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台北6月5日电(记者 陈君 刘刚)

　　高四？

　　复读？

　　“哦，我们台湾叫重考班啦。”几经沟通，一头雾水的余小姐恍然大悟。

　　余小姐服务的“儒林升大学补习班”招生处就在台北“补习一条街”南阳街上，从门面上看是整条街最大的，整个一楼大厅都是供学生和家长咨询报名的。夕阳西下，灯火通明的大厅里前来咨询的人寥寥无几，墙上“金榜题名”的往届学生姓名倒是金光熠熠。

　　“台湾重考班的黄金年代早就过去了。”头发花白的孟庆延主任从补习老师做到现在的管理层，入行27年一直在儒林。他说，这几年台湾的重考生越来越少，“你很难想象以前的光景，哪怕3年前也比现在好。”

　　台湾法规明令禁止学校老师有偿给学生补课，即使有也是少数学校暗地里“偷跑”，所以重考班也就成了台湾私营教育机构的独门生意。

　　儒林的招生广告上宣称是全台重考班“第一品牌”。他们的自信不光是在师资力量和重考录取比率上，更来自学生的数量。目前正在就读的重考生有6个班，每班人数都在百人以上，多的班甚至超过150人。当然，这与传说中的安徽毛坦厂中学、河北衡水中学等大陆“高考航母”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孟主任说，在重考生急剧衰减的当下，儒林的学生已经接近全台湾当届重考生总人数的一半。

　　回忆起刚入行时重考班的火爆行情，孟庆延说，他赶上了台湾重考补习业最好的时光。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的十几年，光是儒林的重考班就分成日间和夜间两块，前者学生数没有少于过2000人，多的时候能超过2500人，后者则长期保持在1400人左右。而现在人数减少，日间班和夜间班合二为一，总人数也不到1000人。台湾很多地区性重考班早就招不满学生，撑不下去不得不关门大吉，有的则搬到租金较低的地段另起炉灶。

　　这其中的变化，孟庆延认为，最关键的在于台湾大学录取率急剧升高。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实施教育改革推动“广设大学”政策后，全台大专院校从58所吹气泡似地扩增为目前的162所，大学录取率也从之前的长期低于30%一发不可收拾地跃升至目前的接近百分之百。

　　儒林的张维宪老师说，以前台湾高校录取率低，许多落榜考生为了能上大学不得不复读重考。现在大学增多，一些私立学校甚至招不满学生，应届毕业生只要想读书，哪怕成绩再低也肯定有大学可上，愿意重考的学生自然就大幅下降了。

　　2010年，考生最低原始总分只需10分(3科)就可申请上大学，因而被坊间讥笑为在台湾上大学“十分”容易。当年，台湾高校录取率是97%。

　　“现在来读重考班的学生，大多是想上更好的学校和专业。”张维宪说，他们瞄准台湾顶尖大学的医学和自然科学专业，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大多收入高、地位高、前程光明。

　　已经考上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的翁翊媗说，在台大医技系读了一年书之后决定重考，就是要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希望经过10个月的努力，可以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和对自己的期待，“因为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她说，来到重考班后，几乎就是三四套衣服换来换去，不再化妆，原来的隐形眼镜也换成厚重的玻璃眼镜，“光是思考念书的时间都不够，哪来时间想明天穿什么？”

　　看看重考班的作息表，不难理解翁翊媗所说的“时间不够”。每天7点30分开始早读；8点30分是第一节课，持续90分钟，上下午各两节，之间只有20分钟休息时间；晚上6点40分开始晚自习辅导直到9点半放学；一天之间的午餐、午睡、晚餐、晚睡、笔记检查也都有专门时间规定，整齐划一，每天周而复始。

　　重考班的“学生公约”也堪称严苛，不逊于大陆一些“军事化”管理的高考复读班：在班期间外出，一律向导师请准并填领外出单，未依规定者以旷课论；阶段考试和复习考试期间，事假一律不准，病假一律检附公立医院证明始得销假；背心短裤、拖鞋严禁穿入教室……

　　因为南阳街空间有限，儒林的教学楼设在两条街外的怀宁街。9层高的教学楼里4层以上都是重考班的教室，以便与其他补习班区隔。大楼中庭里有假山鱼池，好让学生能在封闭的环境里放松身心。

　　重考班的教室不大，100多名学生挤坐其间，很少有人站起来走动。教室后方是整墙透明玻璃门，放眼望去，教室里的一举一动，一览无余。除任课老师外，每个班级配备两名导师，分值白班夜班全天候管理。

　　任职10年的导师陈小姐说，还有20多天就是关键的指考(台湾的大学入学指定科目考试，相当于大陆高考)，学生们正在做最后冲刺，气氛紧张不言而喻。不过也有一些幸运儿可以早早卸下重担，他们在今年1月举行的台湾大学学科能力测验中取得佳绩，已经被心仪的高校录取。

　　今年参加指考的考生共有62000多人，比去年减少3900多人，再创历年新低，10年内几乎锐减一半。

　　未来何去何从，孟庆延说，儒林这家30多年的老店只能早作打算，在中学补习业务上加大力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