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鹏新书谈与革命元勋交往:有人传我是周总理养子,这不正确
这个初夏,86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国务院前总理李鹏给我们带来了他的又一本新书。
新书《李鹏回忆录(1928-1983)》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版权页上注明的出版时间为2014年7月。
李鹏亲自撰写的这部自传体书籍,时间跨度从1928年至1983年,共55年。全书共16章,48万余字,收入了130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在书中,李鹏除了大篇幅回忆和妻子朱琳相识、相知并共同抚育小鹏、小琳和小勇三个孩子的家庭生活,也记叙了自己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颖超、李富春等革命元勋交往的经历。
李鹏于1928年10月20日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
他的父亲李硕勋曾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省委军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代理书记。他的母亲赵君陶,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留法同学赵世炎的妹妹。李鹏的三姨赵世兰则是党内有名望的老大姐之一,连邓颖超、蔡畅等人都称她为“大姐”。
不幸的是,1931年9月,李硕勋在李鹏3岁的时候就为革命牺牲了。
《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一书中,他回忆了与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陈云等革命先辈交往的故事。
这本书只写到了1983年。李鹏在回忆录的前言里写道:“我还准备继续完成1983年至今的回忆录,包括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20年和离休之后的生活。”
“这一写作任务会更加繁重,我当尽力而为。”李鹏说。
邓颖超称李鹏“兰兰”
1939年,李鹏在成都附近的温江县上小学。当年6月初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从成都西御西街传来的消息:“家里来人了,你赶快回家吧。”李鹏明白,“家里”就是指党组织派人来了。于是,他就叫了一辆人力车,赶忙前往成都。那时候,他还不满11岁。
到了成都的家以后,李鹏推开门进去,只见堂屋里坐满了人,有些人他认识,有些不认识。有一位和李鹏母亲年龄相仿的中年妇女正在讲话,她就是李鹏一直向往相见的邓颖超。
看到李鹏进来后,邓颖超停下来,走到他身边,很亲热地和他拥抱在一起。她直呼李鹏的小名:“兰兰,你都长这么高了。”
李鹏为什么会有一个像女孩名字的小名呢?这与李鹏的三姨赵世兰有关。赵世兰终生未嫁,她和李鹏的母亲赵君陶姐妹间志同道合、感情最深。李鹏的母亲曾向她的姐姐承诺:我将来无论生男生女,为了永不忘怀我们姐妹之情,都取名“兰兰”。所以,赵世兰的老战友如邓颖超、蔡畅对李鹏都称“兰兰”。
邓颖超看到李鹏当天头部包扎着白纱布,惊讶地问道:“你头上怎么受伤了?”原来,就在不久前,日本战机对成都进行了一轮轰炸,李鹏所在的温江离成都很近,巨大的爆炸声惊动了那里的师生。晚上入睡后,李鹏做起了噩梦,梦到日本战机又来轰炸了,大家急忙起来疏散。这时候,他下意识不停地在床上翻滚,一不小心,从上铺掉到了对面床下铺上,后脑勺正好碰在床沿上,碰了一个大口子,流血不止。事后,校医给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和治疗。
听完李鹏简单说了受伤经过,邓颖超愤愤地说:“日本人真是太可恶了。”然后,她让李鹏在一旁坐下来,说等她们开完会,有话跟李鹏说。当时,邓颖超她们开的是川康特委妇委扩大会议。
散会后,邓颖超和赵世兰商量说:“现在大家都在忙于搞抗日救亡运动,兰兰受伤了,他在这里生活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君陶现在正在重庆第三保育院工作,我还是把他带到那里去养伤。”赵世兰听后也同意这样做。
这样,李鹏就跟随邓颖超由成都赶赴重庆。
到了重庆,邓颖超带李鹏住进了曾家岩周公馆。这是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赁的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因此称为“周公馆”。
当时,周恩来已经到延安去了,所以邓颖超就把李鹏安置在她的房间里,和她一起吃,一起住。邓颖超还为李鹏请了医生,给他做了检查,换了药,李鹏的伤口逐渐愈合了。
过了一个星期,邓颖超对李鹏说:“你母亲已经到了重庆,现在阳翰笙同志家里。”于是,李鹏被送到阳翰笙家里,见到了阔别半年的母亲。
随后,出于安全考虑,李鹏又被送到了著名教育家、革命老前辈吴玉章的休养处北碚北温泉。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水力发电。
给李鹏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吴玉章的儿子吴震寰,他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搞水电工程的。李鹏和吴震寰住在一起,他给李鹏讲了很多关于水力发电的知识,李鹏听起来很新鲜,也非常感兴趣。“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水力发电,没想到后来竟成为我终生倾注的专业。”多年以后,李鹏回忆。
“周伯伯”问李鹏:“你还驼背吗?”
