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政策老同学曾欲与其打招呼被拒:还是别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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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中文系82级干部专修班聚会照，前排右一为令政策。
山西大学中文系82级干部专修班毕业照。这个班在1981年11月参加招生考试的，1982年2月开课。
1971年夏天，19岁的令政策离开家乡山西平陆，北上省府太原。
其时，他还只是一个毛头小伙。2014年，依旧是个夏天，已经62岁，贵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他，突然身陷囹圄。
从19岁到62岁，40余年，半生征程。从小机要员，到副省级领导干部，再到落马官员，走上仕途的令政策，命运像一条反向抛物线：一路上扬，又重重坠落。
山西大学的普通学生
令政策总是能够成为传奇的一部分。
1952年，从父亲令狐野为他取名政策的那一天开始，他的名字就和哥哥方针、妹妹路线以及弟弟完成联系在一起，惹来不少人的好奇和关注。
1971年，省里要抽调一名机要员，平陆县领导班子为此专门开会研究。经过讨论，读过书，家庭成分好、各方面比较优秀的令政策脱颖而出，获得了这个宝贵的机会。
当时19岁的他很快结束了在家乡平陆常乐镇公社医院给人抓药的日子，离家北上。
1982年，已经30岁的他，成为山西大学中文系干部专修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员，进行了3年的全日制脱产学习，并获得了大专文凭。
若干年后，这个班60多名同学，出了两名副省级领导和至少20多名副厅级以上干部。作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令政策，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
山西大学中文系干部专修班，这本是特殊时期下的特殊产物。
1980年2月，面对十年“文革”给文化教育带来的干扰，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干部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干部教育的地位。
半年后，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举办干部专修科和干部培训班暂行办法的通知》，大专院校开始承担干部培训任务，着力改善干部队伍的文化结构。
为了响应中央号召，1981年年底，首批干部专修班招生在山西大学和太原理工大学分别展开。当时的选拔，主要面向省直机关，报名者入学前必须经过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历史和政治。
如同1971年的那次遴选一样，来自省委办公厅机要处干事的令政策，经过层层筛选后，获得了这个宝贵机会。此前，他毕业于平陆县常乐中学，学历仅为初中。
1982年春天，山西大学毛主席像背后的灰色教学楼里，令政策重返校园。他所在的班，放在今天也会颇为特别——大家工作不同、学历各异、年龄最大的有40多岁，最小的20多岁，被打趣为“老少班”。
不过，“老少班”在学习上可不马虎。两位曾经带过这届干部专修班的山西大学中文系退休老教授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忆，或许是因为之前错失了上学机会，这批年轻干部的学习态度要比一般本科生认真得多。
那个时候，班上同学大部分都是走读，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大家都是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来学校。有一次天降大雪，上课前老师点名，全班没有一人迟到，更不用提逃课了。
另外，由于有了一定阅历，这批学生的思想、行为都比较成熟。他们更善于也更愿意和老师沟通，下课间歇，有的男生还会提上一根烟，和男老师热乎地聊个天。
相比之下，令政策是班上再普通不过的一名学生。在老师和其他同学的印象中，他成绩一般，话不多，也不是班干部。上课时，他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很少主动发言或提问。下课后，他就骑上那辆黑色的“二八”自行车，大约要半个多小时，才能赶回太原府东街的住处。
老实、本分，这是一位令政策大学同学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对他的评价。在他看来，大概是机要员出身的影响，当年令政策讲话谨慎，穿着也很朴素，完全看不出是干部子弟。
不过，他又不是那种木讷古板的人——随着时间推移，令政策也会和熟悉的同学说说笑笑，露出其活泼的一面。
挺进当年的“腐败窝”粮食厅1985年春天，获得大专文凭的令政策回到原来的单位——山西省委办公厅，先后在办公室和文书信息处工作。一年半后，34岁的他首次得到提拔，成为省委办公厅文书信息处副处长。
1991年4月，令政策开始担任山西省委机要局副局长。此时，距离他最早从事机要工作，已经过去20年。
不过，令政策并没有在机要工作上一干到底，6年后，他进入了一个全新领域。1997年9月，他开始担任山西省粮食厅(2000年5月改革后称山西省粮食局)副厅长，为时三年。
“令政策当年是来到了一个腐败窝。”山西省粮食系统一位老干部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透露，当年的腐败，和时任粮食厅长高志信分不开关系。高志信主政山西省粮食系统的十余年间，正是该系统的“问题”逐渐增多、愈演愈烈时期。该系统在监督管理的各个环节上，普遍存在着监管不到位、监管措施不落实等问题。
高志信是山西运城市河津县人，1995年起任山西省粮食厅厅长，2000年5月之后继续担任山西省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曾与令政策同事三年。
令政策初到山西省粮食厅时，山西粮食系统的窝案，已经开始发酵。山西省委主办的杂志《先锋队》刊文披露，高志信在1996年曾提携时任山西省属天津金良科工贸实业公司经理张莉萍出任山西省粮食局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和北京金穗源公司经理党支部书记，后又让其兼任忻州田村粮食储备库主任。
