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呼和浩特6月16日新媒体专电 管得紧了，受约束了，风险大了，当官越来越没劲了。八项规定等禁令之下，一些官员不敢为也不想为，发出了“为官不易”“官不聊生”的感叹。新的官场生态下，官员的“不为”有何表现？他们又有怎样的心结呢？部分深处在基层一线的官员向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诉衷肠，我们且听且分解。

　　得过且过，但求无过

　　一位副县长说：这一任就短短的五年呀，五年后两个县长放在那一对比：谁的政绩大就提拔谁呗！所以哪怕老实人也被逼得小心翼翼地去突破各种底线搞政绩，盖新城上项目，留给后任几个亿的债务也一路光鲜。如果有人告诉我，考核我这一届的最大标准就是绿色，我就不会这么着急招商引资，也就不会来个县长修一次马路。“但现在这么多眼睛盯着你，还真不敢太过冒进，暂且干一天是一天吧。”

　　这位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县长，又想说实话又不敢暴露身份，语气中透着无奈。

　　柳红（化名）今年50岁出头，在乡镇基层工作了20多年，却仍然是一名普通科员。行政级别是最低档，导致她的待遇也一直上不去，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2000元左右。“这么一把岁数，我只求把上面派下来的工作完成，不出差错，就对得起拿的这份工资了。几乎很少主动去想怎么把工作做好，尤其是要面对老百姓的工作，能躲就躲。万一惹出事，咋办？”她无奈地说。

　　海南省昌江县一位干部介绍，自从开展反“四风”、落实八项规定之后，党员干部作风有很大改进，但相应的一些党员干部的惰性也增加了。据他了解，因为节假日政府公车一律封停，一些局长们下基层变得更“罕见”。

　　宁夏中部一位副处级干部说，新规之下，官员们都处在“高风险”用权的环境之中，不仅主动以权谋私不行，而且处处都得防备诱惑。“看着是一个个馅饼，实际上就是一个个陷阱，稍有不慎，就可能掉下去。”他说，为了防范风险，一些官员索性“廉而不勤”了。

　　部分官员“不想为”有苦衷

　　一位贫困县的县长忧虑地说了三遍“不好干”。他坦言：“为官不易”并不能怪八项规定，而是“环境不自主”。一方面老百姓迫切希望一任干部给地方带来改变，一方面上面又让你背负起无限的责任。可是，用人机制并不是看你干不干事，而是看你会不会来事。不求百姓拍手，只求领导点头就好。这个形势下干事情的人会被看作有点“疯疯癫癫”。

　　“总担心试和闯会违法违规，一遇到法律政策瓶颈，就更不敢突破了。”他说，千方百计维稳，缩手缩脚干事最能形容基层干部的心态了，好多事情没有明确的政策依据，也找不到合理的边界，还得时刻提防不能出事，不少官员担心因为出问题而索性不干，这种惰性不可小觑。

　　南部某省一名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从国家层面卫生部与计生委合并后，省级和市县级层面的卫生与计生部门也陆续合并，而部门合并意味着编制减少和领导职务的减少，他发现，一些领导干部的心态也随之发生波动，其表现为，部分能力强、有路子的表现得干劲很大，处处争先夺优，希望合并后能够有个一官半职，而一些没路子的中层、副局长们工作态度明显消极。

　　更令官员感觉作为乏力的一大障碍是机制固化。拿用人来说，一些地方配备干部多数都是考虑“某某干部该解决了”的资历问题，而不是实际岗位的需要。青年人的热情、创造力要让位于人际关系、组织原则。比如，虽然都在提简政放权，却不好放下。以审批权下放为例，某地一个项目跑了十年至今手续未全。

　　“干部不是没有干劲，而是到底该怎么干，什么才叫干得好？是老百姓腰包鼓了，还是项目上得多了？”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旗委书记付瑞峰从乡党委书记一步步走来，感慨颇多。他说，虽然中央强调不唯ＧＤＰ，但地方上还没有一个科学的政绩观考核标准，大家仍是向ＧＤＰ站队。如果干部的思想没有得到转变，很难把事业干好。

　　政绩观不改，“不为”总会有理由

　　在呼和浩特市慧聪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献华看来，一些官员不敢担当，与官场潜规则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比如，上级对下级，哄着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同级对同级，包着让着，大家形成的工作习惯是“唯上而不唯下”，有好处争着上，没好处就退让，这样的干法怎能做出百姓认可的政绩？

　　此前有媒体预测，在高压力和高风险之下，“当官”的魅力正在消退。广东、浙江等地，相继曝出区级领导、公安干部辞职下海。不仅东部沿海地区如此，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干部辞官也陆续发生。在安徽某市，不到半年的时间，先后有四名基层“一把手”干部请求离职。

　　记者采访了解到，辞职的干部主要是“身心俱疲型”和“压力山大型”，繁重的压力让一些干部感到“完全没有兴趣”，甚至是患上明显的抑郁症。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丁元竹认为，当前需要重视基层干部出现的变相不作为现象，既要通过制度建设培育健康的政治生态环境，让官员摆脱不良的官场潜规则，更需要官员自我提升，改变不正确的政绩观，树立敢担当的新风。（采写记者：张丽娜、杨玉华、张亮、王自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