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新华网6月19日刊发一组信用体系建设的报道，让江苏睢宁县再次陷入舆论质疑风潮。该县4年前推出大众信用评级制度时，已被讥为“在发放良民证”。两次质疑的焦点完全一致：政府征信会导致公权侵犯私权。

　　记者在睢宁走访发现，原本为满足商业需求、为银行借贷服务的个人信用制度，当由政府主导后，会出现一系列怪现状：用行政思维设定的奖惩无从落实；将上访定义为信用缺失遭受强烈的社会反弹；信用数据封闭式运作无法服务于更多商业结构。睢宁也在思考，如何引进第三方机构，如何打破政府各部门的信息壁垒。这也是中国要建立信用制度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新京报记者 张永生 实习生 孙贝贝 江苏徐州、北京报道

　　时隔四年，江苏睢宁县再次被舆论包围。此次引爆舆论的，依旧是“信用”二字。6月19日，睢宁县网络科从搜索引擎里，检索出铺天盖地的“信用”字样。媒体和专家学者均质疑，认为睢宁大众信用管理打分评级系统，是给人划分三六九等的“良民证”；对于“获得信用加分可优先低保评选等款项”，学者认为，低保是针对贫困人群的，信用加分跟贫困有何关系？睢宁县的这套“大众信用管理打分评级系统”，自2010年1月1日推行，是当地政府花了80万元开发的征信系统，征集本地14岁以上114万居民的个人信用信息。

　　由于将闹访等行为纳入信用评级，该新政一推出即遭遇质疑。但在质疑后，该新政并未被废置，而是从高调推进，转为低调执行。回顾这4年的执行情况，这项关乎睢宁每个人的信用制度，却鲜有人知道，它竟然还在执行。不少人开始反思，信用评级应该交由第三方独立机构。睢宁当地一名政府人士感叹说，“睢宁的政府版征信，在原点就有问题。”

　　信用评级，鲜有知晓

　　县里的商户、出租车司机许多都不知道，政府在为居民评定信用等级，以及相关奖惩的情况

　　睢宁是苏北一座县城，在县城客运站西侧的东升街，记者向近50家商户询问大众信用管理情况，两三家商户称，他们听过此事，其余则表示没听过。

　　开出租的朱平在圈子里一向消息灵通，可他和多名司机都称不知此事。

　　2010年3月，刊登在《今日睢宁》报上的那份《睢宁县1-2月份大众信用信息减分情况公布》上有被扣分者的户籍地址。

　　6月24日，新京报记者找到双沟镇三友村的李长远，李因个人欠贷12次被扣360分，到了C级诚信警示级别。

　　破败的村庄里，见有人找，李长远一开始很紧张，得知是问信用的事，他瞬间松弛，想了半天说，好像知道这回事，“这些贷款是替我们村原来的村干部王继祥背的，他从银行贷了款，数额太大，就找我帮着背。”

　　他说，2010年前后，银行的人来找他催款时，镇上的干部跟他提过，再不还款会被扣分。

　　根据征信办程卫东的说法，征信办除了从各部门收集居民违法违规信息外，各乡镇、村委也有逐级向征信办上报涉及扣减、加分情况的任务，“比如不赡养老人会被扣分，具体到每个居民，基层才最清楚情况。”

　　李长远说，镇里和村委会知道他是替王继祥背贷款，村里好几个人都在替王继祥背贷款。

　　得知自己真被扣了分，李长远恼怒地说，扣分的事，没人具体通知过他，他也不知道究竟被扣了多少分。

　　睢宁县宣传部副部长艾丹说，加减分的情况，征信办只是有选择地通知一些居民，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被扣分、扣了多少分。

　　420项评定管住民风

　　睢宁县曾经民风失信严重，2009年新任县委书记力推大众信用评级，纠正民风、官风

　　对于实行大众征信管理的初衷，艾丹说，其目的是管民风。

　　2007年之前的30年里，睢宁换了17任县委书记。2008年，睢宁时任县委书记、被称作个性官员的王天琦推行禁酒令，是全国首创，为此处理了18名干部，先严管了官风。

　　艾丹称，彼时睢宁民风失信严重，招商引资来的工程，被征地的农民坐地起价、阻挠施工现象时有发生。2007年时，睢宁还戴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重点管理县”、“金融高风险区域”、“信访高发点”等5顶帽子，常有村民围堵政府、访民占据政府办公场所闹访的事。

　　2009年，睢宁县严管民风先从治理公车、私家车闯红灯开始。睢宁有“谁闯红灯谁牛”的风气，政府发动全社会“随手拍”，将闯红灯者拍下来，在电视台和报纸上公开刊播，“搞得很热闹。”

　　2010年1月1日，《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正式实施，“这套系统既管官风，也管民风。”

　　这套系统的实施细则当时包括420项，每人基本分值被规定为1000分，包括商业服务信用信息150分、社会服务信用信息120分、社会信用特别信息200分，其中社会管理信用信息530分，包括制假售假、家庭道德、社会秩序、交通违法等，此外，闹访、缠访也会被扣分。