1996年，高志信口头指示张莉萍，在澳大利亚创办富士林公司，天津金良科工贸实业公司投入702万元，其结果造成了467万元的巨大损失。1997年，高志信又指示张莉萍，从北京金穗源公司借给香港高孚公司1000万元，又造成损失453.76万元。1996年12月，高志信指示张莉萍将60万元公款外借，数年后无法追回，就用本单位资金填补。
一位山西省粮食厅的老职工回忆，当年令、高二人共事时，关系和睦，还是老乡，但无证据证明二人有联合违纪行为。
“土壤挺关键。”一位熟悉山西省粮食系统的官员说，令政策本人当年在粮食厅工作时为人低调务实，“但是这片腐败的土壤，对于一个人的仕途发展并不好”。
2000年6月，令政策调至山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开始他的仕途新征程。高志信在粮食系统的违纪行为持续扩大、发酵。根据知情者提供给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情况，一位中央领导人当时曾直接点名批评过高志信。
2007年4月，山西省委、省政府免去高志信山西省粮食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2009年6月9日，山西省纪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高志信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处分决定。
同时，山西省纪委还公布了高志信利用职务便利滥用职权，批准借款，造成国有资产400万元经济损失，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补贴，为自己修碑立传等违纪行为。
令政策的煤改成绩单太原市东后小河12号院，这是山西省发改委的所在地。
2000年6月，令政策来到这里，担任山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一职，进入其仕途最受瞩目的8 年。
和早年在机要岗位不同，身居要职的令政策在省发改委“进步神速”。他用了4年，就从副主任升到主任，开始在事关山西经济命脉的煤炭领域大展拳脚。
2004年，也是煤炭价格高涨，山西煤改刚刚启动之时。
这年4月16日，刚刚任命为省发改委主任的令政策在山西省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对焦炭生产过热和在建项目违规超量现象进行调控。
有关资料显示，为了遏制频发的矿难，山西这一年关闭了4000多座非法煤矿，并将年产3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全部关停。
2005年，在经历近一年的调控后，令政策启用了“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改革路子。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山西省正面临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各类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全面推进结构调整刻不容缓；经济发展软环境不够宽松，改革经济体制刻不容缓；与国际国内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扩大对外对内开放刻不容缓。”
这4个“刻不容缓”，由令政策在2005年初的省发改委工作会议上抛出，旨在给搭上“资源型经济快车”的山西煤炭资源领域的发展敲警钟、泼凉水。
紧接着，当年3月，一份题为《山西省煤炭开采对水资源的破坏影响及评价》的调研报告引起广泛关注。报告指出，山西每采一吨煤，即损失2.48吨地下水，从1949年到2004年，山西共产煤约77亿吨，损失水资源达191亿吨。这份调研，就是在山西省发改委的主持下完成的，其调研结果，为“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调研依据。
煤炭能源改革之路并没有止步，在经历了外力调控、内在整改后，山西省继续为“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财力支持。
2007年，山西开征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该基金是山西省人民政府为实现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而设立的基金，目的是建立煤炭开采综合补偿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为实现山西煤炭可持续发展提供财力支持。
基金的征收主体为省人民政府。省财政部门负责基金的征收和预算管理，省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基金使用的综合平衡和计划管理。当时山西省是国家唯一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试点省份，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为了这个试点，令政策前前后后做了不少努力。
即使离开发改委大院，令政策与煤炭的联系依然没有割断。
2008年，山西省成立总规模100亿元的能源产业基金。有关介绍显示，该基金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推进山西省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建设，构建国际性专业化的融资平台”。
即使升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之后，令政策还是担任了山西省能源产业基金领导小组副组长这一重要角色。
身居要位时的AB面
“高处不胜寒”，随着官位的不断升高，令政策的面目也逐渐变的模糊，得到的评价也有了明显的两级分化。
