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为什么在某些国家造反激发民主体制？他从造反的阶层、这个国家不平等程度、精英资产的流动性等等角度分析。如果这个国家极端地贫富悬殊，统治者是不会放弃权力的，哪怕殊死搏斗也不放弃，因为民主化意味着有可能把财产全部分掉。还有国家精英所掌握的财产流动性，如果土地是主要财产，土地拿走了就拿走了，如果是现金，可以把资产转移到国外。若是这种情况，放弃权力则更可接受。当然也有另外一些说法，意识形态非常重要，美国革命最后走向了民主，从当时的实力上来说，华盛顿完全可以说我掌握军权，我就专制怎么了？但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因为他受民主、自由的启蒙思想非常深，所以意识形态是很重要的作用。但不管是意识形态还是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要找到那些条件才能够得出一些社会科学领域的规律和差异，这是我对社会科学包括对政治学的理解。

　　纵观历史，民主是偶然的，事实上也是最近两百年才出现大规模的代议民主制度。历史上几千年基本上没有民主制度，例外如希腊，但几乎不算，因为没有奴隶、女性的选举权什么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分析民主制度起源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是什么，我之所以强调社会经济条件，包括文化条件，因为我觉得当我们从一个理性人的角度来分析人们的行为时，要意识到所谓的理性，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里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对中国来说什么是政治的成功？施密特说，政治是区分你我。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政治就是寻找公共生活的可能性。如果这个国家是无政府状态、失控的状态，兵荒马乱的状态，公共生活是没有的。所以我理解的成功政治，就是使好的公共生活得以可能。民主是不是成功政治的条件？在我个人看来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充分条件。必要是因为民主体制里所含有的自治观念，在我看来是涉及人的尊严，是一种道义要求。不包含自治观念的制度，我从道义上是不认同的。但民主制度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时候民主不够完美，可能是因为民众本身也有问题，刚才我谈到政治冷漠，有时候可能不是政治冷漠，而是狭隘，比如以族群忠诚而不是执政绩效来判断、选举政治家——“我就是要选我们姓刘的，管你贪污不贪污”。这种时候，民主就很难保证善治。

　　我没有把所有问题推给民众。有人讲民众可能没有干净的水喝，没有好的医疗条件，怎么能关心政治？我觉得恰恰是因为没有好的生活、好的福利才应该关心政治，这是解决生活中很多问题的起点。当然政治未必能保证你的生活一定变好。比如一个很笨的人不会因为民主变得聪明，或者不会唱歌跳舞的人，也不会因为民主而变得能歌善舞。个人的完善需要个人的努力，但个人努力需要环境条件，要有发挥你潜力的自由环境，才能发挥出这种潜力来。所以生活改善是两步走：首先是公共生活的建设，其次是个人的完善。

　　面对民众常常表现出来的理性不足，我觉得只能寄希望公民理性程度的提高，而这种理性程度的提高可能只能寄希望于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讨论。 ★

　　(本文由本刊根据5月17日《独裁者手册》读书讨论会对谈记录整理)

　　刘瑜

　　(清华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