1940年秋,李鹏第一次见到了在重庆工作的周恩来。
当时,李鹏正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学习。有一天,他突然接到通知,要他赶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去延安。李鹏到北碚和他母亲赵君陶汇合后,一起坐公交车前往重庆。
他们先到了曾家岩周公馆。这次,他第一次见到了“周伯伯”。李鹏等烈士子弟都亲切地称呼周恩来、邓颖超为“周伯伯”、“邓妈妈”。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兴,对邓妈妈说,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越长越像硕勋了。邓妈妈说,我看更像君陶,大家哈哈大笑。”李鹏回忆。李硕勋是李鹏的父亲,1931年9月牺牲。
见面的时候,周恩来看到李鹏有一点驼背,就用巴掌拍拍他的背,然后又用拳头轻轻敲了敲。他对李鹏说:“可不要驼背,要挺起胸膛,这样身体才健康。”
“这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因为以后到了延安以及在北京再次和周伯伯见面的时候,他都要看看我是否还驼背。”李鹏说。
有一天,周恩来问李鹏:“你在育才学校学习什么功课?”李鹏说:“在社会科学组。”周恩来听了以后,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一张《新华日报》,叫李鹏把社论念一遍。
李鹏很流利地念了一遍。周恩来说:“你能不能把这篇社论的要点给我讲一讲?”李鹏当即根据自己的归纳讲了几点意见,都是比较中肯的。周恩来听后对李鹏大为称赞。不久,这件事情在曾家岩传开了,说育才学校有一个小孩,小小年纪就能背马列主义。
在最新出版的回忆录中,李鹏纠正说:“这当然是误传……我当时只不过是念了一篇《新华日报》的社论和归纳了要点罢了。”
李鹏在曾家岩住了几天,就看到许多统战工作对象和重庆的民主人士纷纷来拜访“周伯伯”。有一次,他看到文化界人士郭沫若、阳翰笙等人,聚集在周恩来和邓颖超居住的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里,一起商谈抗日救国的大事。
周恩来还特别向郭沫若介绍了李鹏,说:“这是李硕勋的儿子,叫李远芃,在育才学校学习。”郭沫若和李鹏的父亲则是熟识,都参加过北伐战争。
李鹏原名李远芃(péng)。李硕勋看到他时,李鹏已经快半周岁了,还没有取名字,赵君陶等着李硕勋来取。于是,李硕勋说:“他在我们李家属于‘远’字辈,就叫李远芃吧。”李硕勋解释说:“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这说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
后来,在李鹏去延安的路上,一起同行的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帮他改名为李鹏,一直沿用至今。
说起改名的原因,李鹏回忆里有详细回忆。有一天,他们在住宿的地方聊天,蒋南翔对李鹏说:“我们到了延安以后一般都要改一个名字,你现在的名字叫李远芃,远是李家的远字辈,芃这个字比较生僻。”蒋南翔建议李鹏把这个名字改一改,李鹏同意了。李鹏说:“那请你给我改一个名字吧!”蒋南翔想了想说:“那你就叫李鹏吧!芃改为大鹏的鹏,这个名字意味着对你的希望,希望你将来为革命、为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曾家岩住了几天之后,李鹏又被安排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住下。这是一座三层小楼,周恩来邓颖超就住在第二层靠东边的一间房子里。
1941年2月,李鹏被转移到了延安,先后在自然科学院补习班、延安大学中学部和延安中学学习。
1943年7月的一天,自然科学院的学生们正在课间休息,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汽车轰鸣的声音,他们都跑出去看怎么回事。只见三辆大卡车在公路上飞驰而过,这在延安是少见的事情,因为延安是没有汽车来往的,人们出行最好的交通方式是骑驴、骑马。
学生们都认为这是周恩来回延安了。
1943年8月2日下午,李鹏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跑到杨家岭周恩来、邓颖超的住处。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三孔窑洞和一间朝东的平房。
李鹏向窑洞走去,门外的哨兵都认识他,直接放他进去了。他径直走进周恩来办公的窑洞,看到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在里面。他们看到李鹏进来都很高兴。
按照惯例,每次见面,周恩来都问李鹏:“你还驼背吗?”果然,周恩来叫李鹏站起来,又朝他背上拍了一巴掌。邓颖超说:“兰兰又长大了,又长高了。”
随后,周恩来问了李鹏学习整风文件的心得。
在听完李鹏的汇报后,周恩来说:“从你今天讲的看来,你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你们在延安学习,也就是在毛主席身边学习,是多么幸福啊。你们的院长徐特立,徐老,他曾是毛主席的老师,也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能在徐老的直接领导下学习生活也是很大的幸福,你要好好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周恩来、邓颖超这次回延安后,李鹏和他们有了更多的接触。
