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向中非共和国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图为中非首都班基的维和人员。CFP

　　□本报记者赵丽

　　□本报实习生单玉晓

　　今年5月29日是第12个国际维和人员日。

　　联合国大会于2002年通过决议，将每年5月29日定为联合国国际维和人员日，以表彰曾经参加和正在参加维和行动人员的高度职业操守、奉献精神和勇气，并悼念为和平事业而献身的人员。

　　就在今年这个国际性纪念日到来之际，传来了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5月24日，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驻达尔富尔特派团维和人员在苏丹达尔富尔遭武装分子袭击，造成1名卢旺达籍维和人员死亡，另有3名维和人员受伤。

　　查阅相关资料，记者注意到，近年来维和人员遇险遇难的事件，已不鲜见。

　　相对于联合国其他国家的维和部队来说，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数量和规模，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那么，中国的维和人员是否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危险？他们的安全如何保障？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可以说，现在维和工作的危险性越来越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傅小强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坦言。

　　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中国在国际维和行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中国参与维和的人员主要有三类，一是军人，二是武装警察，三是警察，军队在维和行动中是主力。”傅小强告诉记者。

　　据中国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作为准备时期的1981年至1990年阶段，中国军队开始对联合国维和行动采取区别对待的灵活立场，并开始逐步参加到联合国的维和机制之中。

　　第二阶段，从1990年开始至2001年，中国军队的维和行动进入适度参与阶段。1990年4月，应联合国要求，我军向联合国维和历史最悠久的中东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了5名军事观察员，从此掀开了我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序幕。1992年至1993年，我军还向联柬临时机构派出了两批共800人次的工程兵大队，这是我军首次派遣成建制部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至今的扩大参与阶段。2001年12月，国防部维和办公室正式成立，统一协调和管理我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工作。2002年，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第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指定了1个联合国标准工程建筑营、1个联合国标准二级医院和两个联合国标准运输连为联合国待命安排部队。2003年4月，我军在加入联合国安排机制后首次派出成建制部队参加联合国刚果(金)维和行动。此后，我军先后向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合国苏丹特派团、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特派团、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等任务区派出维和分队。此次向联合国马里维和行动派出工兵、医疗和警卫分队，我军维和部队规模进一步扩大。

　　经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目前，中国已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在国际维和行动的新趋势与新挑战的应对中，中国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用潘基文的话来形容，他“看到了中国的蓝色头盔部队在帮助世界各地人民摆脱苦难时所展现的勇敢。中国向联合国选派的维和士兵数量超过了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选派的维和士兵人数总和。我十分赞许中国在此方面的贡献”。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提升，我国更积极地参与维和行动，更紧密地为维护世界和平作贡献，这也和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要求是一致的。”傅小强说。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际警务执法学院教授张杰也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说：“在目前愈发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下，我国参与维和能够彰显和提升我们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同时，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积极的外交战略，参与维和行动特别有利于推动我国外交战略的进程。我们国家参与维和行动就是在向全世界表达我们维护世界和平的意旨，是作为大国的一种担当。”

　　面对维和地区的险乱环境，维和人员的人身安全仍是最大的问题

　　傅小强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参与维和的方式有很多种：派出工程兵、参与排雷；为国际维和行动提供后勤保障，比如在海地提供的非战斗警察维持治安活动等。

　　“现在国际社会非传统安全的形势比较严峻，地区冲突也在加剧，并且在发生转移。在这个转移过程中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旦某地区发生冲突，就会有来自其他地区的极端分子参加，这样的状况就会导致国际安全形势的恶化。”张杰说，“对于维和工作，联合国会提供相关任务区，以此来示意哪些地区需要维和人员。这些任务区包括海地、东帝汶、利比里亚、苏丹、刚果等地，我国去年大约向9个任务区派驻了维和人员。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

　　“我国一般会派遣与维和任务相匹配的专业人员，而且在派出前要对这些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包括当地语言的培训、当地民族风情和习惯方面的培训，还要学习当地法律知识。”傅小强介绍说。

　　对此，张杰也告诉记者，在安全保障方面，中国维和人员在出警前都会接受相关培训，然后会根据派驻不同的岗位分配不同的任务，最主要的还是要了解当地的法律，这也是保护自身安全所必须的。

　　即使如此，面对维和地区的险乱环境，维和人员的人身安全仍然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的维和人员一般是一去一年，这些国际维和人员的工作、生活都非常辛苦。以海地为例，当地人员维持治安的能力非常差。而且海地经济非常不发达，老百姓生活贫穷，居住的房屋非常简陋。除此之外，海地经常发生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可以说，生活条件比较恶劣。”张杰说，“此外，海地患各种流行病的人较多，我们的维和人员不能去理发店理发，因为如果不小心出血很可能会感染艾滋病。去海地的维和战士在走之前都要剃成光头，到了那里，战士们再互相帮忙剪头发，真的非常艰苦。”

　　“应当说，参与维和的危险性比较大，除了海地地震那种意外事件，还有一些人为制造的危险因素。参与国际维和的人员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从事这项工作的。”张杰说。

　　据悉，交通意外、恶劣环境带来的伤病考验、针对联合国人员的恐怖袭击、不可预知的民众不满情绪以及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正在成为联合国维和人员面临的五大风险。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康永升看来，缺乏一套完善的维和“规则”是一个国际维和行动需要直面的挑战。“维和行动现有的法律依据是在联合国调解和解决地区冲突的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只是长期形成的习惯作法和惯例，并无一套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和有约束力的规则。传统意义上被一致认同的维和规则——中立原则、非武力原则、同意原则等，在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地被逾越、被动摇。”康永升说。

(揭秘险象环生的国际维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