　　除此之外，睢宁将居民信用分为A、B、C、D级，A为诚信、B为较诚信、C为诚信警示、D则是不诚信。

　　睢宁征信方法，是将公安、工商、法院、银行等部门违法违规信息收集一处，统一录入征信办的信息平台。

　　照程卫东的说法，以前，一个人在工商有违规记录，但其他部门并不知道，信息汇集后，这个人的所有违规违法记录都能在征信办查到，有助于更全面了解这个人。

　　当时，王天琦在回应媒体时称，制订方案的人都是本地专家。县里成立了一个二十多人的起草小组，来自县法制办、公安局、法院和检察院，县纪委牵头。他们全毕业于专业政法院校，受过法律教育。

　　“这件事是虚的”

　　睢宁规定信用为A者入学、就业优先照顾，D者不考虑救助；有官员表示，均难落实

　　信用评级施行2个月后，睢宁公布情况。这也是睢宁唯一一次公布推行情况。

　　对于这套评级制度，睢宁县政府称，社会各界认可，人民群众欢迎，没有发生任何社会震荡，已初步显现出了具体效果。2010年1－2月农村盗窃发案率同比下降26.8%，公安交警部门查扣酒驾人数同比下降71.4%，闯红灯人、车数同比下降22.8%，交通事故死亡率同比下降26%，贷款按期偿还率同比上升9.3%，农村赡养老人纠纷案件大幅度下降。

　　但4年后，记者再次回访，睢宁一名官员则表示，“这件事，给人的感觉都是虚的。”

　　根据制度设计，信用等级的高低，有相应的奖惩。而这些奖惩通常很难落实。

　　信用被评A者，在入学、就业、低保、社会救助等方面优先照顾，在入党、提干等政审环节会优先考虑；而个人信用到了D级，政审类考察不予考虑，资格审核、执照审核、政策性扶持、救助项目中原则上不予考虑。

　　在政府公布的名单上，王继祥被扣了210分，这名原村干部如今去了镇上的规划办上班，新京报记者多次电话联系，王均未接听，上门寻找，双沟镇规划办的工作人员称王不在。

　　征信办的程卫东说，“这件事实施后，没因为扣分而真影响过谁。”6月26日，程卫东说。

　　评级细则中提到，获得加分的个人，在孩子入园时将受优待。但目前为止，也未听说有人因此获得实惠。

　　睢宁县一名官员说，“县里有个机关幼儿园，只招300人，来了1000多人，家长夜里排队领号，如果这时从后面来个人说，对不起，我信用分高，该排到你们前面去，一群人立刻就能把他打死，这不神经病吗？”

　　这名官员称，这套方案的实操性并不强，比如执法部门发现有商户售假，不可能参考该商户的信用分而执法，“只能依靠国家相关法律去执法，不能说你信用到了一定级别我就吊销你的营业执照，这是违法的。”

　　“说加分优先提干，你不是公务员怎么提干？不当兵谁用政审？”在他看来，受到实际影响的是一些跑路的建筑商，再次参与招投标、承揽工程、贷款时会有限制。

　　6月26日，睢宁县一家银行负责人透露，银行批贷，会查询央行的个人信用记录，其次会参考申请人在本银行的信贷情况，“征信办经常会问我们要居民的欠贷记录，我们银行有时也会去征信办调取申请人的信用记录，但很少以此为据。”

　　睢宁县另一家商业银行负责批贷的部门负责人则直接称，他是从网上知道了睢宁在搞大众信用管理，实际批贷中从未遇见谁因为在政府那套征信记录中有问题而被拒绝贷款。

　　是为方便政府管理？

　　4年前新政推出，遭到社会强烈质疑，认为由政府来评定信用是公权力对私权的侵害

　　睢宁县的信用评级制度一出世，就面临原点错误的问题。由于是政府制定，所以对“信用”的界定带有鲜明的政府立场。也正是这点，引爆了舆论对此的质疑浪潮。

　　按照睢宁规定，招商引资可获加分，闹访、缠访将扣分，有媒体认为，“招商引资和闹访、缠访都跟信用有什么关系呢？”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副教授邵晓莹曾对媒体表示，睢宁版征信中“围堵冲击党政机关、企业、工地、缠访、闹访”扣50分等条款确实给人一种暗示：上访、告状、网上举报在睢宁都有很大“风险”，“信用体系在这里成了一种工具，这无疑是不合适的。”

　　另有媒体称，睢宁政府版征信，可能将个人行为责任扩大化，一个人因为没遵守交通规则被罚分，并不意味着该人会借了贷款不还，这些评价也不应该在其申请国家救济方面受到限制。

　　“外界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政府公权力有可能侵犯公民权利、很多措施都是为了方便政府治理上。”程卫东对新京报记者说。