李鹏说,有两件事周恩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是,有一次他到周恩来家,那是周恩来刚回延安的时候,正在整理书籍。李鹏看到有一本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就拿起来看了一下,然后又把他放在书架上了。
不料,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时,他问李鹏:“那本书你是不是拿走了?”李鹏说:“没有,我没有拿。”周恩来看李鹏委屈的样子,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过了一段时间,李鹏又一次去周恩来家。周恩来告诉李鹏:“那本书找到了,委屈你了。”停了停,周恩来又说:“但是我还是要批评你,你没有把书放回原来的位置,以致我一时找不到。”
李鹏说:“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做事是那样的严谨,那样的有秩序,他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件事是,李鹏以后再去周恩来那里,总是看见他在接待来访的客人,好像是外调人员。那个时候,延安的审干运动还没有结束,周恩来对党内的情况非常熟悉,许多同志都和他共过事或者有过接触。这些同志是被怀疑的对象,正在接受审查。
“我看见他每次接待来访的同志,总是那样热情,先请他们坐下来,然后认真听取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并用他那受过伤不能伸直的右臂认真地做记录,然后尽他所知,向来访者或来外调的人说明情况。”李鹏回忆。
他认为,周恩来这种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工作作风,对于解放许多被怀疑的对象和平反许多冤假错案起到了积极作用。
李鹏在回忆录里写到:“周总理、邓妈妈与我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女,不止我一个,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我们都称他们周伯伯、邓妈妈。”
李鹏还说:“我和他们的交往情况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我在重庆和延安的时候,见他们的机会比较多。我回国以后,在东北工作,和他们生活、工作在两地,见面的机会比较少。我每年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往往通过周总理的秘书提出会见的要求,一般都得到了满足。不过因为周总理工作很繁忙,见他的机会少一些,见邓妈妈的机会多一些。”
和毛泽东的谈话
1942年秋,李鹏到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从延安大学出发,步行去杨家岭。那时候,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居住的地方。
李鹏到了杨家岭,找到了陈云。在陈云的窑洞坐了一会后,天色已近黄昏,陈云对他说:“我们去吃饭吧。”
于是,李鹏就跟着陈云到了小灶食堂。在这里,他见到了毛泽东。
当他和陈云正要开始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和江青进来了。陈云见后赶忙站起来打招呼,李鹏也马上跟着站了起来。大家打过招呼后即落座,毛泽东就坐在李鹏的对面,江青则坐在陈云对面。
毛泽东看了看李鹏,问陈云:“这个娃娃是哪里的?”陈云回答说:“他是延安大学中学部的学生,他的父亲是李硕勋。”听了这个名字,毛泽东想了一会儿,似乎不大记得起来了。
陈云这时马上补充说:“他是世炎同志妹妹的儿子。”当听到赵世炎的名字后,毛泽东兴致高了起来,他说:“世炎啊,我们熟得很啊,我们都在大钊同志手下工作过,他是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不过,世炎他们是搞工人运动的,而我是搞农民运动的。”
赵世炎是李鹏母亲的哥哥,李鹏的五舅。
这时,毛泽东又仔细打量了李鹏,停顿了一会,他说:“李硕勋同志我想起来了,他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听说在海南岛牺牲了。”陈云说:“是的,我和硕勋一起在江苏省委工作过。”
这时候,毛泽东又转来问李鹏:“你们正在学习什么功课啊?”李鹏回答:“我们正在学习整风文件。”
毛泽东又问:“你看小说吗?”李鹏说:“看。”他问李鹏:“看什么小说?”李鹏回答:“正在看《三国演义》。”毛泽东问:“你对《三国演义》的哪一个人最佩服?”李鹏脱口而出:“曹操。”
毛泽东听后感到十分惊讶,就追问李鹏:“为什么呢?”李鹏说:“曹操能团结干部。”毛泽东说:“那你举个例子。”李鹏回答:“官渡大战后,曹操取得了胜利,缴获了许多他的属下私通袁绍高官和谋士的书信,但他并没有采取什么处置措施。而是当着这些人的面把这些书信都烧了,因此团结了这一部分人。”
听完了以后,毛泽东点头称是。他对陈云说:“这个娃娃了不起,要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是个人才。”
李鹏后来回忆:“关于《三国演义》的那些评论,其实也并不是我个人想出来的,是一些老同志的议论给了我启发。不过当时我用比较简单和肯定的语言回答了主席的提问,因此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毛泽东和李鹏这次谈话虽然简单,但是含义深刻。