在山西省发改委工作人员刘明(化名)印象中，令政策就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他属于事必躬亲的类型，所有材料、讲话稿都要亲自过目，连标点符号的错误也不放过。为了修改稿子拖到凌晨一、两点，也是常有的事儿。
“领导那么拼，下面的人谁好意思偷懒？”刘明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坦言，那也是单位上下干劲十足的一段时期。作为“一把手”的令政策，总是跟大家表达这样一个意思——官位不在乎有多高，关键是在工作上做出成绩。
他的另一位老下属，已经退休的山西省发改委老干部王刚(化名)则对令政策表现出强烈不满。在他的表述中，令政策好说空话，比较专横，在位时提拔了不少运城籍干部，也曾为了一己之利滥用职权。
每个人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各异，也很难给出一个共同的答案。刘明也坦言，令政策在省发改委的几年，也是单位矛盾比较集中的阶段。
当时，由于岗位有限、人员众多，山西省发改委陷入干部流动不畅的局面。一些干部长年提拔不上去，积累了不少怨气，直接导致了一些些人对令政策的不满。
另外，自从“福利房分配”取消后，发改委不少人都把买房大事寄托于单位自建。可是，令政策经常给大家口头承诺，房子却迟迟没有动工。一直到2008年以后，他离开发改委，房子才开始建设。
因为建房问题，发改委不少人对令政策充满抱怨，但另一方面看，也足以感觉到令政策在仕途上的小心谨慎。
不过，对令政策大学老师和同学来说，评价又是另外一极：不管令政策当了多大的官，师生情和同窗情始终都在那里的。
自1985年毕业后，山西大学82级中文系干部专修班就保持着每年一聚的传统。只要有时间，大家都会到，还会邀请当年的老师一块儿叙叙旧。
渐渐地，这样的场合能碰到令政策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有的同学会埋怨，令政策架子大，请不动了。也有同学表示理解，认为他工作确实很忙，也可能怕别人找他帮忙。
2007年3月，山西大学中文系老教授何君(化名)距今最近一次和令政策打交道。
当时，为了让即将硕士毕业的儿子去省发改委下属的某学校工作，何君往发改委跑了三次，才有机会和曾经的学生令政策碰一面。
对于老师的不情之请，令政策没有当场拒绝。几个月后，何君还接到了学校负责人的电话，邀请他过去聊一聊。“到了学校，人家才跟我说，今年没有这个进人计划。”喜出望外的何君最后还是被泼了冷水。他一边觉得，向令政策打招呼没起任何作用，一边又有些介怀，为了拒绝自己，还兜了如此大的一个圈子。
对令政策的许多同窗旧友来说，这样的一幕并不意外。大学同学张涛(化名)看到澎湃新闻《令政策平陆往事》(www.thepaper.cn)报道中写到“初中同学去找他连办公室都不让进”的细节，不由得感慨，“他就是这个样子”。
早些年，已是厅级干部的张涛路过省发改委时，也想进去和老同学打个招呼。令政策对此似乎并不欢迎，对他说“你还是别上来了”。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对曾经的老师、同学铁面无私的人，在省发改委老干部王刚嘴里是个偏袒“自己人”，和运城老乡走得很近的领导。
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今年4月，令政策还和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的杜善学一同出席了山西省临猗商会组织的联谊活动。和平陆一样，临猗只是运城市下属一个县，它正是杜善学的老家。
6月19日，令政策和杜善学几乎同时出现在了中央纪委的查处名单上。
热心文化口气却有点大
2008年4月，在成为省政协副主席后，令政策的主要精力有所转移。和此前落马的原山西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一样，令政策变成了一位热心文化的官员。
公开报道显示，他曾多次观看并参与山西省的戏剧文化创作表演，其中包括观看《山西随想》《粉末春秋》《苏武牧羊》《守望》等剧目。同时，他还是大型文献电影《决战太原》的出品人，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的，则是该片的另一位出品人申维辰。
此外，令政策也在最近几年展开了不少文化调研。2010年3月，他到访北京798艺术区，重点走访桥艺术中心、百年印象等艺术机构，考察借鉴了京味儿文化。同年6月，他又赶到晋城市部分旅游文化景区和相关企业单位，就文化产业发展工作进行了调研；同年10月，他还去了沁县调研该县红色旅游，向当地老人详细了解当年八路军高级将领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1年5月，令政策又去了江苏连云港，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考察了花果山海宁禅寺、海清寺等宗教场所……2013年6月1日，作为山西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的他又带领专家组对永济市旅游文化产业进行了一次调研。
“他是确实想做出点事情，就是想得比较简单，话说的有点大。”一位曾经陪同令政策参与调研的山西文化界人士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担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令政策对山西的文化事业确实比较热心，对文化人也很尊重。
不过，和申维辰不同，令政策自己对文化不算很懂，很多想法都显得特别“理想主义”。曾经有一次，他陪同令政策前往山西某地进行文化旅游产业的调研，令政策张口就是，在这儿搞一个项目，要多少地？多少钱？
“没有论证，也不去考虑可行性。”这位文化界人士告诉澎湃新闻，直到今天，令政策对文化产业的很多想法都只能停留在口头，根本无法付诸实践。
从某种程度讲，这又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场景——是什么让一个机要员出身，一向低调、谨慎的官员，口气变得如此之大？
然而，不管外界有多少疑惑，令政策的命运，还是定格在了2014年6月19日17点31分。
那一刻，中央纪委宣布：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一个人要经历多少诱惑，才能使自己忘记初心？
答案，或许只有令政策自己知道。 来源：澎湃新闻网