　　2010年3月底，针对外界的第一轮质疑，当时还是睢宁县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艾丹写了篇数千字的长文，“能听睢宁说句话吗？”发到政府网上。

　　“当时都有点悲壮的意味了。”艾丹回忆说，他在文章里说，睢宁的大众征信管理，既根据法律、法规，又结合外地成功经验，同时也吸收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国际通行惯例，目的是建立、健全以道德为支撑、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强化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能力、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保证。

　　但艾丹的文章没有提及，国外的很多征信机构都不是政府办的。

　　艾丹这篇辩解性的文章未平息舆论，反而换来更严重的质疑，文章很快被从政府官网上撤下来。

　　挨了10多天，风暴才终于过去。

　　从高调转向封闭

　　睢宁政府表示已删除一些项目，但拒绝公开评定细则；目前评级主要用于干部选拔等

　　据睢宁的官员回忆，2010年3月，首套方案被质疑后，时任县委书记王天琦压力很大，最后给出的指示是，埋头搞，不回应，不辩解。

　　同年5月，按照艾丹和程卫东的说法，睢宁修改了《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试行办法》，去掉了闹访、缠访扣分，获得加分将受到低保评选优待等内容，“删除了20来项，基本都是方案中跟国家政策抵触的部分。”

　　“也就是说，一受到质疑，这件事就采取了自我封闭的姿态，拒绝跟外界对话。”6月2日，睢宁一名官员证实，修改方案的事从未以任何渠道向外公布过。

　　6月26日，新京报记者多次请求睢宁县征信办出示他们2010年5月修改后的征信版本，但被拒绝。

　　删除的究竟是哪几项？是不是还保留有类似闹访、低保影响公民个人信用分数的款项？既然删除了，为什么不公布？对于这些问题，程卫东的解释是，修改版本只是在原版本上划掉了部分内容，未再整理打印。

　　艾丹称，县里对这件事很敏感，“我们不想被外界看到后再引发新一轮质疑。”

　　“究竟删除没删除，谁知道？”一名地方官员认为，这种不透明的征信其实是在给睢宁这个政府版的征信政策减分，让本就被质疑的立场和公正问题再蒙阴影。

　　6月26日，程卫东说，到目前为止，征信办收集到的个人记录，虽然名义上对外开放，政府官网上也有居民查询入口，但如果真要查自己的信用记录，还是得跑到征信办。个人只能查询自己的信用记录。

　　民营企业如需查询雇佣人员的信用记录，须带单位证明手续前来，“现在还没有民营企业来查过，个人来查的也很少。”

　　程坦承，这套系统，目前只在干部提拔和国土部门查询招投标人是否有过往失信记录等方面发挥作用，“我们现在是鼓励政府部门先用。”

　　“第三方”渐行渐近

　　中国社会组织弱小，征信工作会遭遇政府部门的信息壁垒；但突破和尝试已在江苏地方上出现

　　征信机构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银行贷款服务，所以，需要有独立、客观的第三方。国务院2013年施行的《征信管理条例》也规定，征信机构应当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设立条件，还要经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睢宁的征信办均不符合上述规定。

　　由于睢宁是政府在完成征信工作，所以今年6月中旬，媒体再次报道睢宁县的该项政策后，再次引发舆论质疑。而质疑焦点和4年前几乎一致。

　　关于饱受质疑的“政府自己征信，信息是否可信”问题，在2010年艾丹的那篇“能听睢宁说句话吗”里，他没提到，征信应由第三方进行，而睢宁做法则是由政府征信，再由政府对个人信用记录作评分、分级。这也是造成当时的网上舆论质疑睢宁“不从根本找原因”的因素之一。

　　6月26日，艾丹称，在睢宁的大众征信管理启动之前，政府也考虑过引入第三方来做大众征信，“可目前也没有合适的第三方做这件事。”

　　他的理由还有，无论国内外，征信工作都是需要向各政府管理部门及金融机构获取公民违法违规信息的，“我们国家各部门有信息壁垒，由企业去问政府部门要公民的违法违规记录基本不可能。”

　　征信办的程卫东说，对于个人信息，政府收集还会继续，但整体向服务方向做，“我们相信，等收集到一定量，肯定会有用处。”

　　但在采访中也能发现，睢宁政府也认识到第三方对征信工作的重要性。

　　程卫东说，征信办已着手将打分、评级等环节去掉，最后形成只记录信息，不发表评价，“这些其实是应该交给第三方去做的。”

　　程卫东和艾丹还告诉记者，目前，江苏省一些地方正在推行的大众征信工作，确实由第三方在做。

　　一条至今仍挂在睢宁县政府官网“诚信睢宁”板块上的消息多少给现实增加了些有趣的色彩，虽然至今睢宁仍是政府自己征信，但在这条信息里，官方称，个人信用报告是由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依法采集、整理、加工和提供给合法信息查询人的一份客观的个人信用历史记录。

(原标题：漩涡中的睢宁县政府版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