“关于团结干部的那段话,这也是以后毛主席讲过的,要团结一起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承认了错误,并在实际中改正了错误,我们还是要相信他们。”李鹏说。
蔡畅妈妈和“李伯伯”
1941年2月,李鹏和一些共产党员被转移到延安时,进入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被安排住宿。这时候,李鹏看到一位中年妇女向他走来。那人叫了李鹏的小名:“兰兰。”李鹏立刻意识到,她就是“蔡畅妈妈”。
李鹏的母亲赵君陶和蔡畅关系十分密切。在大革命时期,1926年北伐军攻下武汉后,武汉成为当时的革命中心,李鹏的父母都奉调到武汉工作。蔡畅当时是湖北省委的妇委书记,赵君陶则是妇女协会的宣传主任,直接归蔡畅领导,是她的得力助手。
大革命失败后,她们先后回到了上海,赵君陶担任了中央妇委的秘书。后来,有老同志告诉李鹏,当时的中央妇委由“五姊妹”组成:第一位是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第二位是蔡畅,第三位是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第四位是邓颖超,第五位是姓贺,名字李鹏不记得了。
赵君陶在中央妇委工作时,经常带着李鹏到妇委机关。后来,蔡畅告诉他:“那时候你长得胖胖的,两条小腿圆圆的,十分活泼和顽皮,我们都很喜欢你。”
这时候,在延安的蔡畅,已经是中央妇委书记。
接到李鹏后,蔡畅对他说:“你不要住这儿了,到我家里去住吧。”
李鹏跟随她步行来到了她住的地方,那里是中央组织部的所在地,位于延河之畔,河对面就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后来成为中央党校一部的所在地。
在这里,李鹏第一次见到了李富春。
李富春和李鹏的父亲李硕勋是很好的战友。他们在中共江苏省委共过事,李富春曾在江苏省委先后担任过宣传部长和省委书记,李硕勋担任江苏省委军委书记。
此外,李富春和李鹏的五舅赵世炎有着非常深厚的革命情义。赵世炎、周恩来等在1920年春建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1922年6月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法国留学的许多青年同志都是经过
赵世炎,周恩来介绍加入团组织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如聂荣臻、李富春、蔡畅、陈云、李立三、邓小平,很快就正式转为共产党员。
当李鹏和李富春见面时,蔡畅介绍说:“这是你的李伯伯。”李富春高兴地把李鹏抱了起来,说:“你终于回来了。”
当时,李鹏身上有他母亲赵君陶给他应急的60元法币和给蔡畅的一封信。1941年初,李鹏离开重庆的时候,赵君陶就在儿子的毛背心里侧面缝了一个口袋,把钱和信装在里面,又用针线把口缝好。
见到蔡畅和李富春后,李鹏把60元法币和这封信交给了他们。信的大体内容是:我现在决定把我的兰兰送到你们的身边,希望你们抚养他,让他快快健康地茁壮成长起来。李富春和蔡畅夫妇看完赵君陶的信后,难过地留下了眼泪。
后来,李鹏被安排住在李富春和蔡畅夫妇住的窑洞隔壁。
李鹏在延安的时候,李富春和蔡畅夫妇对他多有照顾。
1944年,李鹏到南泥湾参加秋收。一天,他突发阑尾炎,于是就被送回了延安,住进中央医院进行开刀、治疗。
在李鹏住院的第三天,蔡畅就派人给他送了一封信,并且还带了一些食品,里面有馒头片,沙果,还有点红枣,这在当时算是延安最好的食品了。
信中,蔡畅亲切地写道:“你病了,我身体也不太好,不方便来看你,给你送一些食物,希望你好好养病,早日恢复健康,那时候你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再见面,我相信你一定能战胜遇到的困难,好好听医生的话,早日好起来。”
在延安,李鹏还见到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
1941年3月,李鹏刚到延安后不久,陈云就派他的警卫员将李鹏带到了自己住的窑洞。
陈云见到李鹏以后,要他坐下,同李鹏谈话。陈云对他回忆自己与他父亲李硕勋的过往。
他说:“1931年顾顺章投敌叛变,顾是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因此凡是和他有过交往,接触较多的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同志,都有危险。当时的江苏省委就设在上海,除领导江苏省的工作外,还要领导上海党组织的工作。鉴于当时局势十分危急,中央得到消息后,立即通知这些同志撤离上海,周恩来就离开了上海,到了中央苏区。”
陈云接着回忆说:“在同年5月份的一天,我和你的父亲李硕勋,还有王明、潘汉年等同志约在一起,进了一家小饭馆,在一处僻静的角落里坐下来,吃了一顿饭。”
陈云说他当时还嘱咐大家:“为了革命的胜利,大家一定要保重,我们要看一看,今天在座的我们四个人,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饭后,按照中央的指示,他们分头撤离,投入到新的工作岗位。
“如今,王明、潘汉年和我都还在,唯独你的父亲在海南岛牺牲了。”陈云十分惋惜地对李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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